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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最光荣”、“劳工神圣”都曾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口号。在一个工作社会,如何透过工作获得自我实现感和价值感对于个体而言是至关重要的。今天的工作,是体力劳动、脑力劳动和情感劳动交织的状态。然而,对于“劳动”价值的肯定,实际上是一个较为晚近的概念。
当人们面临工作的意义感危机时,总会有反对劳动、拒绝工作的呼声出现。而在历史上哲学家、思想家和文学形象的表达,以及今天网络文化符号之中,都涌动着一种成为“做懒汉”的欲望。“懒汉之声”尽管不乏精英主义色彩,但这背后是对于乌托邦的呼唤:废除(我们所知的)工作,“工作”不应当成为其目的本身,而应当充分释放工作的潜能与创造力。
西方古代哲学家和立法者
在奴隶制社会下,劳动是低贱的
西方古代哲学家尽管在思想理念上千差万别,但对于劳动的态度却颇有一致:在资本主义诞生之前的阶级社会,劳动无疑是卑微且尊严感欠奉的苦熬。柏拉图的《共和国》指出,自由人拥有闲暇,可以从事较高级的活动,而受雇用的无名小卒从事较低级的、无法摆脱的劳动。
我不能断定,希腊人是不是因为受了埃及人的影响,才轻视劳动的。因我发现,色雷斯人、西锡人、波斯人、吕底亚人也同样地轻视劳动。总之,在大多数半开化的民族中间,学手艺的人,甚至包括他们的子女,都被视作最下等的公民……所有的希腊人,特别是斯巴达人,都是按这一原则培养的。 ——《希罗多德全集》第2卷
谁出卖劳动,谁就是出卖他自己,使自己沦为奴隶。 ——西塞罗《论权利》第1卷
文学形象:巴特尔比
不干了,华尔街的罢工先驱?
梅尔维尔(《白鲸》的作者)的短篇小说经典《书记员巴特尔比》,塑造了一位“拒绝工作”的抄写员形象,这位华尔街某律所的抄写员奇异、孤僻、缄默,他十分勤奋,但拒绝做抄写本职之外的工作。后来,他宣布自己彻底停止抄写,最终被解雇,入狱绝食而亡。
巴特尔比“拒绝工作”的宣言和行动,受到西方学院批判理论的青睐。比如德勒兹称之为“原人Original”——一个必须孤身独处于社会规则之外的人,阿甘本也认为巴特尔比的消极拒绝,本身是一种极大的力量。在华尔街运动期间,巴特尔比的形象甚至走出学院,进入了公共讨论,成为一种政治符号。运动的参与者声称自己就是梅尔维尔笔下的法律抄写员巴特尔比——以绝对的消极抵抗向华尔街说“我宁愿不”。如同但汉松指出,这位十九世纪华尔街自杀式抄写员,此时被诠释为资本主义制度最可怕的“恐怖主义者”。
“手抄稿,手抄稿,”我急忙说,“我要校对它们。给你。”——我将第四份文件递给他。
“我宁愿不做。”他说着,便轻轻退回到屏风后面。
……
“你为什么不愿意做?”
“我宁愿不做。” ——赫尔曼·梅尔维尔 《书记员巴特尔比》(1853年)
工人运动活动家:保尔·拉法格 无政府主义者:鲍勃·布莱克
关键在于懒惰权,而非工作权
一个主张“懒汉权”的马克思主义者,似乎很容易被当做痴人说梦,异端邪说。马克思的女婿拉法格就是如此,他最受欢迎的著作《懒惰权》是1883年在监狱中写的。在这部著作中,他荒诞而夸张地呼吁工人应当懒惰、闲逸,认为“劳动的解放”最后落脚的应该是懒惰权而非工作权。他也是最先研究这一问题的人。
拉法格不认为柏拉图等古代哲学家的说法是宣扬奴隶制,因为当时的生产力十分原始和低级,从事手工劳动的人无法同时又履行士兵和公民的职责。因此哲学家和立法者不得不在英雄的共和国里容忍奴隶的存在。反过来这也意味着,如果艰苦的工作如此美好,它早就被有钱人据为己有了。
工作几乎是世界上所有痛苦的根源。不过这的确意味着要创造出一种以游戏为基础的新的生活方式;换言之,一种嬉戏性的玩乐、共栖,甚至是艺术。只有肉体和精神将不再被弄得疲惫不堪,人们才能开始具有懒惰的美德。无政府主义者鲍勃·布莱克(Bob Black)所写的《取消工作》(Abolition of Work),也是与之类似的反工作伦理宣言。
啊,懒惰,你是艺术和崇高美德的母亲,但愿你能成为消除人类苦难的镇痛剂!——保尔·拉法格(1860年)
任何你能想出名字的罪恶基本上都源自于工作,或源自于为了工作而塑造的世界。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什么都不做。——鲍勃·布莱克(1985年)
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
消除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
在傅立叶的空想乌托邦“法郎吉”之中,劳动完全适合于人的情欲,成为游戏一样的活动,人们随意更换工作,从事喜欢的事情。他认为如果在孩提时代就能够通过在屠宰场干活来放纵自己的嗜血本能的话,暴君尼禄也会成为好人。喜欢在土堆里摸爬滚打的小孩可以组成“小人队”去清理厕所、倒垃圾,表现好的孩子还可以得到奖章。利用创造力,人们尽可能地将最不受欢迎的苦差事变成游戏。
在傅立叶看来,充分的协作劳动将会带来这样的结果:四个月亮将朗照地球的夜空,冰雪将从两极消融,海水不再是咸的,飞禽走兽都听从人的调遣。这一切描绘出这样一种劳动,它绝不是剥削自然,而是把自然的造物,把蛰伏在她孕育之中的潜力解放出来。 ——本雅明《历史哲学论纲》(1940年)
小说家:王尔德
实行机器奴隶制,把艺术留给人
王尔德有句名言:一张没有乌托邦的世界地图根本不值得一看。这句话出自他唯一的政论文《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灵魂》,这位放荡不羁的懒汉在这篇文章中得出的结论与马克思的想法很接近:让工作实现自动化,以便人们都有时间来发展自我。
王尔德认为,除非有奴隶在做丑陋的、可怕的和无趣的工作,否则文化和沉思几乎是不可能的。他毫不留情地吐槽:“刮东风的时节里,在一个泥泞的十字路口扫八小时的马路是一种令人作呕的职业。带着精神、道德或肉体上的尊严感去清扫这个路口在我看来是不可能的,满怀喜悦地去清扫它则是骇人听闻的。人是为了做那些比打扫灰尘更好的事而被创造出来的。所有那种类型的工作都应该有一个机器去完成。”他的理想是对机器的殖民,对人类的解放。
我不得不说,现在人们写作并谈论了大量有关分体力劳动之尊严的胡话。体力劳动根本没有什么必然的尊严,大部分体力劳动绝对是可耻的。——王尔德《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灵魂》(1891年)
网络文化符号:窃·格瓦拉、三和大神
现代工作伦理的脱轨者
在职场指南之外,我们的生活中还有以流氓无产者形象出现的“脱轨者”。广西南宁的一位偷车贼在被捕后声称 “打工是不可能的,这辈子都不可能打工的。”纪录片《三和人才市场》则呈现了深圳郊外的龙华新区一处大型职业介绍所“三和人才市场”。这些好吃懒做、不求上进的懒汉,与进城务工人员吃苦耐劳的形象构成了极大反差,但却作为青年亚文化的符号成为网友话语狂欢、自我吐槽的素材。
不过,我们很难说窃·格瓦拉、三和大神的“懒惰”有什么先锋意义,因为缺乏真正的解放性。
打工是不可能的,这辈子都不可能打工。 ——窃·格瓦拉(2016年)
兄弟别去,这是黑厂,我们去上网。 ——三和大神(2018年)
撰文整理/新京报记者 董牧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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