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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骐,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院士、长春光机所学术委员会委员。
他在光学仪器领域深耕55年,组织研制以“神舟五号”、“神舟六号”相机为代表的多种先进光电装备,突破了一系列关键技术,提高了我国相关领域的技术水平。
谈履职
人大代表就是要为选民代言
新京报:今年是你第几次出席人代会?
王家骐:我从1993年开始担任全国人大代表,八届、九届、十届,十一届空了一届,然后十二届、十三届,一共是五届。
新京报:作为人大代表参加了这么多次人代会,你感触最深的是什么?
王家骐:我最深的感触是,人大代表是选民选出来的,所以一定要反映人民的诉求,特别是全国人大代表,要把人民诉求中需要由国家层面考虑的问题提出来。
新京报:去年人代会你提了哪些建议?
王家骐:去年我提了一个有关国企改制后医务人员工资待遇的议案,国务院国资委很重视,为此还去吉林省调研。不少人感谢我,我说不用感谢我,人大代表就是要为选民代言。
谈工作
我国航天相机研究已进入高分辨率领域
新京报:你大学学习的专业并不是光学,后来是怎么开始从事光学仪器方面研究的?
王家骐:其实我是“铁匠”出身,哈工大九系,也就是加工系锻造工艺和设备专业毕业生,锻造就是铁匠,把铁烧红了,轧钢、磨钻。1963年大学毕业后,我来到长春光机所工作,后来读研,1968年研究生毕业后留所工作,一直到现在。
那个年代国防任务多,搞光学精密仪器的人少,他们看我这个小伙行,就组织了一个团队研究光学仪器,让我当组长。我没学过光学,那就得一边干一边学,好在改行还比较顺利。1968年12月我接到了第一个任务,1972年我们研制了两套设备,提供给用户使用。
新京报:你接到的第一个任务是什么?
王家骐:是我们国家第一个洲际导弹的瞄准仪,1972年,我就交了两套,试验效果很好,改进以后批量生产。
新京报:你一生做了三件事,第一件事是“入海”?
王家骐:这其实是媒体总结的,说我一生做了三件事,“入海、上天、育新人”。第一件事“入海”发生在1969年,我接到另一个重大任务,就是研制我们国家潜艇的弹道导弹光电瞄准仪。那时候基本没有什么可以借鉴的资料,一切都要靠自力更生,一点点摸索。我们从1969年开始研制,经过13年,到1982年在渤海湾第一次进行海上试验实战考核,很成功。
新京报:海上试验实战考核时,你负责哪项工作,当时心情如何?
王家骐:我当时就在潜艇上,岗位紧挨着导弹发射桶。心情不好说了,害怕也没用,风险一定有,但是我相信我们国家的组织和管理是非常严格的,我们的核潜艇没出过意外状况。
平常我都穿工作服,不过那天我穿了一套料子中山服,那时候工资水平不高,这套中山服花了100多块钱,我攒了好几个月。我当时就想,万一出事了,我就沉海底去了,让中国人自己打捞起来无所谓,要是外国人打捞起来,怎么也要穿得好一点,让他们看看中国科研人员的样子。
新京报:研发航天相机就是你一生中的第二件大事“上天”?
王家骐:是的,“神舟五号”“神舟六号”相机发射成功、拿到图像,标志着我国航天相机产业获得突破性进展和跨越性提高。因为我们过去拍到的图像都是分辨率很低的,“神五”“神六”相机拍很清楚,用户看到了直流眼泪,感叹我们国家干了多少年,才看到自己拍的这么清楚的图像。
新京报:我国航天相机研发在国际上处于什么水平?
王家骐:我国航天相机已进入高分辨率的领域。原来我们还是跟跑;到“神五”“神六”时期,我们是并跑;发展到现在,我们研制了一大批这方面的遥感器,某种意义上来说现在还是并跑,跟美国并跑,当然我们正研制能在某些方面领跑的产品。
有人形容,航天相机就是专为地球打造的“自拍神器”,借助光学遥感卫星,给地球来一张自拍照。照片想要拍得好,遥感器必须做得好,就是物空间和象空间映射过来,能够不失真,原来什么样就是什么样;相机制造出来,光学系统的制导要好,光学系统还要有热稳定性和力学稳定性,因为发射过程中力学的条件很苛刻,这其中热稳定性、温控的误差差一度都不行。还有相机补偿、实时补偿问题,因为飞船在天上飞,地球在不停地转,图像在相机上动得非常快,每秒100多毫米。这就像一个运动员,如果速度太快你是拍不清楚的。那么相机补偿怎样才能做得好?首先就要求算得好、算得准,要有数学模型,“神五”“神六”相机的数学模型就是我研究出来的。
新京报:你一生的第三件大事是“育新人”,你具体怎么培养年轻人?
王家骐:2005年以后,我不再担任课题组长,让年轻人当,我现在给我的学生打工。我常常告诉学生,课题刚开始时,查文献是必要的,参考前人经验可以少走弯路。而一旦进入中长期研究,就该有自己的思路,要不断进行新探索,逼迫出自主创新的决心和意志。在科研这条道路上没有捷径可走,只有脚踏实地。
谈生活
不用智能手机 会用电脑推导数学模型
新京报:你曾获得多个奖项,其中哪一个奖项是你最珍惜的?
王家骐:1988年-1989年,我开始研究航天相机。因为这个项目获得了很多奖项,三个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还获得过其他一些奖励,我一时间也说不上来了。我认为,能为国家做一点贡献,就是我们知识分子的本分。
新京报:我注意到你使用的还是老款手机,怎么不用智能手机?
王家骐:我对手机的需要很简单,能打电话发短信,别人能联系上我就行,这部手机1995年开始用,没有换过电话号码。
我没有时间去用智能手机,有那个时间做点研究工作多好。再说天天盯着手机看,我担心把眼睛看花了。
我今年79岁了,眼睛还不花,眼睛得省点用。虽然不用智能手机,但我会用电脑,比如文档、PPT、数学模型的编程推导,这些我都能用电脑做。我从来没有助手,自己从事的工作一般人干不了,能干的人,跟在我这样一个老头子身边,我担心耽误了人家,所以一切还是自己来。
1988年-1989年,我开始研究航天相机。因为这个项目获得了很多奖项,三个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还获得过其他一些奖励,我一时间也说不上来了。
我认为,能为国家做一点贡献,就是我们知识分子的本分。 ——王家骐
采写/新京报记者 王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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