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 在现实处境下，找回工作的想象力

　　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我们要如何想象更好的工作状态？执教于天津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的青年学者王行坤关注“后工作”未来、懒汉权以及全民基本收入等议题的最新研究，他也对中国网友进行了“狗屁工作”的调查，结果与格雷伯的研究并不一致。在他看来，要直面工作意义的危机，就要认清“非工作不可”已成一种神经症症状，而全民基本收入的实施可能为现代人带来工作上的解放感。

　　工作是生命意义的来源，中国人更热爱工作

　　新京报：大卫·格雷伯的“狗屁工作”研究在学界和媒体火了之后，你也搞了一个中国人的“工作意义”问卷调查和微信访谈。能介绍一下你的调查结果吗？这些结果是否体现出“中国特色”的工作态度？与格雷伯的观察是否有所出入？

　　王行坤：我最终收回了232份问卷。结果显示，有9.9%的人认为自己的工作完全没有意义；有7.3%的人认为自己的工作对社会毫无裨益，甚至有人反映说，在填完问卷后就萌生了辞职的想法。这个调查结果与格雷伯所利用的问卷结果出入甚大。例如在格雷伯的书中，金融业从业者基本都是意义感甚弱、对社会愧疚感甚强的人（因为他们自认赚了很多钱，但对社会无所贡献），这种职业在格雷伯看来是典型的狗屁工作。但是在我的调查中，16位金融业从业者中有12位非常明确地认为自己的工作既有意义又对社会有益。另外，教师在格雷伯看来绝对不属于狗屁工作，但是在我的调查中，很多有博士学位的大学老师和研究员普遍认为自己的工作有一定意义，但是对社会却没有益处；相较而言，具有学士和硕士学位的中小学老师则普遍认为自己的工作既有意义，对社会又有益处。

　　我的样本当然是很小的，但是2018年另外一个综合各权威数据库、以47个国家的十万人为样本的调查结果表明，平均只有8%的劳动者认为自己的工作对社会全无益处，且结果随着国家、职业和年龄段的不同而有所差别（中国为7.5%），这和我的调查结果是基本接近的。格雷伯的论述依赖的是英国调查结果——37%的人认为自己的工作没有意义——以及自己“推特”粉丝的回馈，感觉他有点被误导了。

　　所以就工作的无意义感和无社会价值感来说，全世界劳动者的感受基本差不多，就算很多人很讨厌自己的工作，他们也很难（不愿）承认自己的工作毫无意义或毫无价值。毕竟，工作是我们生命意义的重要来源，如果否定其意义，我们很难有勇气再生活下去。当然，9.9%或者7.5%也是不小的比例。

　　当然，如果说有什么是“中国特色”，那就是在我的调查结果中，在工作场所时，有54%的人处于积极状态，有34%的人感觉开心，这与2018年盖洛普的调查结果——全球有85%的人在工作时处于懈怠状态——有很大出入，这也许是因为中国人真的很勤劳，或者中国的老板更会熬鸡汤吧。

　　新京报：你认为“热爱工作”在什么层面上是一种意识形态？在什么层面上不是？

　　王行坤：值得热爱的工作也许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作为人类第一需要的劳动。毕竟，人并非像一般预设所说的，总是好逸恶劳，人类学的研究恰好相反。从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哲学来看，人总要进行对象化，去有意识地改造外部世界，因此劳动是人类自我表现的需求。

　　源自于近代新教伦理的工作伦理，其实最开始源自于当时的中产阶级和企业主，他们的确可能是劳动致富，并获得成就感和救赎感。但是随着19世纪机器大工业的发展，这种工作伦理被灌输给工厂内每天进行12甚至16小时高强度劳动的工人，让他们脚踏实地的工作。另外，包括教材在内的各种出版物都在强化这种工作伦理，“教育”劳动者低头拉车。在这个意义上，工作伦理成为压迫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最著名的代言人就是苏格兰的托马斯·卡莱尔（苏格兰讽刺作家、历史学家），在他看来工作就是祈祷就是拯救，他给工人传播的是“工作的福音”——工作的意识形态。

　　全民基本收入是解决工作意义沦陷的方案吗？

　　新京报：很多西方学者倾向将“全民基本收入”，作为今天工作意义沦陷的解决方案。你如何看待全民基本收入这几年又再度引起热议的原因？实施“全民基本收入”的土壤又是什么？

　　王行坤：全民基本收入是一种定期（比如一个月）、无条件、以个体为单位发给一国合法居民的现金给付（对于新出生的婴儿和未成年人则有其他安排）。当下讨论全面基本收入的话题除了面对工作意义的沦陷之外（格雷伯就是基于这种立场支持全面基本收入），更多还是针对人工智能对工作的挑战、中产阶级工作消失以及工作两极化所导致的贫富分化加剧的现状。

　　例如美国的华裔总统候选人安德鲁·杨（Andrew Yang）一直就在警告美国人，自动驾驶技术对美国卡车司机以及相关服务业会造成致命的破坏，这会消灭很多中产阶级工作，因此他提倡的是每月1000美元的基本收入。法国之前的社会党总统候选人阿蒙也明确提出全民基本收入，意大利哲学家安东尼奥·奈格里对此表示过明确支持。今年3月至4月意大利政府在副总理暨五星运动党党首迪马约的推动下将施行每个月最低780欧元的基本收入。很多国家和地区都在一定规模上进行了基本收入试验，结果都颇为令人满意。

　　当然，今天我们依然处于新自由主义时代，紧缩依然是绝大多数政府的政策。因此有些基本收入的提倡者认为应该取消其他所有福利和保障，精简政府，每个月只发放一定数目的现金，但这对于低收入者肯定是不够的。因此我们要去争取并保卫福利社会，去争取更多的福利，与此同时还要避免福利社会所带来的科层制（关于科层制对领取福利者的羞辱，可见2016年英国电影《我是布莱克》，科尔宾不久前还用这部电影来攻击保守党政府的失败）。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的社会保障必不可少，但企业和企业的代理人总想压缩成本，获得更多利润，而劳动者总会需要更多的保障，两种不同意志之间的冲突最后只能通过力量来解决。毕竟，任何权利都不是被赐予的，而是争取来的。

　　新京报：马克思所畅想的“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但并不因此就使我成为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是一种非常丰富的劳作状态。今天，我们怎样从个体层面直面工作的无意义感，在现实处境下找回工作的想象力？

　　王行坤：如果细读这句话，马克思似乎向往的是前现代的有闲阶级的生活，因为他并没有提及任何工业化时代的工作。有人可能会认为在分工日趋精细的当下，人的工作范围会变得越来越狭窄——我们所能懂得并掌握的只能是很小一块领域，能成为一小块领域的专家就很不错了，因此很难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超越劳动分工。但是与其说马克思说的是消灭劳动分工，不如说他要消灭的是将劳动者一辈子固定在一个工作岗位的制度。我们的确需要长时间的刻意的训练才能成为某方面的专家，如“一万小时定律”所说的那样，但这并不代表我们不可以根据兴趣去从事其他活动并取得一定成就感。在我看来，“一万小时定律”最关键的是行动者要主动找到自己的兴趣点，然后去主动钻研并且能够获得专业的指导和反馈，而这是很多人都做不到的，因为他们迫于生计不得不去从事自己并不喜欢的工作，很多工作本身就没有钻研的空间（如绝大多数低端服务业），即便有，很多人也没有去进行更深入钻研的时间和精力，更不要说找到合适的指导老师。全民基本收入恰恰可以为人们提供一定保障，让他们可以在没有就业压力的状况下去更为自由地探索适合自己的领域，并做到一专多能或多专多能。

　　在当下中国，非农劳动时间越来越长，尤其是城市白领，很多人的生活时间被工作时间所彻底吞没——2017年中国平均周工作时间为48.9小时，比西方发达国家要高出不少。除了面对工作的无意义，我们更要面对工作的时间和收入问题，因为长时间、高强度和低收入的工作已经影响到了中国人口的再生产，这样的生产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很多年轻人迫于经济和工作状况，已经放弃了婚姻和生育的想法。

　　在现实处境下找回工作的想象力，首先是要像马尔库塞所说的那样，认识到“非工作不可”是一种神经症症状，学会拒绝被迫的工作，而争取全民基本收入就是值得尝试的战略。

　　□木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