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小瑜 以“极简”的方式谈历史，是可怕和可笑的

　　彭小瑜是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长期从事教会史和教会法研究。他的主要学术著作有《教会法研究——历史与理论》（商务印书馆，2003）和《基督教与近代西方民族国家》（社科院世界史所多卷本世界史第17卷，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但谈及自己最满意的作品，彭小瑜却举出201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时评集《社会的恶与善》。他认为：“做历史研究是为社会服务的，偶尔分出一点精力，以更加直接的方式关心他人，是应该的。”

　　1 历史学者不读文学作品是危险的

　　新京报：你最近在读什么书，为什么读它？

　　彭小瑜：媒体近些年做过很多读书栏目，推动大家读书。不过面对读书栏目提出的问卷，我其实还是犹豫的，因为读书人读书经常是出于教书和研究的目的，为了“有用”，并不一定有指导大众的文化意义，更不一定有道德高度。读书人的品位也不一定高。我最近常写一些书评，主要是针对我自己觉得有意思的书，譬如瑞恩写的一套二战史，包括《最长的一天》《遥远的桥》和《最后一役》。我读过很多战争史，因为一直在研究基督教社会思想史，希望探索历史上的战争与和平问题。

　　新京报：2018年你读到的最好的书是哪本，为什么？

　　彭小瑜：其实我觉得我在2018年读的书里面，最让我印象深刻并希望推荐给读者的，就是瑞恩写二战的《最后一役》，也就是攻克柏林的战役。原因是，在认真读完这部书之后，一个有理性的读者应该会极度憎恶战争，不再随意说什么“消灭”敌对方之类的言论。这些言论在网络上现在实在太多了。把战争史写成对和平的渴望，而不是写成仇恨的宣泄，是瑞恩非常受人尊敬的原因。

　　新京报：床头/案头现在放着哪些书，为什么读它们？

　　彭小瑜：我是毛姆和杰克·伦敦的“粉丝”，经常看他们的小说，收集了他们几乎所有的原版作品。我也经常看高尔斯华绥的散文和小说，还有张恨水的书。这些有的已经不是当下流行的作家和作品，所以我的品位说明我确实有点“落伍”了。一般教书的人可能不太看通俗小说，即便经常看，可能也不好意思说，不过我有时还是读一点，包括上了《纽约时报》排行榜的惊悚小说。我个人觉得，历史学者不读文学作品，不仅文字会乏味，情感也会干瘪猥琐，其实是很危险的。

　　2 对翻译的人文社科著作的质量很不放心

　　新京报：你最欣赏的作家有哪些，为什么？

　　彭小瑜：这取决于从什么角度去欣赏。现在大家常常谈这个问题，我们学校图书馆也经常请老师推荐阅读书目。这个问题很有趣，也很难办，因为在推荐的时候，以及在告诉别人自己最欣赏的作家是谁的时候，大多数人可能多多少少会考虑如何顺应大众的心情和品位，不会有很多人说出惊世骇俗的心里话，如果他们心里真的有这类想法。譬如有人说很喜欢鲁迅，大家就都没意见，但未必是真话。

　　新京报：你最期待哪位/哪些作家出新作品，为什么？

　　彭小瑜：我读本科的时候学世界史，用的是上个世纪60年代编写的《世界通史》。后来陆续出了一些新的世界史教材，大致轮廓还是一样。我们的世界历史教材对史学史和相关的思想史一直不太重视。这很不好，因为中国读者和学生对外国史通常很陌生，一部缺少思想史背景的外国史教材不利于我们认识外部世界。不能把握思想史的基本线索和内涵，很难对制度和历史进程有透彻清楚的理解。所以我希望我们能有一些把思想史和史学史交代清楚的世界史教材。教材不应该写成编年史和“流水账”。不过很遗憾，过去很多历史教材是那样的。

　　新京报：2018年最令你感到失望的书是哪本/哪些，为什么？

　　彭小瑜：我对一些译自外文的人文社科著作的质量很不放心，觉得译文错误太多，中文表达也不好。现在很难找到好的译作。不好意思说有哪些书被译得很糟。学术界不承认译作是成果，译作的稿费也不高。这是两个影响译作质量的关键问题。如果能够解决其中一个，局面就会大不一样：把译作看作是学术成果，可以让高水平学者安心做翻译；大大提高稿费，可以让专业的翻译家能够靠翻译养活自己和家人。

　　新京报：你觉得2018年有哪本/哪些书被高估了，为什么？

　　彭小瑜：近年不断在出版“极简”的各种历史书，似乎销路还不错。历史最怕被简化，因为历史本来就很难说清楚。如果以“极简”作为亮点来普及历史知识，是一件极其可怕和可笑的事情，起码会让人很担忧，让人担心作者会在“极简”之中顾此失彼，读者会因为“极简”的叙述产生很多误会和错觉。

　　新京报：对你影响最大的书有哪些，为什么？

　　彭小瑜：回答这个问题，有厚着脸皮冒充“人生导师”的嫌疑。

　　新京报：最想邀请哪些人去你家做客，为什么？

　　彭小瑜：请人来做客，如果不是亲戚朋友，会耽误别人的时间吧？

　　新京报：最近读到的什么著作/观点让你印象深刻/叹赏/意外？为什么？

　　彭小瑜：李新峰教授的《纪事录笺证》其实是一部深刻厚重的社会史专著。《纪事录》原书只有40000字左右。李老师的注释和阐释却有40多万字，核实铺展了原书所刻画的朱元璋以及元末明初其他政治人物“凶残酷虐之事和拙朴鲜活之态”，让“读者莞尔捧腹之余，或有化屠夫残忍为一笑的内不自在”。

　　3 大家应努力营造一个读书的氛围和环境

　　新京报：你自己的著作里，最满意的作品是哪本，为什么？

　　彭小瑜：我写过关于中世纪教会法和美国天主教会历史的著作，各有40余万字。不过我也写过很多间接论及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的评论文章，结集出版为《社会的恶与善》一书。这可能是学界一部分朋友觉得我不应该花时间去写的东西。不过这部书在某种意义上是我自己很满意的作品。我从来都觉得做历史研究是为社会服务的，偶尔分出一点精力，以更加直接的方式关心他人，是应该的。

　　新京报：2019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一百周年，文学在新文化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如果让你在今天做一份文学刊物的执行主编，你会怎样设计栏目？

　　彭小瑜：五四运动前后以及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不光有很多好的作家，他们也有众多的读者。如果我现在主编一份文学刊物，我愿意做的第一件事是批评碎片化、快餐化的网络文字和文学。网络媒体的现状让我觉得，那里还不能够产生我们可以流传给后人的厚重和正面的文化遗产。未来的情况，现在还很难预测。到了《星际迷航》的时代，人们真的都不看长篇纸质书了？即使到了那个时代，人们也得读庄子、亚里士多德和马克思吧？在手机上或者其他电子设备上读？用什么诡异的科技手段将传世名著几秒钟传送和存储到人们的大脑？目前传统媒体面临的困难真的来自技术的变革吗？还是因为我们大家在肤浅、短视和急躁中轻易地在市场面前下跪了？五四以来，我们老是担心没有跟上时代，“落后”就被批评，就让人焦虑，我们有没有跟得太紧太急促的毛病呢？

　　新京报：你觉得一个平时不读书或不怎么读书的人，是否有可能妥当地安排自己的人生呢？可以请你谈谈读书和生活的关系吗？

　　彭小瑜：在个人的层面，好的人生应该和是否读书是没有关系的，和文化教育程度高低也没有关系吧，因为总会有人没有条件和时间读书，却能够做一个善良的人，拥有一个自己幸福并造福他人的美丽人生。但是在社会的层面，大家应该努力营造一个读书的氛围和环境，推动教育平等和社会平等，让每一个人无论从事什么职业，无论地位高低，都有能力和有闲暇读书，欣赏人类文明最灿烂的成果，让善良和美丽的思想有更广泛更深入人心的传播。我们现在越来越重视教育平等和社会平等，我想我们在不远的将来看到的美好画面会是这样的。

　　采写/新京报特约记者 寇淮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