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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楸帆 科幻时代如何进行科幻写作

2019年02月23日 星期六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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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楸帆 科幻作家,曾获中国科幻小说银河奖、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最佳长篇小说金奖、科幻奇幻翻译奖短篇奖等国内外奖项,著有《鼠年》《霾》《无尽的告别》《人生算法》等。
《人生算法》
作者:陈楸帆
版本:中信出版社 2019年1月
《未来病史》
作者:陈楸帆
版本: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5年7月

  从刘慈欣的小说《三体》到改编电影《流浪地球》的热映,大IP让科幻成功“出圈”,进入了大众视野。在“科幻元年”的呼声中,我们的生活其实早已变得“科幻”。

  从算法、大数据到基因编辑,技术的日常渗透与矛盾性正日益凸显出来,冲击着我们的道德感阈值;尽管尚处在弱人工智能时代,AI已能基于阅读输入而“创作”诗歌(比如“自称”“少女诗人”的小冰),这不得不令人怀疑我们是否已处在最后的人类独立写作时代?毫无疑问,生活正在被技术改变,用不了十几年就将改变得翻天覆地。

  “趋利避害,饿了要吃,发情了要交配,这些都是写在生物体内的法则,经过亿万年进化到现在,是最底层的算法”,陈楸帆在《人生算法》里如是写道。然而科学正在把自然繁衍变成一项工程,优生学或许从未如此容易而自然,透过技术,人们开始有能力摆脱肉身与生物性的控制(比如代孕)。大概可以想见,未来的生育未必一定需要一男一女,而特权阶层可以不受限制地繁衍后代,甚至是深度基因工程优化的后代。

  这个时代科幻作家的写作,确确实实受到现实的驱力与撼动,从具体的生活场景去想象科技可能给我们生活造成的改变,是再自然不过的选择。

  曾经,写作被认为是文科的事情,但今天也不得不和理工科的创造发生关系。在科幻作家陈楸帆的新书《人生算法》中,上述问题都以短篇小说的形式得到有效处理。这本小说的最后一篇《恐惧机器》还令人兴奋地应用了“人机交互式写作”,通过与人工智能程序深度学习作者风格,人与AI共同完成了一次创作。借新书出版的机会,我们跟陈楸帆聊了聊科幻时代的科幻写作。

  人只能有真实感,而无法拥有真实

  新京报:为什么用“算法”作为切入?

  陈楸帆:想要冲突感。算法作为一种信息处理结构,输入与输出都是可预测的,是既定和理性的,很多东西已被写好。但人生充满不确定性,充满变数。

  “人生算法”就是一个悖论。性格决定待人接物的反应模式,也决定了你的整个路径。基因也是一套算法。在这个闭环里,你的人生是你的一部分。你想要施加影响去改变它,但最后被改变的是你自己。就好像人总是想要“改命”,到最后发现“改命”也是命的一部分。确定性和不确定性都是命本身的。

  新京报:听起来很像中国传统的命理学。“人生算法”一说只是修辞上的差异吗?

  陈楸帆:我觉得应该是认知上的差异,这意味着对人这一物种的再认识、再判断和再定位。我们会有这样一种倾向,以一种精确、理性、可预测、机械化的语言意象,来描述人这种非理性的生物,比如“生物钟”,或者把大脑比喻成黑匣子。“人生算法”面对人和机器共同进化,研究机器如何像人一样思考,同时会在人的认知结构中寻找机器处理信息的逻辑和过程。这是一个双向的影响。这其实有点控制论的意思,人和机器协同形成反馈。

  新京报:虽然今天我们面临着“后人类”语境,但你的小说似乎仍很强调那些本能的驱动或者亘古的人性,比如乡土传统、人的赌性、原始恐惧,以及无法脱离肉身而独存的爱——哪怕是那些让人类陷入热恋的、“真正懂得爱情”的AI也不行。人的心智算法可以更新迭代,但爱的算法,建立在“一堆进化了亿万年的血肉和腺体”之上,却是虚无缥缈的?

  陈楸帆:人肯定不是突变或断裂式的迭代,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可能要经过很多代,才能摆脱现有的所谓“传统”。但在这个过程中,新的传统会出现,会产生对原有传统的扬弃与延展。

  人工智能爱人通过计算绘出人的情感坐标,但爱并不在这个坐标之中。爱是什么?人的定义也很模糊。它也只是人的一种自我投射。一种被爱的感觉,这种感觉是可以模拟的,但爱本身是什么却不一定知道。政府说让人民有“获得感”,而不是说“获得”。事情但凡加上一个“感”字,就很有意思。“感”才是真实的。我们都只能有真实感,而无法拥有真实。

  技术让生育摆脱肉体局限

  新京报:《人生算法》似乎把这几年中国比较热的技术话题,用小说形式探讨了一遍,比如基因编辑、生育和代孕、人工智能恋爱。其中《这一刻我们是快乐的》这篇,把未来生育的各种可能性都列举出来了:代孕、男性生育、人造子宫、同性生育等等。你的科幻小说似乎有比较强的现实介入感。

  陈楸帆:是挺现实主义的。在今天,生育的重要性再次被提出。就像历史的“飞来去器”,一种奇怪的螺旋。

  技术创造了更大选择的空间,把人从生物繁衍的功能性中剥离出来,让生育摆脱了肉体的局限性和既定的生物性,比如生理周期、年龄、性别等。技术使人找到更大的自由,但也有可能被利用来剥夺这种自由。最极端的情况就是《使女的故事》,女性全部变成了生育机器。而剥离生物性和肉体性的生育,造成了很多伦理问题,这不只是肉身也是情感结构的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

  新京报:生育这件事,一方面是基于现实中的性别关系,另一方面也体现出观念的时代叠影,是多重历史的共同存在。比如在农耕传统深厚的山东和上海这样的摩登大都市,对待女性生育的态度就有很大差异。技术对生育会有哪些制度性的改变?

  陈楸帆:这涉及生育的几层意义,人口学上的生育意义,人口对于整个国家和政体的社会意义,以及个体层面的意义。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的人口政策都是滞后的,依靠前现代的统计学方式来把控人口的动态。比如计划生育,数据模型错误导致很多个体的切身利益受到了损害。

  在未来,其实可以透过技术调节生育。以后或许会出现集体制的养育方式,甚至走到共产主义式的生育制度。小孩也不在私有制的体系之下了。

  中年科幻作家开始写亲子关系

  新京报:是什么刺激你在今天写作科幻小说?

  陈楸帆:有一层是科技的刺激,跟一些搞科研的人聊能收获很多新想法,可以延展和生发出来很多别的东西。另一层则来自生活。比如一些中年科幻男作家有了娃之后就开始写亲子关系,比如宝树。

  新京报:你的“来自生活”的部分是什么?

  陈楸帆:玩。玩各种东西,见各种人,体验不同的生活状态。我们这代人的生活状态都太单一了,太像了。你会感觉被局限在某个圈圈里,你需要自己努力去拓宽。比如去参加美国的火人节。在这个嬉皮科技运动里接触了独特的环境以及很多不同状态的人。我们在沙漠里待了一个礼拜,没有网,没有钱,7天里建造了一个乌托邦。这给你带来很多刺激。

  新京报:一种短暂的田野调查?似乎,我们这个年代只能以体验式的浸入,来丰富自己的维度。我们自身体验的历史没有那么厚重,最后产出的东西依然很可能层次单薄。写科幻的人也会有这种根本性的焦虑吗?

  陈楸帆:两说。一是现实经验的退化,另一方面是信息的爆炸。我们现在要了解新东西或做fact-check肯定比80年代方便太多了。但今天的写作面向比较同质化,也包括我在内。其实是需要去拓宽的,或者就直接进入别的文本。比如我喜欢看非虚构作品,比如《巴黎烧了吗?》,还有何伟《寻路中国》那几本。

  我还爱看科技论文和人文社科理论。了解一个领域最好的方式,就是去看论文。我读了很多朋友的博士论文和硕士论文,比如网络文化中的玩“梗”的文化、铃木大拙如何把禅宗带到西方、品钦作品中的空间等等。从他们的视角来看文学和文化现象,可以给我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视角。

  新京报:你的写作的确是问题意识主导的,命题也比较现实主义。

  陈楸帆:这有好有不好。好处是切身性的书写代入感强。但对于科幻来说,又是一个伪命题,大部分科幻都不可能有切身性的书写。不过“太空歌剧”对我来说则不太容易找到切身感。刘慈欣的科幻小说是追求科幻本身的惊奇感,纯粹想象力的东西;而我的科幻小说对于社会性议题的关注则类似于郝景芳。

  新京报:刘慈欣身上的时代感比较强,今天的年轻作者大概很难写出那种规格和结构的东西了。不过对于读者来说,阅读刘慈欣那样的宏大叙事很亲近。它曾是我们经历的一部分,而今不再是我们所身处的环境。

  陈楸帆:刘慈欣对应的是类似“十七年文学”或者“伤痕文学”,有很明显的创伤和遗产。他的时代感,可能正好契合这个时代人的心理需求。人没有想象中改变得那么快,很多旧的东西在算法里面。情感模式、意识形态有代际的传递,从父母辈上遗传下来的东西,可能在孙子辈才能完全消除掉。

  今天年轻人的写作,有明显个人化的倾向,个人视角突出,几乎很少有宏大视角的。可能会模仿宏大的集体感,但没有办法去相信这些东西,具体行文的一致性达不到大刘那代人的高度。出来的东西效果就会差很多。

  新京报:今天的作家似乎没有什么创伤,但有种怅然若失的感觉。

  陈楸帆: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需要去梳理的问题,不只是科幻,主流文学也一样。

  采写/新京报记者 董牧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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