羽戈 想请曹操来家里玩一局“三国杀”

　　在刚刚过去的戊戌之年，恰逢戊戌变法120周年，中国的思想界和出版界似乎比往常显得过于平静。2019年1月，汉唐阳光出版了羽戈的《激进之踵：戊戌变法反思录》，终于迎来了一份迟到的戊戌纪念册。

　　尽管这本书看似基于人物与历史之间的迷雾为群像，以细读史料的功夫为我们吹散了因种种原因而凝聚的重重迷雾，重新审视历史人物在戊戌变法前后的思想光谱和行事转向，但更像是基于近些年来公共舆论中的激进与改良之争而写。

　　在甬城的羽戈，与当下知识界保持着一定的疏离。较之于平日常见的热闹话语，羽戈以严谨内敛的处事风格，与之保持自我的疏离态度，既不沉闷于学理，又不戏谑于口舌，他的文字总给人以笃定理性的信任感。

　　羽戈年少成名，二十文章惊海内，三十而立之年，已于评论、历史、政法等领域独树一帜。他笔耕不辍，以笔为刀，以语言为武器，直刺社会弊病。近些年，羽戈在近代史研究方面用功甚深，尽管以晚清民国为素材的专栏文字出现，但文章本身的严谨措辞足见其近些年的历史修为。

　　1 “汪汪如万顷之陂，澄之不清，扰之不浊”

　　新京报：最近在读的是哪本书？

　　羽戈：《谭嗣同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8年9月第一版）。作为谭嗣同的粉丝，我收藏了大陆出版的几乎所有谭嗣同文集，这是最新一版，也是迄今为止最完备的一版。相比此前的版本，这一版最大的进步在于为谭嗣同书信标注了日期，便于检索与引用。今人引用谭嗣同书信，对时间点常有误判，譬如谭嗣同致其师欧阳中鹄的那封著名长信，后编入《兴算学议》，分明作于1895年中，却被误判为1894年末。另外，此次重读谭嗣同文集，聚焦于其三十岁前的文字，读到深处，渐渐能够领悟，为什么谭嗣同在三十岁后尽弃三十岁前所学，“三十以后，新学洒然一变，前后判若两人”。

　　新京报：阅读次数最多的书是哪本？

　　羽戈：《论语》。记得张文江先生说《金刚经》的神妙：它适用于所有人，你理解到什么程度，它就相应到什么程度，不但可以作为入门，还可以作为归宿。我对《论语》的感受，亦作如是观。

　　新京报：过去一年，读到的最好的书是哪一本？

　　羽戈：李硕的《南北战争三百年：中国4-6世纪的军事与政权》。文人谈军事，往往落得纸上谈兵之讥，如杜牧这般，有知兵之名，已经难得，到辛弃疾这一档，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则属稀罕。话说术业有专攻，文人不知兵，倒也不丢人。不过有一种例外，学者治史，恰巧这一段历史属于乱世，烽火连天，兵戈扰攘，如果不通军事，必将隔靴搔痒。今人治三国两晋南北朝史，常折于这一关隘。李硕《南北战争三百年》之值得一读，最大优势正在于作者知兵。此书用了整整六章谈步兵与骑兵战术演变，其价值与辐射力不止于南北朝，而可纵贯整个中国古代史。

　　新京报：你的床头现在放着哪些书？

　　羽戈：冯象的《我是阿尔法：论法与人工智能》。我读法学院期间，正值冯象《政法笔记》出版，虽是法律书籍，却一派西方中古文学笔意，读之令人不忍释卷。近年常听人非议冯象的转向，有些不解，于是找来了这本新书。

　　新京报：最欣赏的作家和学人有哪些？

　　羽戈：老辈看余英时，中生代看秦晖。用《世说新语》里的话讲，这两位“汪汪如万顷之陂，澄之不清，扰之不浊”。

　　2 出现义和团，是清朝灭亡的前兆

　　新京报：2018年最失望的书是哪本？

　　羽戈：江勇振胡适传的第三、四部。当年江勇振曾放言，他的胡适传共计五部，每部五十万字，书名《舍我其谁：胡适》，他也有舍我其谁之慨，除他之外，谁有底气书写鸿篇巨制的胡适大传呢？第一部出炉之后，的确气象万千，我一度推许为当下最不坏的胡适传。可惜此后一部不如一部，最后竟有些虎头蛇尾，五部的诺言，不幸缩水为四部。更要命的是，其写法有负气之嫌，常纠结于对同行的批评，以致因小失大，不见泰山。想想他立过的flag：“在抽丝剥茧、解构之余，还必须更上一层楼，要去重新分析、重新诠释、并重新编织出一幅不为胡适所预设的图案所羁、而且比它更全面、比它更花团锦簇的胡适的一生。”再看第三、四部胡适传，夫复何言？

　　新京报：对你影响最大的书有哪些？

　　羽戈：《论语》、《鲁迅文集》、加缪《置身于阳光与苦难之间》。

　　新京报：最想邀请哪些人去你家做客？

　　羽戈：最想邀请曹操、王猛、李存勖、蔡锷等人到我家玩一局三国杀。

　　新京报：最近是否有读到什么文章或观点让你震惊？

　　羽戈：重读谭嗣同《兴算学议》，读到这么一段话：“窃谓古有亡国之君，亡国之臣，今则有亡国之士，亡国之民。务空谈而无实济，而又坚持一不变法之说，以议论为经济，以虚骄为气节，及责以艰钜，又未尝不循循然去之，此亡国之士也。烧教堂，打洋人，明知无益，而快于一逞，于是惑风水而阻开矿，毁电线……此亡国之民也。”（谭嗣同《上欧阳中鹄书》）这正印证了我此前所言，当一个国家出现义和团，大抵是灭亡的前兆。

　　3 晨起读经，夜静读史，酒酣读政论

　　新京报：在不太知名的写作者里，有哪些人特别值得推荐给大家？

　　羽戈：戴海斌，他的《晚清人物丛考》在2018年9月出版，书名曰“考”，自然以考据为主。历史考据，大体可分两块，一辨伪，二补缺。二者非但无分高下，有时还可以融会贯通。这一点，在书中正有鲜明表现。作者往往从辨伪入手，指出前人或时人谬误，然后转向补缺，修复历史被扭曲、遮蔽的一面。这本书貌似论文集，实则有一隐秘主题或脉络：东南互保。作者的眼光，深入到东南互保幕后——东南互保的台前主角是南方三督（两广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幕后推手则是盛宣怀、赵凤昌、张謇等介于官员、绅士、商人之间的一个群体，若无这些人的推动，三督能走到哪一步，殊难论断。

　　试看张謇回忆向刘坤一游说东南互保的情形：“余诣刘陈说后，其幕客有沮者。刘犹豫，复引余问：‘两宫将幸西北，西北与东南孰重？’余曰：‘虽西北不足以存东南，为其名不足以存也；虽东南不足以存西北，为其实不足以存也。’刘蹶然曰：‘吾决矣’。告某客曰：‘头是姓刘物’。即定议电鄂约张（张之洞），张应。”（张謇《啬翁自订年谱》）——书中半数文章，所发掘的对象都是隐藏在时代幕后的人物，如张元济、郑观应、余联沅、陶森甲、沈瑜庆、陈三立、梁鼎芬等。最后一篇文章则深入到幕后之幕后，追寻潮流之下的隐脉，堪称大手笔。

　　新京报：你自己的著作里，最满意的作品是哪本？

　　羽戈：《激进之踵：戊戌变法反思录》（山西人民出版社2019年1月第一版）。去年是戊戌变法120周年，适逢双甲子，该当大纪念，可惜大陆图书市场鲜见有分量、有影响力的原创作品，茅海建先生的戊戌四书属于旧著新刊，谢俊美先生的《翁同龢人际交往与晚清政局》在豆瓣竟然“评价人数不足”，当然，这本书定价未免太贵了……难道戊戌变法史历经百年沉浮，已经没有可发掘的空间了吗？我则以为，这一论题历久弥新，与时俱进。希望《激进之踵》的出版，作为一种迟到的纪念，能弥补这一年出版界的空缺。

　　新京报：你自己的著作里，最遗憾的作品是哪本？

　　羽戈：《穿越午夜之门：影像里的爱欲与正义》。这本书出版之际，因与编辑缺乏沟通，以致横遭删节，遂成残缺之书。至今思之，心痛不已。

　　新京报：你一般选择什么样的环境阅读？

　　羽戈：我心坚如磐石，无处不可阅读。晨起读经，夜静读史，酒酣读政论，陪儿子读绘本等。

　　采写/新京报记者 萧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