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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彬:落叶归根文物中

曾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牵头追回大量流失文物;禁止文物工作者收藏文物,维护考古学界良心

2019年02月25日 星期一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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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彬。图/国家文物局官网
昨日,国家文物局原局长张文彬送别仪式在八宝山殡仪馆举行,各界人士排队送别。新京报记者 浦峰 摄

  姓名:张文彬

  性别:男

  籍贯:山西浑源

  终年:82岁

  去世原因:病逝

  生前职业:中国博物馆协会名誉理事长、国家文物局局长

  “温良恭俭让,仁义礼智廉。”昨天上午,在八宝山殡仪馆的一场追悼会上,挽联中写上了这几个字。

  “现在谁能担得起这种评价?”原鲁迅博物馆馆长、中国文物交流中心副主任杨阳说,“张文彬担得起。”

  逝者张文彬是国家文物局原局长,在他任内,我国首次以法律武器为主追回3000余件(套)走私文物,与中国文物相关的政策法规得到完善。退休后,他仍为文物事业奔走,为南水北调工程文物保护等问题呼吁,一张坐在干涸的大运河上神情凝重的照片,令人动容。

  他一生历经多重角色,从学界到政界,最终落脚于他的起点:文物考古。“光明磊落”、“正人君子”,得到同行如此评价,不仅源自高尚的品格,更可能来自于作为一位文博人的钟爱和责任。

  清风正气

  禁止文物工作者收藏文物

  1996年至2002年,张文彬在国家文物局局长任上度过了6年。在一些与张文彬同龄的文博界人士看来,他在世纪之交的这几年,理顺了文物事业的很多关系,起到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

  著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伯谦认为,张文彬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就是制定和修订了很多文物领域的政策和法规,完善了政策法规体系。

  2002年,已经有20年历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迎来修订,加强了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等方面的措施。但在关于流散文物、文物市场等方面,引发了不少争论。

  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谢辰生在《谢辰生口述:新中国文物事业重大决策纪事》中回忆,争论的焦点之一,在于文物市场是开放还是从严。有些人强调要开放文物市场,而谢辰生与张文彬等人坚决反对,“张文彬是考古专业科班出身,掌握了文物工作的正确方向。”谢辰生评价。

  如今看来,考古专业科班教育与考古学界前辈耳濡目染,对张文彬的文物管理事业确实起到了关键作用。他始终将自己看成这一群体中的一分子,而非一位领导。

  张文彬对于文物工作者参与买卖和收藏文物持反对态度。他十分重视机关和行业作风与道德建设,组织制定《中国文物博物馆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和《国家文物局机关工作人员守则》,明确个人不准买卖和收藏文物。他曾解释,考古专业的老师和前辈学者的风范,在考古学界形成了这样的良好风气,他希望行业中能维持住这种风气。

  “为了维护我们考古学界和考古工作者的学术道德和良心,我们应该做到这一点。”张文彬在一次文物学专家齐聚的大会上发言时再次表态。

  他列举了诸多考古界前辈的案例,“无论是夏所长(夏鼐)在甘肃一个人骑马调查的时候,还是苏秉琦先生到斗鸡台去作考古发掘,还是宿白先生(上世纪)50年代初在雁北去调查,可以说都是坐着大车、骑着毛驴去的……所在现在这么好的条件下,我们应该更加严格自律,更要讲自觉奉献的精神。”

  “光明磊落、正人君子。”原鲁迅博物馆馆长、中国文物交流中心副主任杨阳评价,“我觉得在他身上有一种老一辈革命家的理想主义色彩,如今越来越少见了。”

  礼贤下士

  为故宫摄影师“站台”

  1996年,张文彬上任国家文物局局长不久,一个故宫博物院普通工作人员敲开了他办公室的大门。

  这名工作人员名叫胡锤,当时还是故宫一名文物摄影师,后来担任故宫博物院信息中心主任。他找张文彬,是为了一台“天价”设备。

  此前,胡锤在美国柯达公司研发中心见到一台世界最先进的影像扫描仪,让他预感到一个影像信息化的时代即将来临。这也将为博物馆文物影像和资料工作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文物影像未来一定要走数字化道路。

  那时信息化还是个时髦的玩意儿,胡锤多次向上级领导推荐,但几乎所有人都不支持。不仅因为没有预见即将到来的信息化时代,更重要的原因是这台设备太贵,需要180万元,而当时一家全国领先的省级博物馆,全年经费也才120万元左右。

  “实在没有办法,我就直接去找张局长,当时还并不认识他。”胡锤回忆,张文彬丝毫没有架子,当即放下手头工作,让这位摄影师讲了半个小时,从技术的发展讲到国际趋势,再讲到目前故宫文物研究人员都还看不到文物影像,难以为研究提供支持的现状。

  张文彬听完,看着胡锤带来的材料,思考了10分钟,便作出决定:必须出钱购买这台设备。他认为,故宫要走到世界博物馆前列,一定要引进最先进的设备。

  此事争议一直不断,反对声不绝于耳。“经历了非常周折的过程,张局长感叹‘做件好事真难’。”胡锤说,直到设备买回来之后,仍然有质疑声,张文彬趁着一次会议间隙,专程来故宫调研这台设备的运转,当他看到扫描出来的数字化文物影像,特别触动,“别人再说我不怕了,这事没做错。”

  从那之后,故宫文物管理系统、文物清查系统等信息化系统,都在此基础上开展起来。“没有张局长,文博系统信息化不会发展这么快,他是一位非常有前瞻性的领导。”胡锤说。

  哪怕一件具体的小事,都要一抓到底,在李伯谦眼中,“办实事”的精神伴随着张文彬的一生。

  张文彬上任文物局局长后,对文物局培训工作进行了全面梳理,希望能够将分散的培训系统,整合成一股比较强势的培训力量。他推动国家文物局与自己母校北大合作,创办了专业,开展文博系统人才培训工作。

  在这件事上,张文彬也一抓到底,多次参加筹备会。“按说作为一个局长,具体的事交办下去就行,但很多具体的培训他都亲自去抓。”李伯谦说。

  初心所系

  一生根脉在文物

  张文彬一生经历丰富,辗转多重角色。

  1958年,山西浑源人张文彬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开始了他与考古和文物延绵一生的缘分。

  第二年,张文彬和同学们一起赴仰韶遗址进行考古实习,同行的还有高他两届的师兄李伯谦。那是张文彬第一次进考古工地,李伯谦如今只依稀记得,这位师弟“非常朴实,踏实用功,喜欢扎在工地上”。

  1963年9月毕业后,他先在河南担任洛阳市博物馆干部、洛阳市文艺总团政工组负责人等职,其后入郑州大学任教,参与创办历史系考古专业。1983年他任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1990年进入中共河南省委,官至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然后调任国家文物局,1997年2月任文化部党组成员,国家文物局局长、党组书记。

  出身考古专业的张文彬,最终也落脚于此。世纪之交的三峡建设,使一大批文物沉入水中。张文彬前往一线,竭尽全力,在他的努力之下,考古人员对很多文物做了抢救性发掘。

  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安家瑶曾与张文彬同为全国政协委员,为南水北调工程中的文物保护疾呼。当时很多项目立项后马上动工,没有给考古留出时间和经费,“尤其是中线工程在中原地区‘开膛破肚’,那是中华文明最重要的地区,如果不经过考古发掘,会丧失很多重要文物。”在他们的呼吁下,南水北调工程催生了多项“全国十大考古发现”。

  更为人称道的,是1995年至1998年,他亲自带队、历经数年谈判,使得3000多件(套)走私文物回归祖国。这是中国首次以法律武器为主、外交等手段为辅,与国际文物走私团伙斗争,追回大量文物。

  为表彰其对中国博物馆和国际博物馆事业的贡献,张文彬被国际博物馆协会授予终身成就奖。

  在张文彬任上,作为中国文化的国际名片,中国文物不断走出国门,赴外展览。张文彬经常赴外参加文物交流活动,甚至亲自监督布展。

  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出国还不太普及,很多人趁着出国出差都会逛逛当地的商店、买买东西,而张文彬偶有闲暇,不是去博物馆,就是去书店,买的全是专业书。“他学考古出身,一辈子感兴趣。”数次陪同张文彬出国的杨阳说。

  杨阳回忆,张文彬当了文物局局长以后也从来没有特殊要求,吃穿住行都不讲究,“可能与他出身考古有关,是从艰苦环境出来的。”

  新京报记者 倪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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