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的北京，道不出的爱(3)

　　6 缸瓦市教堂:成为基督徒

　　缸瓦市教堂为英国伦敦会于1863年所建。英国伦敦会是近代最早到中国，也是最早到北京传教的西方宣教团体。教堂位于今天的西四南大街57号，西四丁字路口往南不足300米。尽管从传统驻防分布范围来说，缸瓦市教堂属于镶红旗，不过只偏离原正红旗辖区一点点，距老舍出生地的小羊圈胡同非常近。

　　如果从小羊圈出发步行至缸瓦市教堂，大约只有十几分钟的路程。青年老舍此前或许多次经过缸瓦市教堂，都未曾与之发生关联，直到1922年夏天的特殊机缘，他才第一次踏入缸瓦市教堂。

　　最初，老舍在铭贤小学中负责教务兼修身与音乐课。在教学工作之外，他还参加了教堂附设的英文夜校补习英文。在师范学校读书时，英文曾是老舍不感兴趣的学科，成绩一般。但此时老舍感到需要全方位地武装自己，丰富学养以适应社会的需要。他的两位满族朋友舒又谦和赵希孟这时都在基督教青年会担任干事，经他们介绍，青年老舍报名参加了缸瓦市基督教堂举办的英文夜校。在夜校学习的这段时期内，他结识了夜校的主持人，也是教堂的负责人宝乐山。不久，又加入了宝乐山组织的率真会和青年服务部。宝乐山，北京蒙八旗旗民。1921年由伦敦大学神学院毕业回到北京，主持缸瓦市基督教堂教务。在与宝乐山长期的接触中，老舍与之逐渐成为好友，并且受到宝乐山的感召，在1922年夏受洗加入了基督教，成为一名基督徒。

　　回京后再执教

　　加入基督教之后的青年老舍，先向京师学务局递交辞呈，辞去了优厚的京师郊外北区劝学员的工作。其后又补了好友罗常培的空缺，应聘至天津南开中学担任国文教员兼班级辅导员，为期半年。于是自1922年9月至1923年2月期间，老舍的足迹短期离开了北京。1923年初回京，当年夏天，罗常培在京师第一中学代理校长，特邀请老舍前来任教。老舍到北京一中后，教授国文、音乐与修身等课程。老舍先生教国文，不是硬邦邦地囿于一篇古文而字斟句酌，有一次，老舍先生教授诸葛亮的《出师表》，把文章讲透之后，又谈起京剧里的诸葛亮来。如此讲课，使学生们大开眼界，直呼“先生真神人也”！

　　7 燕京大学：留洋前补习

　　1923年初，老舍由天津南开中学回到北京后继续在教会服务。这一时期，他结识了在燕京大学任教的英籍教授易文思（Robert Kenneth Evans）。易文思教授既是燕京大学西语系教授，同时也是伦敦会派往北京教会服务的一名传教士。在他的帮助下，老舍得以在此时期业余时间进入燕京大学旁听英文。

　　燕京大学是近代中国最著名的教会大学之一，成立于1919年，本来是由华北地区的几所教会大学合并而成的，包括北京汇文大学、通州华北协和大学、北京华北女子协和大学，分别由美国长老会、美以美会、美国女公会、公理会、英国伦敦会等合办，初期名为“北京大学”，司徒雷登担任校长。起初该校校址在崇文门以东的盔甲厂胡同，1926年迁入北京西郊新址，即今天北京大学所在地。因此，老舍最初到燕大学习英文应该是在崇文门的盔甲厂校址内。

　　易文思作为基督教伦敦会的传教士在日常触中对老舍印象很好，再加上宝广林与许地山的热情推介，易文思认定老舍是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华语讲师的合适人选。于是在1924年上半年，伦敦会终于决定派遣青年老舍前往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任教，任期为5年。

　　近年来，有学者通过检索原始资料发现老舍到燕京大学学习英文绝非旁听这么简单。资料显示，老舍1923年进入燕京大学学习英文的身份是正式学生，并不是旁听生。他在燕大的学费由文学院基金支付，时间是从1923年9月开始，为期一年。因此，老舍到燕大学习英文应是伦敦会有意安排的，就是为一年后老舍远赴英国伦敦大学任教做准备。这样一来，老舍的身份更像是教会派往燕大的委培生。进而我们可以推断，老舍在更早时就已被确定为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华语讲师候选人。尽管老舍1922年春在缸瓦市教堂附设的英文夜校学习过英文，但要担任教英国人说中文的外教仍显不足，因此教会后来才决定出资送老舍进入燕京大学系统补习英文。1924年9月，老舍抵达伦敦，开启留洋生涯。

　　与胡絜青结婚

　　1930年老舍从伦敦回国后，经过好友罗常培、董鲁安和白涤洲的介绍，结识了在北师大读书的胡絜青。二人彼此都很满意，很快书信往来，几乎每天一封，情书累积达到了两三百封。两人于1931年4月4日举行订婚仪式，同时商定当年7月28日正式结婚。地点定在了西单报子街的聚贤堂饭庄。婚礼当天，宾朋满座，主要是舒胡两家的至亲好友，伴娘请的是胡絜青的同学李秀芳，伴郎是萧伯青。胡絜青借用同学租来的婚纱，配老舍一身夏季浅色西装，二人在聚贤堂大厅拍摄了一张西式结婚照。典礼中最重要的仪式是宣读老舍亲自手写的婚书。典礼之后，盛宴宾客。聚贤堂饭庄尽管早已被拆毁，但这里既是老舍与胡絜青二人爱情的见证，同时也成为老舍在北京城一个重要的历史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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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饭店： 回到新北京

　　1936年秋，老舍离开北平之后，再也无缘回到故乡，直到13年后的1949年。再次回到故乡时，老舍已是50岁的年纪。1949年12月12日，老舍由天津抵达北京。当晚，他住进了事先为他安排好的北京饭店的一个标准单人间。这一住就是四个月。北京饭店第一次留下了老舍回到新北京后的足迹。

　　在老舍的青少年时期，北京饭店是北京地区非常有名的高档酒店。1900年庚子事变后，两个法国人在东交民巷外国兵营东面开了一家小酒馆，并于第二年搬到兵营北面，正式挂上“北京饭店”（Peking Hotel）的招牌。1903年，饭店迁至东长安街王府井南口，即饭店现址。1907年，中法实业银行接管北京饭店，并改为有限公司，法国人经营时期是北京饭店的最初辉煌期，从建筑风格到内部设施都标志着饭店成为京城首屈一指的高级饭店。随着抗战胜利，北京饭店由国民党北平政府接收管理，一度成为专门接待美军的高级招待所。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北京饭店收归国有，隶属于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并且成为新中国国务活动和外事接待的重要场所，具有相当高的政治地位。

　　早在老舍滞留香港期间，周恩来已经为老舍归国做好了准备，提前为他在北京饭店预留了一个标准单人间。12月12日，好友楼适夷亲自到火车站迎接老舍，并将他安排住进北京饭店。13日，阳翰笙陪同周恩来前来北京饭店拜访老舍。这次会面，对老舍此后的生活与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那段时间里，人们经常会见到一位洋派十足的中年人拄着拐杖，缓慢地出入于北京饭店。饭店里的固定套餐吃久了，老舍总是想尝一尝老北京传统吃食，比如烧饼果子。离北京饭店最近的早点铺就在东单路口。从北京饭店走到东单牌楼，普通人也就三五分钟，而患腿病的老舍，需要拄拐走上个大半天，然而一想到马上能一饱口福还是乐在其中。北京饭店内的客房也成了老舍的社交沙龙，不少故雨新知、媒体记者、演员和艺人登门拜访。一月下旬，相声艺人孙玉奎、侯一尘与侯宝林特地来拜访老舍，盛情邀请老舍先生为相声艺人多编写新的相声段子，以适应新社会的观众。老舍欣然同意，他觉得自己在抗战时期编写大量通俗文艺的经验可以继续发扬了，并一口气改编了《报菜名》《地理图》等好几段传统段子，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

　　1950年2月16日，是农历除夕，当晚老舍到发小罗常培家一起守岁。第二天，又独自踱回北京饭店。这是虎年的头一天，目睹窗外熙熙攘攘的长安街，老舍心想，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9 丹柿小院：三合院与大客厅

　　老舍在北京的故居有好几处，最重要的有两处。其一是前文提及的小杨家胡同8号。他在这里出生并且度过了贫寒的童年时光。另一处是灯市口西街的丰富胡同19号。这是老舍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居住直至离世的地方，也被称作丹柿小院，因其内有两株老舍夫妇亲手栽种的柿树而得名。我们现在所说的老舍故居一般都指的是这里。

　　故居所在的丰富胡同是一条很窄的胡同，全长不过180米，最宽处大约两米。北京胡同的尺度与住户门庭的宏富似乎永远存在着一种顺势关系。丰富胡同里十几户人家几乎全是小门小户，19号的老舍故居位于胡同南端第一家，小门楼加黑漆窄门，典型的北京平民住宅的门户。其实若将两扇黑色小门关上，再将墙上老舍纪念馆的牌匾取下，任谁也猜不出这里曾是享誉四海的作家老舍的故居，因为它实在和北京旧城中的普通民居无异。

　　1949年底老舍由美国回到北京，由于暂无居所，便住进了北京饭店。根据惯例，上级原本将老舍安排到作协的机关宿舍楼居住。老舍好静，对写作环境有非常严格的要求，于是主动向周恩来提出申请，希望自己出资购买一处小院子。周恩来十分理解老舍，欣然同意。于是老舍便用一百匹白布的价格购置了这所400平方米左右的小院。由此，老舍也成了新中国作家中自主购房的第一人，随后带动一批作家的购房潮流。

　　严格说来，老舍故居只是一个三合院。四合院是院中东西南北四面都有房间合起来围成的一个院子。三合院则是东西北三面有房间，南面由一面墙代替原有的南房，比四合院少了一个朝向的房间。有时也把三合院称为三合房，以示低下。因此三合院只是四合院的一种低端户型。笼统地说算是四合院，但严格说并不是标准的四合院。

　　家对老舍先生来说，一直是种奢侈品。他颠沛流离了大半辈子，都不曾有过自己的家。老舍既出身于城市平民阶层，身上又带有典型的平民本色，连居住的梦想都是自给自足平民式的小户型。所以丹柿小院是他实现人生理想的一个里程碑，他终于有了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安定的家，尽管它并不大。老舍一生热情好客，把友情看得无比贵重。丹柿小院也是他招待亲朋好友的地方。上至国家总理、前朝皇帝，下到送报纸或牛奶的工人、街坊邻里都是这里的座上宾。老舍故居被戏称为整条胡同的“大客厅”，人们都因老舍慷慨热忱，毫无架子而喜欢走进丹柿小院。

　　丹柿小院虽然体量不大，但这恰是北京普通民居最适宜的生活尺度，其中蕴含着北京人的生存智慧与居住文化。

　　老北京老舍的居住习惯

　　老舍购房的执念除了追求安静的写作环境以外，或许还跟老北京人喜欢住平房与四合院有关。只需要稍微梳理一下老舍前半生的居住线索就会发现，除了早年在北京生活之外，他青年到英国伦敦大学任教期间，住的是公寓楼。上世纪三十年代回国后在济南四年，租住的是南新街58号的一处平房。1934年-1937年住在青岛，住的仍是楼房。抗战爆发后南下武汉与重庆各地，居住的也多半是楼房。1946年-1949年旅美期间住的还是公寓楼。因此，在1949年回国之前，老舍就向友人透露过回国后购置一处小房的意愿。这或许正是老舍始终追求的居住梦想。这其中蕴含着北京人世代养成的深厚的居住习惯与偏好。

　　10 北京人艺：一个剧作家的诞生

　　在首都剧场的演出大厅门口，赫然矗立着三尊铜雕，其中第一尊就是老舍。老舍与北京人艺有着难以分割的亲密关系。

　　1949年之后的老舍，为了更好地服务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建设，主动改换身份，从一名优秀的小说家转变为剧作家，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十六年间，轮流给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中国少年儿童剧院、中国实验话剧院、中国京剧院、北京曲剧团等单位写作了三十多部剧本，这些剧院中，老舍贡献最多的当属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从1950年到1959年，北京人艺一共上演了老舍的六部话剧作品，分别是《龙须沟》《春华秋实》《青年突击队》《茶馆》《红大院》《女店员》。另外由人艺改编老舍的小说《骆驼祥子》的话剧作品也在首都剧场上演，老舍成为北京人艺发展历史上前十年中贡献剧本最多的剧作家。

　　北京人艺组建的过程中经历过一次新老更迭。新中国成立之初老人艺本来在史家胡同内办公，距离老舍家并不太远，1953年组成新人艺，迁到了今天的首都剧场，老舍的家在灯市口，距离北京人艺和首都剧场极近，他经常步行到剧院和演员交流，演员也经常会到老舍家请教问题。

　　老舍创作话剧剧本的一大特点是喜欢自己朗读剧本。因为老舍的嗓音很好，是漂亮的男低音，每次他到剧院朗读剧本，演员们都争先恐后地来旁听，大家认为听老舍读剧本是非常享受的事情。他们既要学习老舍的吐字、音调，还会在老舍朗诵中学习他做出的一些肢体动作，这些都是作家塑造人物最直观的表达，为演员们在舞台上二次创作提供了极大的启示和帮助。可以说，老舍的剧本朗读，成了演员们不可缺少的必修课。在每年节庆，剧院总会邀请老舍前来参加茶话会及各种类型的庆祝活动。每逢此时，老舍经常表演京戏、讲笑话等小节目，博得演员和剧院领导拍手称道，一致认为老舍的节目是剧院最受欢迎的节目之一。

　　正是因为有了这一层近乎亲人的关系，双方的合作才能屡屡创造出舞台上的奇迹。《龙须沟》和《茶馆》早已成为剧院的保留剧目，至今仍久演不衰。《龙须沟》是北京人艺组建以来的第一部戏，一炮打响，奠定了人艺的现实主义创作风格。2016年重排此剧，再一次取得了极佳的反响，当年票房突破了300万。《茶馆》更是中国现代话剧的一座丰碑，自从1958年首演以来，至今已演出超过700多场，成为剧院历史上演出次数最多的剧目。

　　老舍与北京人艺是互相成就、互为因果的关系。北京人艺成为老舍晚年华丽转身的有力见证，老舍也为北京人艺半个多世纪的辉煌添加了一块坚固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