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里莫·莱维 被拯救的人最终仍被淹没

　　给一个作家写传记并不容易，给一个自传体作家写传记则更难，因为在作品中他已经讲述了许多个人生活。传记作家伊恩·汤姆森面临的就是这样一份工作，他走访世界各地，花费十余年时间搜集资料，挖掘出意大利犹太作家普里莫·莱维大量鲜为人知的事迹，后者除了在作品中讲述奥斯维辛的经历，从来不愿透露自己的隐私。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莱维是一个立志为人类写作的作家，他的作品深刻表现了二十世纪人类世界的失败，而汤姆森厚重的《普里莫·莱维传》则是在向他致敬。

　　这部传记不仅让读者重温莱维的作品，而且让读者了解到莱维的创作生涯。此书各章按年代顺序编排，共有29章，莱维在奥斯维辛以及从集中营返回家乡都灵的叙述只有三章，其他都是描述莱维的家庭日常生活，他在工厂的化学研究工作，他成名后在各地的演讲，他的成功的英美讲演之旅。但作者始终以奥斯维辛为主线，把莱维的生平串联起来，使读者可以从中了解到莱维痛苦的一生，同时其本身也成为一部控诉奥斯维辛的著作，时时提醒世人警惕纳粹大屠杀的重演。

　　作者只是作证，让读者成为法官

　　作者将莱维的家庭历史追溯到19世纪，莱维的家庭属于一个古老的犹太家族，在15世纪就进入意大利，后来定居贝内杰恩钠镇，到他的曾祖父一代，这个家庭曾富甲一方，但很快就衰落了。此后莱维家搬到都灵，其父成为一个工程师，并把他的实证主义思想传给了儿子。莱维出生于一战正式结束的那一年，他的大部分人生都是在都灵度过的，他的周围大都是生活在意大利的犹太人，这个犹太群体与东欧、美国的犹太人不同，他们自认是同化的意大利人，但在历史上却两次遭受迫害，第二次就是在纳粹时期。

　　在墨索里尼统治时期长大的莱维，在学校里接受的是古典文学教育，他从小就喜欢阅读书籍，能背诵但丁的《神曲》，这种古典修养使他终生秉承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精神，在科学与人文领域都有很深的悟性。当法西斯统治下的秩序最初吸引了不少意大利犹太人时，少年的莱维却从未喜欢“墨索里尼永远正确”的标语。随着意大利法西斯开始迫害犹太人，莱维1943年加入了抵抗运动，很快即遭到逮捕，并于1944年冬天被送到奥斯维辛，编号174517。

　　奥斯维辛的经历永远改变了他的人生，在送往集中营的前夜，他曾目睹男女间互相发生关系的疯狂行为。他要活下去，就得放弃道德，他学会了偷窃和忍受，不能遵守文明的习惯。能从奥斯维辛活下来是一个奇迹，他还年轻，身体健康，可以做奴工。化学家的身份也帮助了他，使他能进入集中营的合成橡胶车间，那里的条件要比工地上好，实验室里的温度能让人挺过寒冷的冬天。最后的日子，他因猩红热被送进传染病房，躲过了接下来的死亡大疏散。几十年后，莱维还记得他一生中受到的“最大的侮辱”，当通过实验室的知识面试后，一位纳粹管理员轻蔑地在他肩头擦掉自己手上的机油，仿佛他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块抹布。对于这些细节的记忆充分体现了莱维作为一个作家的观察能力。

　　1945年获得自由后，莱维辗转回到家乡都灵，重新开始在一家化学公司工作。但在回家第一晚，他将一块面包藏在枕头下面，正是回家使他的道德感苏醒。他把自己的终生目标树立为去作证，他一边工作养家，一边埋头写作，先后写出《这是不是个人》《休战》《被淹没与被拯救的》等集中营作品。

　　在汤姆森看来，前两部作品是以尤利西斯的流放寓意表现犹太民族的漂泊历史。《这是不是个人》的构思始于集中营，完成于1946年12月。莱维先是不可抑止地在公交车上向陌生人讲述他的痛苦经历，这使他得以重新找回自我，并逐渐掌握了某种叙述基调，即仿佛他是在讲述别人的人生。按汤姆森的说法，他的书是说出来的，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作《死屋手记》那样，作者只是作证，“让读者成为法官”。

　　拒绝以任何文字修饰残酷

　　莱维的写作一开始就有明确的追求，作为证人和作家的双重身份，像证人在法庭一样客观冷静。他不断与狱友通信，打听他们的下落，同时收集写作素材。他期望他的书能作为集体创作的作品被人阅读，能代表其他声音而发出一种声音。只要还活着，就要讲出来，讲给别人听，“为了让他们知道，人究竟可以达到何等地步。”在他成名后，他充满热情地不断与读者通信，或者面对面与读者交流，他把这看作是一种义不容辞的道德责任。

　　最初人们并不理解他的写作，他的文风十分简洁，与现代派文学作品的风格迥然相异。在汤姆森笔下，都灵是一个理性、自律的城市，崇尚简练的风格，这种都市风格影响了莱维的写作，而他对希腊、罗马和意大利文艺复兴文学的喜爱，他的科学素养也使他反感任何文字技巧和修饰，力求表达得准确、清晰，就像他在化学实验室里那样一丝不苟。正是由于此，《这是不是个人》起初遭到各家出版社的退稿，直到1947年10月才得以出版，出版后也没有获得多大关注，人们不知道这是一本什么类型的书。

　　战后的意大利兴起现代主义文学，小说的想象、隐喻与修辞仍在读者心中占有重要地位，当时声誉鹊起的是莱维的好友卡尔维诺，莱维的另一位好友、作家兼编辑金兹伯格也没有重视他的作品，莱维的书被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时，就连阿伦特也对此保持沉默。汤姆森指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当时刚刚经历了二战，人们需要在物质和精神废墟上重建生活，世人讳谈犹太人问题，奥斯维辛集中营也尚未为全世界所知。直到十余年后，莱维的巨大价值才被世人所认识。书籍有它自己的命运。

　　今天，莱维的集中营作品已经成为了二十世纪的经典文学，但终其一生，可以说他都是一个业余作家，直到55岁才从化学工程师的位置上退休。与意大利当代作家莫拉维亚、卡尔维诺和金兹伯格相比，他是一个文学的边缘人。他的写法突破了读者熟悉的文学常规，当《这是不是个人》10年后再版时，有评论家仍然称，一个外行写了一部优秀的作品。美国的意大利语翻译家韦弗在1949年就读到这部作品，却认为这只是又一部集中营回忆录，而当他二十年后再读此书时，却发现这是一部经典之作。

　　实际上，莱维阅读的文学作品并不多，尤其很少读现代小说。在汤姆森看来，莱维终身都是一个化学家，写作不过是奥斯维辛的命运强行赋予他的一项事业，这决定了莱维一直对内容而不是形式更感兴趣，他对“佳作美文”有本能的反感，不喜欢那些专业作家，成名后他没有加入任何专业作家组织，而是加入了一个非专业作家的“星期天作家”组织。在这部传记中，读者可以了解到，莱维很反感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叙事，他甚至私下说，除了康拉德，他不喜欢二十世纪的小说。少年时读到康拉德的《黑暗的心》，他就被这部小说有关人性黑暗的主题所迷住了。

　　莱维的写作对文学的定义是一个冲击，正如阿多诺所说：“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没有人比莱维更加明白，诗歌与奥斯维辛之间存在着巨大张力。二战后，欧洲出现了大量记录纳粹集中营的纪实作品，如莱维的狱友尼希姆的《死亡之屋的记忆》，出版于1946年4月，是第一本记录奥斯维辛的书。此后又出版了安妮·弗兰克的《安妮日记》、安泰尔姆的《人族》、拉塞尔的《反十字之灾》、雷韦利的《永不回头》、斯特恩的《雪中军士》、格斯的《燃烧的祭品》、本格尔索姆的《逃离纳粹罗网》，而莱维本质上属于这类作家，在品位上不喜欢“太文学化”的作品。

　　尽管如此，莱维内心里并不喜欢别人将他看作是纪实作家。汤姆森通过采访，搞清了莱维作品的许多实情，其中也有不少在事实的基础上虚构的情节，如《这是不是个人》中的松尼诺，是根据罗马小贩佩鲁贾虚构出来的形象，而在《休战》中，佩鲁贾又化身为玩世不恭的小贩塞萨尔。莱维反感的是现代派文学缺乏明确的道德感，正如传记引用一位意大利记者的话指出，如果想要研究二十世纪扭曲的一面，最好去读莱维，而不是那些革新派生产的后现代作品。对莱维来说，“这种反启蒙主义的审美观，恰恰是这个时代令人不快的恶习，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是混乱的，但以混乱的方式描述它并不能帮助任何人。”

　　莱维年表

　　1919年，出生于意大利都灵的犹太家庭，在墨索里尼统治时期长大。

　　上世纪30年代，进入都灵大学攻读化学，获博士学位。

　　1943年，加入对意大利法西斯的抵抗运动，很快遭到逮捕。

　　1944年冬，被送到奥斯维辛，编号174517。战争结束后，回到都灵继续当化学工作者。

　　1948年，出版第一本书，此后一直笔耕不辍，撰写系列诗歌、小说、散文和回忆录，内容都是对集中营的回忆与反思。这些文字，是创作，更是证词。

　　1987年，坠楼身亡，被验尸官认为是自杀，死前没有留下任何文字。在美国，大家的反应是“40年后，莱维先生死于奥斯维辛”。

　　2015年，莱维作品全集入选《纽约时报》年度非虚构作品。

　　孤独地抵抗时间的力量

　　作为一个当代伟大的作家，莱维最好的作品是讲述奥斯维辛集中营。不过，在他成名之后，他也写了不少科幻小说，以表现他对科学未来的想象。他喜欢那些描写灾难的科幻小说，如物理学家邦菲廖利的《青淑与伽马射线》，这使他意识到这是一个人类责任感减弱的时代。他本人的科幻小说虽然远不如集中营小说成功，但主题依旧是人道主义和道德关怀，如1952年《冰箱里的睡美人》，描写太空时代的柏林，就预见到低温冷冻技术在未来的发展。小说中，德国人每年会参加一个存储在冷冻装置里的女人的解冻仪式，而德国人则在一旁喝酒聊天，毫不关心这种实验的不人道。

　　正如苏姗·桑塔格在一篇文章中所说：“科幻电影不是关于科学的，而是关于灾难的，此乃艺术最古老的主题之一。”实际上，欧洲作家的科幻小说大多是表现人类的危机。对于一个传统人文主义者来说，科学与艺术在本体论上是对立的，艺术家的任务不是描绘科学技术的胜利，那是科普作家甚至政治家的任务。在传记中，汤姆森也认为，莱维的科幻小说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在这个科技时代，我们的劳动分工可以使任何个人的贡献显得似乎不再重要：纳粹的死亡集中营就是以此为基础运作的。”对于什么是科幻小说和科幻电影的真正涵义，这恐怕是最为精当的评价。晚年的莱维放弃了科幻小说的写作，声称它们“有着所有科幻小说的命运——经历了太快的衰老过程。”

　　在创作上，莱维的文学观植根于深厚的古典文学传统，尽管这种传统正在日益衰退。在前往集中营的途中，他曾对狱友背诵过但丁《地狱》中的片断：“你们要考虑你们的起源，/你们生而为人，/并非就像禽兽般活着，/一无所成，/而是要追求知识与善行。”这种人文主义正是莱维作品的底色，他一生最重要的体会是，集中营里不存在正常的人性。正如汤姆森所说：“这种作恶的能力，以及重现人间炼狱的能力，就潜藏在我们每个人心中。”在莱维的第一部书中，所有德国人都是作恶的，后来才写到也有极少数善良的德国人，但他始终坚持善恶分明的道德感，并且因为有人让关在监狱里的斯佩尔（纳粹德国的装备部长，一级战犯）读自己的书而感到生气，他希望人们永远不要去理会这个腐烂的灵魂。

　　这种强烈的道德感甚至指向了所有奥斯维辛幸存者，在去世前一年完成的散文集《被淹没与被拯救的》中，莱维更是指出，那些从集中营活下来的人都是最糟的，而那些最优秀的人都死了。或许正是这种内疚使得许多幸存者后来都自杀了，这些自杀者中最有名的是埃默里，这位奥斯维辛的幸存者、奥地利哲学家曾说过：“凡受过酷刑的人，对这个世界都不再会有故乡的感觉。”埃默里从未宽恕过德国人，并称莱维是个“原谅者”。在《变老的哲学》和《独自迈向生命的尽头》中，埃默里讨论了自杀的心理机制，莱维和他没有过交往，但莱维最后的日子阅读的正是埃默里的书。

　　莱维这部最后的著作表明，他相信在奥斯维辛之后，人类的暴行远没有结束，人性的基础更不牢固了。读他的作品，可以感到他的道德感是如此清晰尖利，晚年莱维时常思考的是，为什么别人都死了，而他却活了下来。在人生的意义上，这是一个终极追问。成名后的莱维深受抑郁症的折磨，他认为这不是由于集中营的经历，因为写作已经除去了创伤。对于自己的抑郁症，他归结为犹太人总是担心未来。尽管如此，汤姆森仍然试图解释他患抑郁症的各种原因：集中营经历留下的创伤、家庭生活的不幸、写作的焦虑、时局的动荡和反犹主义的抬头，以及不断有亲朋好友病逝或自杀，都使莱维越来越感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形单影只，了无生趣。

　　这当然会加重一种老年人的心境，越来越变成埃默里所说的“自己的陌生人”，在镜前对自己的相貌心生厌恶。但让莱维更加无望的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同时代人的渐渐离去，他觉得人们已经开始对他的絮叨非常厌烦，不再愿意聆听他这位幸存者的声音，但他还是必须面对年轻一代，继续讲述下去，不断回到他第一部书的题目，探究“人”到底是什么，“这是对那些一去不复返的囚友们的一种责任，也是一种使命，它赋予我们的幸存以某种意义。我们有一种人生的基本经历（不是由于我们的原因），懂得了某些关于‘人’的含义，那是我们觉得有必要传播的含义。”

　　这一切就像是一场无望的斗争。某种意义上，莱维是在抵抗时间的力量。他的一生中痛苦多于快乐，即使写作的成功、工作的乐趣和亲朋的相聚都无法抵消其不幸的感觉。他获得了无数文学奖，成名后四处演讲，参加纪念活动，接受各种采访，但他的内心却一直是孤独的，甚至觉得亲人都不真正理解他。在他52岁时，他就觉得自己已经很老了，既无法从事新职业，又不到退休年龄。在给朋友的信中，他写道：“我失去了所有的生活的快乐。无论是与人交谈，还是写作或读书，都不会令我感到愉快。我的心里总是想着厂里的工作。而那些工作并不顺利。而且我极为厌恶那些工作。我失去了在未来作为一个作家的全部希望，所以我的人生还有什么可期盼的呢？”

　　一生都活在奥斯维辛的黑暗中

　　汤姆森在采访调查中挖掘出莱维许多鲜为人知的事迹，这使得莱维的形象更加生动饱满。他喜欢登山，喜欢孩子，有时健谈活泼，有时又沉默寡言，在两性关系上十分拘谨，毫不浪漫，虽然有过许多女友，却始终保持着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他一生依恋母亲，而他却记得小时母亲从未亲吻或拥抱过他。母亲晚年患有阿尔茨海默症，后来又得了中风，性格变得古怪，常常对他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每当他写作时，母亲便会在隔壁房间用拐杖猛敲墙壁。他甚至开始讨厌生病的母亲，但同时又为此深深感到不安和焦虑，以至于有朋友对他指出，他和他母亲总有一个会先死去。

　　莱维同样深爱他的妻子露西亚，她对他的第一部书帮助很大，但莱维成名后，露西亚却被排除在他周围优秀的圈子之外，成为不被关注的人。婚后的她希望能搬出莱维母亲的住宅，但一生都没有实现这个愿望，她既要时时提防莱维的女友，同时又要与莱维母亲和妹妹暗中争夺莱维。在给德国笔友海蒂的信中，莱维讲述了自己的婚姻状态，妻子从不陪他参加社会活动，处处约束他，并且刻薄地评价其他女性。

　　青少年时期的莱维就有过抑郁症，考虑过自杀。在1939年一次口试中，法西斯老师要求犹太学生必须排在最后面，一个同学表示抗议，而莱维只是一动不动，沉默不语。如今，难以忍受的家庭生活加深了他的抑郁症，他把无法自理的母亲和岳母称作是“被淹没的人”，即奥斯维辛的囚徒。去世前一年他给朋友写信：“现在，家庭关系已经恶化并变得非常复杂，以致实际上我已经不可能出门旅行了。”1987年4月11日，莱维在自家公寓跳楼自杀，没有留下任何遗嘱。他母亲又多活了几年，享年96岁。

　　莱维生前曾对采访他的汤姆森说过：“牲口不会自杀。”作为同化的犹太人，莱维是一个理性主义者，他与埃默里的观点是一致的，在《独自迈向生命的尽头》中，埃默里认为，自杀是理性的人类行为，体现了人性尊严，而动物和精神病人是不会自杀的。对莱维来说，奥斯维辛同样很少有人自杀，那是一个非理性的动物世界，而当这些囚犯被拯救后，许多人却自杀了，对此莱维从未有过责备。对于历经苦难的他来说，生命是属于自己的，只能由自己决定。

　　通过汤姆森这部传记，读者或许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其作品，理解这位深知人性沉沦的作家，正如英国《观察家报》对此书的评语：“汤姆森非常敏锐，他提供的是所有莱维爱好者需要的东西：不是一份文学解读或重新解读，而是一份读者导览。”汤姆森不是一个作家型的传记作者，而是一个历史学家型的传记作者，没有通过对莱维作品的分析来表现他的内心世界，也没有展示出一个更广阔的时代背景和趋势，只是详细记述了莱维的生平。这种写法也许正是莱维自身的创作特点所造成的，他的一生都活在奥斯维辛的黑暗之中，丧失了任何其他生活。

　　这位被拯救的人最终还是被淹没了，但他那些不朽的作品已经竖立起一座非人工的纪念碑，昭示着人心的黑暗，也昭示着人心的广度。

　　□景凯旋（南京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