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贲 要让今天的人们恢复对启蒙的信心

　　多年来，旅美学者徐贲在国内公共领域的文章和著述，成为舆论和思想市场中难得的清醒而理智的声音。他强调公共说理、明辨是非、讲究逻辑，以明亮的对话代替暴戾和民粹，回归知识分子的道义责任和启蒙本色，身先示范担当一位公共领域的说理者。

　　尽管，在这个时代，理性的声音日渐被众声喧哗所淹没，知识分子的处境日趋边缘，但徐贲仍然相信启蒙的作用并未过时，相反，启蒙应该是一项与时俱进的未竟的事业。过去一年，他减少了媒体约稿，全身心投入到新书《与时俱进的启蒙》的创作，试图重申启蒙对当下社会的价值。因而，过去一年，他的读书和思考也主要围绕启蒙的主题来展开。

　　1 启蒙不是万能的，但改变过世界

　　新京报：你最近在读哪些书？

　　徐贲：过去一年，我一直在忙着完成一部30多万字的书稿《与时俱进的启蒙》，所以阅读的书籍大多与这部书稿有关，其中大多数又与18世纪启蒙运动或启蒙本身的研究有关。

　　从20世纪上半叶到21世纪头20年，对18世纪启蒙运动的研究经历了从贬低到重申的重要变化。21世纪初至今，国外已经出版了不少重申启蒙及其基本价值理念的著作，其中比较重要的包括Stephen Eric Bronner的《重申启蒙》（Reclaiming the Enlightenment)，John Robertson的《启蒙之辩》（The Case for the Enlightenment: Scotland and Naples)，Daniel Edelstein的《启蒙：一部生成史》（The Enlightenment: A Genealogy)，Anthony Pagden的《为何启蒙今天依然重要》（The Enlightenment: Why It Still Matters)，Jonathan Israel的启蒙三部曲：《激进的启蒙》（Radical Enlightenment)、《争夺启蒙》（Enlightenment Contested)、《民主的启蒙》（Democratic Enlightenment) ，以及《思想的革命》（A Revolution of the Mind) ,史迪芬·平克的《当下的启蒙》（Enlightenment Now）。这些书有的以前读过，这次拿出来重新读，有的是最近才读到的。

　　新京报：过去一年，读到的最好的书是哪一本？

　　徐贲：对我来说，没有最好的书，只有最有用的书。所谓“最有用”也是一时的，与当时的思考和写作有关。我读平克的《当下的启蒙》就是这样，这本书在美国有许多争议，但我觉得对我有用，这就足以让我满意。

　　平克先前写过一本《人性中的善良天使》，已经翻译成中文。他在书里断言，现代社会的暴力已经下降，也曾经受到类似的批评。我不同意他的这个下降论断，也为此写过专门的文章，收在《经典之外的阅读》里。暴力是虐人的方式和人受虐的原因，是会积累的，正在越来越翻新和增加。启蒙是启智的方式和人明白的状态，也是会积累的，虽然不一定表现出来，但会在心里发生变化，也就是人们所说的“揣着明白装糊涂”。因此我认为，平克在《人性中的善良天使》里所说的暴力在下降是错的。平克在《当下的启蒙》里说启蒙改变人心，人变得越来越明白，而明白就是一种进步，那是对的。

　　平克在《当下的启蒙》里说，以理性、科学、世俗人道主义为三大标志的启蒙，已经为人类带来了长足的进步。许多批评者认为这个观点太乐观了，因为功利和工具理性造就了20世纪的专制和极权，科学可以把摄像头送进我们的卧室，监视我们的一举一动，人道主义可以成为干涉别国内政的借口，等等。当今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他的特朗普主义更是让许多人有历史倒退和倒行逆施的感觉。18世纪以后，人们对启蒙寄予无限的进步主义希望，由于希望经常落空，人们开始怀疑起启蒙本身的作用与价值。平克的书是对反启蒙的反驳，因此被称为“反反启蒙”。

　　让我感兴趣的倒不是平克这种“反反启蒙”立场本身，而是他为历史进步所提供的长镜头观察。我觉得，他的论点不应该狭隘地理解为“启蒙已经让当下有了进步”或“当下已经很好”，这会与许多人的生活经验或体验严重不符。历史发展会出现倒退，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启蒙没有改变过这个世界，我们能感觉到倒退或倒行逆施，就是因为我们已经被启蒙，否则我们不可能有这样的判断。若不是因为被启蒙，我们可能会轻信盲从，甚至会以为倒行逆施是进步。

　　启蒙不是没用，而是还不够，或是作用还没有显现出来，或是不能对某些人和事发生作用，或是尚未产生足够的力量，还阻挡不了某些人的倒退和倒行逆施。启蒙不是万能的，我们需要更多地了解启蒙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这也就是为什么我愿意花许多时间与精力，来写一本重申启蒙的书。

　　因为有稿约的任务，我在2018年还读了一些与启蒙没有直接关联的书，也都很有收获。值得一提的是2018年8月才出版的《第三帝国的游客：法西斯的崛起（1919-1945）》（Travelers in the Third Reich: The Rise of Fascism:1919-1945），作者是英国历史学家和传记作家朱莉娅·博伊德（Julia Boyd）。这本书是近年来研究希特勒时期普通人“幸福生活”的著作中的一种，专门讨论纳粹时期到德国旅游的外国访客对德国的印象和看法，在英国和美国受到普遍好评。上世纪30年代是纳粹从崛起到鼎盛的辉煌时期，也是外国游客，尤其是英美游客云集德国的时期。德国有完备的旅游条件、最好的公路、美丽如画的自然风光、中世纪色彩迷人的小镇、第一流的音乐和歌剧，启蒙运动的高雅文化与前卫的爵士俱乐部文化交相辉映，还有各式各样的酒店舞会、温泉和裸泳嬉戏。所以，这些旅游都价格低廉、经济实惠。

　　就在外国游客享受这一切的时候，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对纳粹德国正在发生的不祥状况——反犹主义暴行、集中营、军事扩张——视而不见。这并不全是由于他们主观上的冷漠和自欺，或者故意充耳不闻、视而不见，而是因为纳粹统治下的旅游文化呈现出一种“正常”和“党化”同时并存，相安共处的景象。希特勒时代的德国日常生活全面纳粹化，专制统治向每一个社会和文化领域渗透并进行控制，但对外国人开放的旅游，却故意营造出一派世外桃源的正常景象。正是由于这种表面的“正常”与实则的“党化”交织在一起，外国游客很容易就把一个党化的德国当成了正常的德国。人们常说旅游是一种“眼见为实”的体验，真的是这样吗？为什么旅游让我们看不到的东西反而比看得到的东西更多，而看不到的部分却更为本质？这正是我们在阅读《第三帝国的游客》需要思考的问题。我希望有人愿意把这本书翻译成中文。

　　2 启蒙正遭遇人们对进步的普遍失望

　　新京报：你最想写出怎样的一本书？大致会怎样去构思这本书？

　　徐贲：就是刚刚已经提到的《与时俱进的启蒙》，这本书刚刚脱稿。就我所知，这是中国第一部论述重申启蒙而不只是介绍启蒙的著作，围绕着为何重申、重申什么和如何重申展开。本书通过对18世纪英、法、美、德四种不同启蒙的交叉比较，抽取出四对与今天启蒙有关联的中心议题：英国的自由与保守、法国的理性与革命、美国的制度与人性、德国的国家与普世。18世纪，这些观念冲突形成的是君主制与共和主义的对立，演变至今便是专制与自由的对抗。既是出路又是死路的“开明专制”成为这二者的妥协方式，也是本书论述的一条主线。18世纪那些偏向共和主义的启蒙哲人，把愚昧和轻信视为人的退化和压迫的主要原因，愚昧和轻信今天仍然是实现民主、平等和个人自由的头号敌人。我在书里重申启蒙，关注的不只是过去不同启蒙传统中多彩各异的思想和观念，而且更是它们所孕育的多种不同价值观及其对今天世界可能产生的社会和政治影响。

　　与上世纪80年代初相比，要让今天的人们恢复对启蒙的信心，已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启蒙正在遭遇人们对进步的普遍悲观失望、对善恶判断的犬儒主义，以及四处弥漫的价值虚无主义。这是一个不幸的现实，但我们没有理由放弃启蒙能让世界变得更好的希望。英国哲学家罗素说，在逆境中保持希望是一项非常艰苦的工作。他在自传的最后部分写道：“为了保护我们世界的希望，就需要我们有智慧和活力。在那些绝望的人群中间，缺乏的经常就是活力。”启蒙就是为了在死水微澜的生活世界里激发这样的思想和精神活力。

　　新京报：过去一年，你觉得最失望或最被高估的书有哪些？

　　徐贲：我无法及时看到国内出版的书籍，所以谈不上对哪本书特别失望。我只是觉得，国内翻译出版的一些著作有的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版的老书，固然都是很好的著作，但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观点都嫌老旧。例如，彼得·盖伊的《启蒙时代》上下卷是1966年和1968年出版的。但是，2015年翻译出版后，国内对这些著作的评价却似乎把它当作代表当今启蒙学术研究的最高峰，这对今天的读者可能会有误导。单单知道这部书，很难估计它对今天中国读者的价值，需要与其他类似的书有所比较才行。就我所知，我前面提到的那些关于启蒙的著作，都还没有翻译成中文。如果翻译了，我想读者们会对盖伊的书有一个更客观的评估。

　　又例如，美国保守主义代表人物之一拉塞尔·柯克（Russell Kirk）的《美国秩序的根基》是1974年出版的，书里的思想形成于上世纪50年代，在这之前他曾经出版了《保守的心灵：从柏克到艾略特》，基本思想已经在那里了。《美国秩序的根基》2018年翻译成中文，受到热烈推崇。我想这大概与国内的保守主义热和柏克热有关。这是一本值得一读的书，但需要放在特定的历史和文化环境中来做客观的理解，而不应该上升为某种“理论”、“主义”或“原则”。当然，这样的问题不在书本身，而在于怎么阅读、介绍和评价它。

　　国内有人推崇《美国秩序的根基》，似乎是为了证实英国保守主义对美国革命的历史影响，进而暗示保守主义对我们今天的价值。这样的推导或期待可能造成对自由思想资源的误判。柯克在这本书里只讨论了四位影响美国建国历程的18世纪思想家：孟德斯鸠、布莱克斯通、休谟和柏克。一位法国人，三位英国人，用柯克自己的话来说，选择这四位，是因为孟德斯鸠“吸取历史知识的惨痛教训”，休谟“鄙视理性崇拜”，布莱克斯通的法学思想重在“先例和惯例”，而柏克则是“倡导中世纪和基督教以及经典信念的传统”。他们共同的特征是强调经验、常识、传统、习俗，反对理性崇拜、抽象观念、冒进创新和乌托邦式的改天换地。

　　但是，18世纪英国的保守主义和自由有其不可复制的特殊性，伏尔泰在英国看到的那种自由令他心仪不已。他是一个普世主义者，认为确实存在超越时空的、普泛的理性社会模式。所以建议别的国家试试看能不能种活英国式自由这棵“椰子树”。但是，即使在他那个时候，已经有一种广为流传的观点，那就是，英国的自由是古老的，可以说是天然地流淌在英国的血脉和土地中。孟德斯鸠虽然公开赞扬英国的自由，但私底下多有保留。尽管孟德斯鸠也信奉普世的价值，但他相信英国的法律、政治体制是特殊的地理和气候条件下的产物。

　　19世纪法国学者泰纳（Hippolyte A. Taine）不仅不赞同伏尔泰的椰子观，反而认为，在别国效仿英国体制的结果是“怪异的”——除了在荷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他说，不可能有别的结果，因为一个国家的国体是个有机现象，有如一个生命体。你可以模仿其外表，但你绝不可能同化其本质。法律、宪章和习俗取决于古老的习惯，这些“就像盘根错节、扎得很深、隐不可见的根系”。英国政府的稳定是“牢固地植根在整个国家的土壤里的，无数活纤维的末梢开出来的娇美花朵”。

　　在今天的中国，以英国式自由的保守主义来为中国未来转型提供思想资源甚至蓝图可以说是水中捞月，缘木求鱼。

　　3 好文章应有普遍的社会启蒙作用

　　新京报：最近读到什么文章或观点让你记忆犹新？有哪些作者特别值得推荐给大家？

　　徐贲：2018年9月初我读过一篇文章，至今仍然记得，是蔡朝阳的《开学第一课，给家长最深的恐惧》，作者曾是一位中学教师，当然比不得大牌教授来得知名。

　　蔡老师写这篇文章的缘由，是2018年秋季开学的央视第一课，为了确保学生在家收看节目，有的学校要求家长拍摄孩子看节目的照片，有的学校则要求孩子在看完节目之后撰写观后感。但是，在上课之前，却有十几分钟与“第一课”无关的广告，对此许多家长表示不满，央视也公开道歉了。

　　我之所以记得蔡老师的文章，是因为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的启蒙。今天的启蒙需要在真相、认知和观点三个层次上进行。蔡老师想要问的，是他要特别告诉他的读者，让读者知道他们原本不知道或不明白的事情，这就是启蒙，至于是在哪个层次上的启蒙，让我们一步一步来看。

　　蔡老师的文章是写给家长们看的，他没有对上课该不该有广告这件事多费唇舌，他直接进入了认知启蒙。对有常识的、神志健全的家长们来说，就“众所周知”的事情做启蒙是多余的，无异于贬低他们的智商。央视的第一课把广告收入放在学生需要之前是不对的，这是众所周知的，所以蔡老师不讲这个，他要讲的是许多人或许还不明白的事情。那就是，开学第一课，给家长带来的“恐惧”。

　　蔡老师一下子从这件事里抽取出一个具有普遍性的认知概念“恐惧”，这正是认知启蒙所需要做的：将经验提升为概念，从特殊来认识一般。开学第一课，家长为什么恐惧呢？为什么还是最深的恐惧呢？那是因为，如果你是一位家长，你会害怕你的孩子因没看第一课而忤逆了班主任的意思。

　　首先，这倒不是说，不看第一课就一定会有什么严重的后果，但你永远不能排除会有这样的后果。而只要孩子在学校，你就断然不敢冒这个风险。所以蔡老师说，“最令家长担心的，不是后果本身，而是，我们不确定会有什么后果。这个不确定，才是最深的恐惧的来源”。这也就是俗话所说的“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这个“怕”与事实上有没有被偷并没有直接关系，你被偷过，会害怕；没被偷过，你也照样害怕。除了害怕，你没有别的选择。这是一种多么可怕的恐惧！

　　蔡老师还含蓄地向每位家长提出了另一个更高层次的问题：作为一个成年人，怎么看待恐惧？你无所谓吗？你憎恶恐惧吗？你以什么理由憎恶恐惧？把你自己放进问题里，对此有所思考，这是摆脱加于自身的愚昧和不成熟的第一步。你对恐惧的憎恶一旦被唤醒，你就会产生或接受这样的观念：恐惧是邪恶的，用恐惧控制他人是错误的，人应该有免除恐惧的自由。这便是观念的启蒙。

　　接下来的问题便是，我该怎么办？我对这样的恐惧负有怎样的个人责任？蔡老师并没有现成的答案提供给家长们。

　　蔡老师的文章一共才1000多字，我的阅读感想反而长得多。我想，好文章就应该是这样的，它让你思考，也有普遍的社会启蒙作用。这样的文章现在并不多见。

　　新京报：如果让你在一份文学刊物开专栏，你会设立怎样的主题？

　　徐贲：我觉得，办一个“文学与心智启蒙”的专栏，应该是件有意思的事情，文学是离不开人性观察和分析的。所谓人性，无非就是人的心智活动和行为结果，但是，我们对自己的心智又有多少了解呢？如果说文学有理由存在下去，那一定是因为文学还能够让我们对人性和人的心智有更深刻、更周全的认识。

　　我一直对人的情绪和情感如何影响理智和判断的问题抱有兴趣，我关心这个问题是因为它与人的自我认识有关，我在《听良心的鼓声能走多远》一书里有一个“幽暗人性与心智启蒙”的部分，讨论情绪如何影响人的个人行为和社会道德，不过大多数都是论述性的文章，如果有机会与文学表现结合起来，一定更能开拓思考的空间。例如，反腐审查中要求贪官重读自己的入党宣誓，重温初心，那么，他们痛哭流涕、捶胸顿足就真能表示有了内心忏悔吗？又是为什么呢？又例如，人们向往浪漫爱情，那么浪漫爱情又是为了证明什么呢？我有一篇谈这些问题的文章，会发在今年第二期的《随笔》杂志上。这样的问题如果能在文学中处理，一定会有更多的普通读者，也会有更直接的社会优化作用。

　　我们对自己的情绪和情感有所认知，可以由此更好地明白哪些是人的本性中容易出错的地方。17世纪英国教育思想家让·盖拉德（Jean Gailhard），把厘清“人的本性中出错的地方”当作人的教育和匡正人性的根本。确实如此，因此我很重视认识情绪和情感的心智启蒙作用，我认为它的意义决不次于理智的启蒙作用。

　　采写/新京报记者 徐学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