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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年味越来越淡,可是,也很难说得清那淡去的究竟是什么。尤其是对我来说,年味总是意味着一个很矛盾的东西。回到农村老家的时候,年味大概就是满屋子男人的烟味,喧嚣,炉灶下面玉米叶燃烧的烟雾,还有狼狗摇着尾巴在路上行走,满地的红碎末中时不时爆开一两个延迟的鞭炮。等到吃饭的时候,男人在炕上面坐着(按例都要你推我搡一番,这个人要坐在这里,那个人不能坐在那里等等,比下象棋悔棋还要急眼,这样的结果往往是连着桌子上的东西都一股脑推得乱七八糟,白酒洒得到处都是),炕下面的女人们对着满屋子拥挤的酒精味骂骂咧咧,但音调又不能太大,否则会惹得坐在上面的那排男人不高兴——他们又比任何人都更在意“喜庆”这两个字。灶台里的同一份菜,总是要盛出来两份,一份端到上面去,一份送入另一间安安静静的、总是有片玉米叶似的窗帘遮光的窄屋子。对面的喧嚷和那个专供女人们吃饭的小屋子只隔着一米,两道门帘,却怎么也传不过来,仿佛二者之间隔着什么更坚硬的东西。
因此,在我印象里,山东的年俗,大约就等于排场。有了排场,就有了年味,没了排场,年味自然就没了。正如酒足饭饱后倒在床头酣睡不醒的人。醒了后,还要带着我去搞一场免费的马戏团巡演,让那些亲戚们看你一眼,笑一笑,然后发点糖,你还没有拒绝演出的权利。就为了这些,小时候极为憎恶过年。期盼着一辆依维柯来把我拉回那个沿海的正常世界。
小学之后,过年基本就都留在了市里。家住市中心,拜年也变成了一套流水线上的程序。大年初一,换上新衣服,并没有什么吃饺子的胃口,然后跟着父母去拜年——七单元二楼,七单元四楼,十单元三楼——尽量在两小时以内结束。上午过去之后,父母再去拜会同事,我一个人留在家里,开电脑,玩玩游戏。以前过年还有许多规矩,例如正月不准剃头,初一不能花钱,不能买白色的衣服帽子等等,现在也统统无所谓了,大年初一游戏厅里到处都是哗啦响。反倒是盘子里的“钱饺子”,小时候总是抢着吃,听热乎乎的硬币从饺子馅里掉出来的响声,如今都搁在阳台上,一盘盘冻得发僵。
□宫照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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