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文叙事，弥补破碎的医患关系

　　医院里，故事多。从这里进进出出的，是无数人的病痛、期冀、担忧、纠结、责任、死生……作为这一切的见证者与参与者，当医生去讲述自己治疗过一个个人、经历过的一件件事，天然就具有触动人心的力量。几乎没有谁能一辈子不和医院打交道，所以听众和读者从这些故事中照见的，也是对生命终极问题的感悟。

　　故事带来的共情，还有更现实的意义。现代医疗面临着技术与人文二者的平衡，医患关系的紧张也有待更深层的解决。医生讲述患者的故事，普通人阅读医生的故事，每一本动人的医学人文图书都是一座桥、一条孔道，让医患双方多了一些相互理解的机会。毕竟，医生和患者理应站在一起，共同面对疾病，以及生命。

　　叙事医学，关注病人的故事

　　“故事”对于医学的重要性，是很多人不会想到的。

　　但作为难免要成为“患者”或“患者家属”的普通人，类似的抱怨在近年来并不鲜见：挂号排队大半天，进诊室没说几句话就让去做化验/拍片；医生说检查都没问题/可以出院了，但我总觉得哪里还是不太舒服……

　　为什么会如此？一个多世纪以来，现代医学的高速发展和普及，提升了整个人类的健康水平和预期寿命。只是同时，医疗高度依赖于病理检测、影像设备，医生的教学和培养也具有明确的技术导向，被关注更多的是种种检查和数据呈现出来的“病”，而不是有感受、有情绪的“人”。

　　对此，医学界内部是有反思的。医生的职业使命是什么？医学在多大程度上是“科学”，多大程度上是“人学”？“医学人文”作为一个特别的学科，思考的就是这一方面的问题。北京大学医学部教授王一方在《医学人文十五讲》中说：“任何医疗的交往都是人与人之间身心救助的故事，而不仅仅只是人与机器之间的故事，或者人与金钱的故事。”

　　2001年，美国学者丽塔·卡伦（Rita Charon）提出了“叙事医学”的概念。在《叙事医学：尊重疾病的故事》一书中，卡伦表示，当代医学是以牺牲病人和医生的关系为代价的，而“叙事医学是具有叙事能力的医生所实践的医学；叙事能力是认识、吸收、解释并被疾病的故事所感动的能力。”也就是说，在狭义的医疗概念之外，医生应该聆听和理解病人的苦难，在共情的基础上给予帮助和支持。

　　这一概念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响应，成为一种自觉的追求。现在，一些医院要求医生撰写“平行病历”，把患者的个人情况、心理状态、家属感受都包括其中，正是对叙事医学的实践。

　　美籍印度裔医生和作家阿图·葛文德，是我们谈论医学人文类大众图书很难绕开的名字，他写作的几本书对从医之道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在《医生的修炼》中，他讲到医患之间信任关系的奇妙，说“在多年从医生涯中，我始终有着这样的感慨：这个职业终究还要以人为本”。他反对医生凭借专业知识替病人做决定的旧传统，赞同医生应该和病人共同决策，决定要做什么，不做什么，因为“医疗决定牵涉到的不只是技术层面，还有病人的个人因素”。

　　作为实例，阿图医生在《最好的告别》一书中讲述了他父亲——同样也是一名医生，如何在确诊脊椎肿瘤之后，和医生达成共识，根据自己的感觉和生活需求推迟手术的时间，保证了生活质量，而非根据影像检查的结果作出决定。在阿图医生看来，对病人来说“什么最重要，有什么担心”才应该是医生决策的首要因素，这正是狭义“医疗”以外的“叙事”部分。

　　医学叙事，打通医患间的隔阂

　　在大众语境中，医生的形象如何被塑造，会反映出医学与特定时代与社会的关系。比如发自传统社会的“妙手回春”“起死回生”，讲述的是神话般的奇迹，反映出的却是人们面对疾病普遍的无能为力。在当代，媒体曾经提及医生群体便冠之以“白衣天使”“医者仁心”之称，打造过分完美的模范式；也曾在医疗机构市场化改革之后，密集地报道医患纠纷、“天价医药费”等新闻，折射出社会各方的不适应。

　　从近几年出现的医学纪实图书中，我们看到了塑造新医患关系的曙光。2013年初，由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医生张羽撰写的《只有医生知道！》成为现象级的畅销书，这本书以第一人称完成，极为详细地讲了一个个亲历病例的故事，完成女性健康知识科普的目的之余，作者从住院医生成长起来的过程，乃至于结婚生育的私人生活都不曾略过。

　　带来沟通和理解，大概是“故事”最本质的意义之一。如果面对疾病的理想方式是医患共同决策，那么两者的互相理解就分外重要。《当呼吸化为空气》、《每个人的战争》两本书，都因作者是患上绝症的医生而触动人心，当医者转换角色成为患者，往往能带来最深刻的理解。即使你是一个医生，当事情真的摊到自己头上了，可能也会慌了神。”从此，他对患者的心态有了更多的理解。

　　现代医学的高度专业性，让医患之间的知识壁垒不可能完全消除。但医学的本质不是解题，而是面向人的救治与帮助，所以沟通和共情是珍贵的，当医生和患者都愿意更立体地了解另一方，才会有真诚的信任，医患关系才可能转化为更有温度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面对生死，超越医学的思考

　　医院里最触动人心的故事，永远和生死有关。最能讲出故事的医生，往往来自妇产科、急诊科、肿瘤科、心脏外科、神经外科，因为这些科室的生与死最多。

　　于是医院成为我们思考生死的一面透镜，在习惯性讳谈死亡的中国社会，医学人文作品也承载起了生命教育、生死教育的功能。

　　医学再发达，有再多技术干预和延长存活状态的手段，也改变不了死亡是人生必然终点的事实。带着历史的眼光去看，越来越多的人在医院而非家中死去。当代人面对的“如何死”这一问题，是全新的，答案正等待我们自己去探索。于是，生命临近终了之时，干预还是放手，努力争取或许有的希望还是让人最后的生命更有质量，总是让医生、家属难以抉择。

　　2013年出版的《死亡如此多情》，是专门以死亡为主题在医生群体进行的征集和记录。这本书中的病人在面临死亡时，“有人恐慌，有人平静；有人只想到自己，有人更多想到别人；有人怨天尤人，有人充满感恩；有人为多活一天可以放弃一切，有人选择有尊严地死”……作为“救死扶伤”之人，医生也往往因无法挽救的病人感到痛苦和无奈，并由此思考，人应该如何看待医学与死亡的关系，应该如何接受生命的终结。

　　阿图·葛文德医生在从医多年、亲历过多位患者和自己亲人的死亡之后，他对人的衰老和垂死有了新的认识：或许过度的技术干预反而增加了对逝者和家属的伤害，安宁缓和或许才是适合更多人的答案，“救治失败并不是医学的无能，而是对生命进程的尊重”。

　　当然不是每个人都愿意接受这种主张。但对死亡的感知和认识，是我们理解生命、把握自己人生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如果更多人能对死亡有通透的思考，那么至少在生命临近枯萎之时，可以选择自己想要的方式，而不是在盲目和绝望中，将命运交给冰冷的技术和设备，甚至将救治的失败归结到医生。

　　撰文/新京报记者 李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