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人博 人文，是人之为人的根性所在

　　在1979年考入西南政法大学后，王人博开始了法律研究的道路，尤其专注于宪政理论和宪政史的研究。身为法学教授，王人博一直喜欢阅读和思考。在他的理解语境中，一个教书人如果自己不读书，心里也会多少有些不踏实。

　　爱德华·萨义德曾说，“要维持知识分子相对独立，就态度而言，业余者比专业人士更好”，这也是王人博的信条。在知识分子的意义上，“业余者”是个地地道道的读书人，除了忠于自己因读书而获得的智识之外，任何立场都与他无关。新书《你看我说：一个法学者的人间情味》就是根据他多年思考和分享整理出的图文集。

　　1 中国的问题不是如何“想”，而是如何“做”

　　新京报：最近在读的是哪本书？

　　王人博：最近在读《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读这类书的想法有点复杂，用一两句话不好概括。这样说吧：根据自己的年纪和阅历，我对“思想”的关注度明显下降，而热情转向对“行动”的思考和阅读。中国不缺乏思想者，晚清以来便是如此，因为有个现成的老师——西方摆在那里。把西方的某种思想借取到中国，提出改造中国的方案也不稀缺。

　　为什么再好的思想在实践层面总是变形走样？中国的问题不是如何“想”，而是如何“做”。“做事”或者做成一件事，更需要智慧、技艺和勇气。说说容易，做起来难。在中国要作为一个好的行动者，他需要动用各种知识和能力，包括处理各种人际关系的智慧和技巧。与上打交道是一回事，与同事打交道以及与下打交道是另外一回事。

　　就拿戊戌变法这个事件来说，研究张之洞就比研究康有为重要。康有为主要是“想”，而张之洞作为晚清重臣的封疆大吏如何“做”，更值得去研究。因为再好的思想要发挥实效就必须落实到行动层面。行动者往往有丰富的经验，有处理各种人际关系的能力，更明了现实是怎么一回事。这一点，因为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比其他任何国家处理起来都要难。臣子跟皇上如何说话就是一个大学问，包括奏折。人有激进、保守、持重之分，如何与他们相处做成事情也是一门大学问。之所以转向“行动者”阅读，还是受日本学者沟口雄三的影响。他说过，张之洞的《劝学篇》是他积四十多年的官场经验的呕心之作。这句话打动了我。没有实践的经验得失，是决计写不出不温不火的《劝学篇》的。

　　另一个来源是重读鲁迅的《阿Q正传》。鲁迅在这个文本中，使用的每一章的标题都可以看作是“思想之名”，包括这个文本的序章。“正传”本身就是中国“思想之名”的一个反讽。然后再根据每个“思想之名”去写“阿Q”这个行动者如何行动，包括“他”的所思所做。思想是某种既定的意识形态，而阿Q正是在这种意识形态的支配下成了一个反讽式的行动者。所有一切既定的意识形态包括革命在内，在阿Q那里都统统失效。思想真是做了孽，它许下了愿，却为了要人的命。

　　新京报：阅读次数最多的书是哪本？

　　王人博：次数最多的当是竹内好的《近代的超克》。原因很简单：他是日本人，一个与中国思维方式很近的东方人，也因为他的行文风格很东方。另一个原因是他写的鲁迅独此一家，你可以不同意，但要超越很难。他的鲁迅不是研究，而是“诗术制作”，它既是哲学的，也是政治的，而且暗藏杀机。

　　新京报：过去一年读到的最好的一本书是哪本？

　　王人博：重读《阿Q正传》。未庄，阿Q：一个记忆中的国家历史和它的人民。——被损害和被侮辱的人也去损害和侮辱他人。

　　新京报：你床头现在放着哪些书？

　　王人博：不好意思。床头摆着自己的两本书，《业余者说》和《你看我说》，都是最近的。之所以这样做，是想不时地看看自己此时此地的所思所想，以便检讨自己。有一点是肯定的：不是为自己的书做广告。

　　2 最想写写张之洞

　　新京报：最想写出怎样的一本书？

　　王人博：想写写张之洞。目前还处在阅读文献资料的阶段，思路不清。对他感兴趣，与第一个问题有关：如何做成事情与振聋发聩的喊叫同样重要——这只是一个谨慎的说法。

　　新京报：对你影响最大的书有哪些？

　　王人博：瓦尔特·本雅明的《启迪——本雅明文选》。因为他的文字不好归类：哲学家？思想家？评论家？或者兼而有之？他的思维方式很独特。从他那里可以知道：人的命运与他的思维方式之间有一条隐秘的通道，而通道里那条系着铃铛的绳索则牵在上帝的手里。

　　新京报：最近读到什么文章/观点让你记忆犹新？

　　王人博：读《沿着圆圈的内侧，从胜利走向胜利》，该文是解读鲁迅的《阿Q正传》的。其他的就不谈了，读者可以自己去读。就是这书名“从胜利走向胜利”就很有意思。该文带来的思考是，鲁迅是如何定义“胜利”的？他把胜利这个人之所欲的东西除去了客观视角，还原为一种纯粹的心理感受。胜利只不过是觉得对自己“有利”罢了。

　　新京报：你自己的著作里，最满意的作品是哪本？

　　王人博：说满意谈不上。因为满意带有自傲的意思。我不是一个自傲的人。《法的中国性》，是个专业论文集，我写的正儿八经的论文不多，能收进去的也就那几篇。一本纯粹写中国问题的集子。无论从外域引进什么概念或思想，在中国这里都会拐个弯，成为中国自己的东西。宪法、法律也不例外。中国性是个大词，它可容纳很多问题。

　　新京报：能简单介绍下你今年的新书《你看我说》吗？

　　王人博：这书是图文集，来自于从2014年至2018年发在微信朋友圈的图文。一开始只是觉得好玩，日积月累慢慢成了习惯，有了“一日一语一图”这句玩笑话。后来出版社的朋友看到，认为有价值，所以决定出版。只是因为图片的版权问题，一直倒腾到今年的一月份。随便从书里摘出一句做个示例，图片就无法放在这儿了：“省略号文中出现是一种孤独的停顿，如同坐在街椅的中间，两边空着，却不再等人来。”

　　3 人不能总是没事数钱玩

　　新京报：如果让你做一份学术类刊物的执行主编，你想做什么类型的刊物？

　　王人博：做一本纯粹的学术性刊物，知识发生学方面的。我们习惯了话语实践，但我们又人为地制造了一种忘却机制，扔弃了组成话语的概念和语词本身。概念、语词不清，话语就只是个口号而已。譬如说“法院”这个概念，中国历史上是没有的，是外来之物。为什么要制造或翻译成这样一个概念？东方国家日本叫“裁判所”，重在裁判。而中文的“法院”重在“院”，一个带有行政色彩的词语。“院”与院长相联系，而院长又与官职相关联。专门做裁判的人叫“法官”，本身也带着个“官”字。任何概念或词语都是文化传统拟制的结果。

　　再譬如，汉语里的“文化”、“文明”概念。美国学者亨廷顿写的《文明的冲突》，他为什么不用“文化概念”，如何从中文里理解“文明”这个东西？这样的刊物可能没什么影响因子，但绝对是学术的。

　　新京报：你一般选择什么样的环境阅读？

　　王人博：躺在床上，点一根烟，泡一杯茶，手里拿一支笔。随着烟雾与茶气的升腾，思考也会从书里带出来。

　　新京报：如果让你现在给新京报书评周刊写一篇文章，题材和体裁不限，你可能会写什么？

　　王人博：写一篇有关人文方面的短文。所谓人文，它不是世界与生活的补充形式，是人之为人的根性所在。世界与生活是丰富的，价值多样的，立体的，不是扁平的。人也不是单向度的。话扯远一点也可以说，人类之初开口说的第一个音应该是元音，是唱出来的，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初民们既要打猎、捕鱼，也要唱歌、跳舞。缺少了人文，世界和生活就少了滋味。人不能总是没事数钱玩。

　　新京报：2018年去世的文化名人里，哪位离世让你最难过？

　　王人博：霍金去世。一个残缺的身躯顶着一颗伟大的大脑。少了霍金，宇宙很寂寞。

　　采访/新京报记者 李永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