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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加速,如何催生人们的工作紧迫感?

2019年03月02日 星期六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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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视觉中国
《为什么速度越快,时间越少》
《时间紧迫》
《平台资本主义》
《大加速》

  如果说今天的社会人普遍饱尝时间的贫困感,那么时间的加速感又是从何而来呢?快节奏、长时间的工作状态使人不安、焦虑、失眠,而以购物、消费作为缓解,拥抱物质主义,也很难增进幸福感。今天我们抑郁症和焦虑症的患病比例远超40年前,这并非没有原因。用鲁迅的话来说,“时间就是性命”。速度的代价就是时间,因追求速度而失去时间,几乎是属于所有人的问题。这几乎是一种不可承受之轻。我们面临的不只是工作时间的增加,还有置身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时间紧迫。

  技术带来了加速吗?

  今天的人们总是被日新月异的事物包围,以致人们都已经慢慢忘记了,如今的高速世界其实是非常晚近的产物。——马克·泰勒

  米兰·昆德拉在他的小说《慢》中写道,“速度是迷狂的形式,这是技术革命送给人的礼物。”20世纪初,未来主义者们速度的美学是狂飙突进的革命情怀:“我们要与机器合作,将那些对距离和孤独的歌颂、那些精致的乡愁都摧毁,代之以普遍存在的速度”。然而,当我们真正迎来“绝对速度”的统治,不只是工作,整个生活与经验世界都体验到失控的疼痛。

  1991年,法国哲学家保罗·维利里奥的哲学随笔《消失的美学》,指出技术进步如何致命地磨灭了时间与空间,也改造了我们的知觉、意识、美学和伦理。马克·泰勒的《为什么速度越快,时间越少》,则从今天的大数据时代出发,大杂烩一般处理了宗教、哲学、艺术、技术、时尚和金融等各领域里“有毒的速度”。回到西方现代性的开端来看,我们对速度的顶礼膜拜是现代的发明,它产生了两个副作用:一是长远规划的消失,另一个是长期记忆的瓦解。

  今天的加速感是如何造成的?最显而易见的答案似乎是技术,而技术背后则是经济与社会的导向。今天的技术与新形式资本主义——金融资本主义的推动是分不开的。今天的技术加速,显然比上世纪末复杂得多,甚至是难以理解。如泰勒所言,信息、交流和网络技术正在创造一个新世界,这个新世界转手就把人类生活转变成了自己的模样。

  比如,虚拟经济相较于传统实体经济的崛起,谷歌、微软、亚马逊和脸书等大平台对信息和数据的垄断,以及金融市场日新月异的电子交易速度,都改变了今天的工作节奏。工程师们不断编写算法来适应飞速变化的投资环境,我们置身并参与其中,但要理解当今金融市场的速度已变得相当困难甚至是不可能。而在虚拟经济之中,贫富差距实际上是速度差距。在数字资本主义的快节奏经济中,“赢家”和“输家”所共享的只有速度所创造的不安、焦虑和不满。

  反过来,这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何在科技如此发达,以至于很多人担心被人工智能取代的当下,绝大多数人的工作时间不减反增。青年学者王行坤的《工作意识形态与后工作的未来》一文指出了这样一个事实,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80年代,劳动时间的确呈下降趋势。80年代确立了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的统治以来,劳动一方的力量被削弱。自动化技术解决了一部分低端工作,而属于中产阶级的工作正在萎缩。透过平台数字技术的中介,劳动力得以变得越来越灵活,被迫去适应市场的各种需求;同时也变得越来越勤劳,以勉强糊口。所有劳动者都被投入到资本主义这个巨大的快速运转的生产机器中,所有劳动者都惶惶不安,为了生计付出的不只有工作时间,还有身心健康。是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关系,造成了劳动时间的不减反增。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主义生产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工人和土地(想想生态危机)。

  忙文化的“时间紧迫悖论”

  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 ——木心

  不慌不忙的从容心态,在今天的“忙文化”之下已成为需要用力培护的个人素养。比如,在工作时,我们要努力克制自己玩手机的欲望;在休假时,又要纠结自己是否要迅速处理工作信息的召唤,往往患得患失,陷于厌恶与不安。不过,时间紧迫真的是技术进步(尤其是信息通信技术)造成的吗?所有人都同等程度地感到时间紧迫吗?

  瓦克曼在《时间紧迫》中指出,我们面临的是一种“时间紧迫悖论”(time pressure paradox)。事实上,二战以来,西方国家的闲暇时间是有所增加的,但人们依然感觉时间紧迫,甚至是前所未有的紧迫。时间紧迫感是一种多维度的现象。而不同的群体,比如男性与女性、农民与城市人、精英与大众在工作上的时间感有明显差异。

  不过,王行坤认为瓦克曼没有注意到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关系,是造成劳动时间不减反增的关键原因,这是一个巨大的盲点。如今,我们的时间经历着分配上的撕扯,一天24小时要在(“我的”)自由时间和(由老板所支配的)工作时间之间进行分配,而后者不断侵占前者。E.P.汤普森的经典研究《时间、工作纪律与工业资本主义》提出了有关时间分配的关键一点。在农业社会,不存在“生活”与“工作”的区隔。农民有活就干,无活就歇,完成任务不需要计时,只要不至于土地荒芜,颗粒无收即可。在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白白消磨时间被认为是可耻的。

  瓦克曼指出,时间紧迫感更多是由现代的“忙文化”所造成。“忙文化”所推崇的成功人士总是忙碌的。“今天衡量社会地位的标准不是对闲暇的炫耀性消费,而是投入时间密集型工业的程度。”与之相伴的,是工作的极化问题。我们有好的MacJob(以苹果公司为代表的高科技、高收入工作),也有坏的MacJob(以麦当劳为代表的低技能低收入工作)。优步为代表的平台资本主义强化了这种坏工作的泛滥。

  当我们尝试解释技术与时间紧迫感之间的关联时,往往要么陷于技术乐观论,要么陷于悲观论,二者本质上都是技术决定论,即认为技术必然会带来某些特定的社会结果。然而,瓦克曼强调的是技术的社会塑造论。换言之,技术设备并不直接决定我们的时间感,而是受到社会制度、日常文化生活等要素的影响。

  显然,电子邮件及手机信息,并不是让我们感到时间紧迫的罪魁祸首。我们可以选择在特定的时间回复邮件,而手机可以让我们与朋友、亲人建立更密切的互动,更加灵活地安排时间。之所以会出现工作侵占私人时间的状况,是社会制度决定的;而生活与工作上的时间紧迫感,是数字资本主义下的劳动政治所决定的。

  撰文/新京报记者 董牧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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