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楸帆 科幻时代如何进行科幻写作

　　从刘慈欣的小说《三体》到改编电影《流浪地球》的热映，大IP让科幻成功“出圈”，进入了大众视野。在“科幻元年”的呼声中，我们的生活其实早已变得“科幻”。

　　从算法、大数据到基因编辑，技术的日常渗透与矛盾性正日益凸显出来，冲击着我们的道德感阈值；尽管尚处在弱人工智能时代，AI已能基于阅读输入而“创作”诗歌（比如“自称”“少女诗人”的小冰），这不得不令人怀疑我们是否已处在最后的人类独立写作时代？毫无疑问，生活正在被技术改变，用不了十几年就将改变得翻天覆地。

　　“趋利避害，饿了要吃，发情了要交配，这些都是写在生物体内的法则，经过亿万年进化到现在，是最底层的算法”，陈楸帆在《人生算法》里如是写道。然而科学正在把自然繁衍变成一项工程，优生学或许从未如此容易而自然，透过技术，人们开始有能力摆脱肉身与生物性的控制（比如代孕）。大概可以想见，未来的生育未必一定需要一男一女，而特权阶层可以不受限制地繁衍后代，甚至是深度基因工程优化的后代。

　　这个时代科幻作家的写作，确确实实受到现实的驱力与撼动，从具体的生活场景去想象科技可能给我们生活造成的改变，是再自然不过的选择。

　　曾经，写作被认为是文科的事情，但今天也不得不和理工科的创造发生关系。在科幻作家陈楸帆的新书《人生算法》中，上述问题都以短篇小说的形式得到有效处理。这本小说的最后一篇《恐惧机器》还令人兴奋地应用了“人机交互式写作”，通过与人工智能程序深度学习作者风格，人与AI共同完成了一次创作。借新书出版的机会，我们跟陈楸帆聊了聊科幻时代的科幻写作。

　　人只能有真实感，而无法拥有真实

　　新京报：为什么用“算法”作为切入？

　　陈楸帆：想要冲突感。算法作为一种信息处理结构，输入与输出都是可预测的，是既定和理性的，很多东西已被写好。但人生充满不确定性，充满变数。

　　“人生算法”就是一个悖论。性格决定待人接物的反应模式，也决定了你的整个路径。基因也是一套算法。在这个闭环里，你的人生是你的一部分。你想要施加影响去改变它，但最后被改变的是你自己。就好像人总是想要“改命”，到最后发现“改命”也是命的一部分。确定性和不确定性都是命本身的。

　　新京报：听起来很像中国传统的命理学。“人生算法”一说只是修辞上的差异吗？

　　陈楸帆：我觉得应该是认知上的差异，这意味着对人这一物种的再认识、再判断和再定位。我们会有这样一种倾向，以一种精确、理性、可预测、机械化的语言意象，来描述人这种非理性的生物，比如“生物钟”，或者把大脑比喻成黑匣子。“人生算法”面对人和机器共同进化，研究机器如何像人一样思考，同时会在人的认知结构中寻找机器处理信息的逻辑和过程。这是一个双向的影响。这其实有点控制论的意思，人和机器协同形成反馈。

　　新京报：虽然今天我们面临着“后人类”语境，但你的小说似乎仍很强调那些本能的驱动或者亘古的人性，比如乡土传统、人的赌性、原始恐惧，以及无法脱离肉身而独存的爱——哪怕是那些让人类陷入热恋的、“真正懂得爱情”的AI也不行。人的心智算法可以更新迭代，但爱的算法，建立在“一堆进化了亿万年的血肉和腺体”之上，却是虚无缥缈的？

　　陈楸帆：人肯定不是突变或断裂式的迭代，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可能要经过很多代，才能摆脱现有的所谓“传统”。但在这个过程中，新的传统会出现，会产生对原有传统的扬弃与延展。

　　人工智能爱人通过计算绘出人的情感坐标，但爱并不在这个坐标之中。爱是什么？人的定义也很模糊。它也只是人的一种自我投射。一种被爱的感觉，这种感觉是可以模拟的，但爱本身是什么却不一定知道。政府说让人民有“获得感”，而不是说“获得”。事情但凡加上一个“感”字，就很有意思。“感”才是真实的。我们都只能有真实感，而无法拥有真实。

　　技术让生育摆脱肉体局限

　　新京报：《人生算法》似乎把这几年中国比较热的技术话题，用小说形式探讨了一遍，比如基因编辑、生育和代孕、人工智能恋爱。其中《这一刻我们是快乐的》这篇，把未来生育的各种可能性都列举出来了：代孕、男性生育、人造子宫、同性生育等等。你的科幻小说似乎有比较强的现实介入感。

　　陈楸帆：是挺现实主义的。在今天，生育的重要性再次被提出。就像历史的“飞来去器”，一种奇怪的螺旋。

　　技术创造了更大选择的空间，把人从生物繁衍的功能性中剥离出来，让生育摆脱了肉体的局限性和既定的生物性，比如生理周期、年龄、性别等。技术使人找到更大的自由，但也有可能被利用来剥夺这种自由。最极端的情况就是《使女的故事》，女性全部变成了生育机器。而剥离生物性和肉体性的生育，造成了很多伦理问题，这不只是肉身也是情感结构的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

　　新京报：生育这件事，一方面是基于现实中的性别关系，另一方面也体现出观念的时代叠影，是多重历史的共同存在。比如在农耕传统深厚的山东和上海这样的摩登大都市，对待女性生育的态度就有很大差异。技术对生育会有哪些制度性的改变？

　　陈楸帆：这涉及生育的几层意义，人口学上的生育意义，人口对于整个国家和政体的社会意义，以及个体层面的意义。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的人口政策都是滞后的，依靠前现代的统计学方式来把控人口的动态。比如计划生育，数据模型错误导致很多个体的切身利益受到了损害。

　　在未来，其实可以透过技术调节生育。以后或许会出现集体制的养育方式，甚至走到共产主义式的生育制度。小孩也不在私有制的体系之下了。

　　中年科幻作家开始写亲子关系

　　新京报：是什么刺激你在今天写作科幻小说？

　　陈楸帆：有一层是科技的刺激，跟一些搞科研的人聊能收获很多新想法，可以延展和生发出来很多别的东西。另一层则来自生活。比如一些中年科幻男作家有了娃之后就开始写亲子关系，比如宝树。

　　新京报：你的“来自生活”的部分是什么？

　　陈楸帆：玩。玩各种东西，见各种人，体验不同的生活状态。我们这代人的生活状态都太单一了，太像了。你会感觉被局限在某个圈圈里，你需要自己努力去拓宽。比如去参加美国的火人节。在这个嬉皮科技运动里接触了独特的环境以及很多不同状态的人。我们在沙漠里待了一个礼拜，没有网，没有钱，7天里建造了一个乌托邦。这给你带来很多刺激。

　　新京报：一种短暂的田野调查？似乎，我们这个年代只能以体验式的浸入，来丰富自己的维度。我们自身体验的历史没有那么厚重，最后产出的东西依然很可能层次单薄。写科幻的人也会有这种根本性的焦虑吗？

　　陈楸帆：两说。一是现实经验的退化，另一方面是信息的爆炸。我们现在要了解新东西或做fact-check肯定比80年代方便太多了。但今天的写作面向比较同质化，也包括我在内。其实是需要去拓宽的，或者就直接进入别的文本。比如我喜欢看非虚构作品，比如《巴黎烧了吗？》，还有何伟《寻路中国》那几本。

　　我还爱看科技论文和人文社科理论。了解一个领域最好的方式，就是去看论文。我读了很多朋友的博士论文和硕士论文，比如网络文化中的玩“梗”的文化、铃木大拙如何把禅宗带到西方、品钦作品中的空间等等。从他们的视角来看文学和文化现象，可以给我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视角。

　　新京报：你的写作的确是问题意识主导的，命题也比较现实主义。

　　陈楸帆：这有好有不好。好处是切身性的书写代入感强。但对于科幻来说，又是一个伪命题，大部分科幻都不可能有切身性的书写。不过“太空歌剧”对我来说则不太容易找到切身感。刘慈欣的科幻小说是追求科幻本身的惊奇感，纯粹想象力的东西；而我的科幻小说对于社会性议题的关注则类似于郝景芳。

　　新京报：刘慈欣身上的时代感比较强,今天的年轻作者大概很难写出那种规格和结构的东西了。不过对于读者来说，阅读刘慈欣那样的宏大叙事很亲近。它曾是我们经历的一部分，而今不再是我们所身处的环境。

　　陈楸帆：刘慈欣对应的是类似“十七年文学”或者“伤痕文学”，有很明显的创伤和遗产。他的时代感，可能正好契合这个时代人的心理需求。人没有想象中改变得那么快，很多旧的东西在算法里面。情感模式、意识形态有代际的传递，从父母辈上遗传下来的东西，可能在孙子辈才能完全消除掉。

　　今天年轻人的写作，有明显个人化的倾向，个人视角突出，几乎很少有宏大视角的。可能会模仿宏大的集体感，但没有办法去相信这些东西，具体行文的一致性达不到大刘那代人的高度。出来的东西效果就会差很多。

　　新京报：今天的作家似乎没有什么创伤，但有种怅然若失的感觉。

　　陈楸帆：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需要去梳理的问题，不只是科幻，主流文学也一样。

　　采写/新京报记者 董牧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