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塔格地理辞典

　　当我们探索苏珊·桑塔格的智识谱系和生活方式构成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背后的构成相当庞杂——后马克思主义、欧洲艺术电影、法国“新小说”、先锋派、波希米亚的生活方式等。但若我们按照她所经历的地理时空按图索骥，或许能更加清楚地看到这些具体的影响——她所遇到的重要的人和事——是如何一点点施加给桑塔格的。她是一个不安分的人，她每一次空间上的位移都深刻地影响了她的智识世界。于是，我们选取了对她而言比较重要的几个地点，作为她智识生涯的导航图。

　　图森

　　图森是桑塔格的成长之地，虽然苏珊·桑塔格在1933年出生于纽约曼哈顿，但是纽约在她童年里的印象甚小。她的父亲在中国做生意。桑塔格早年住在纽约长岛富人区格雷特内克的房子里，里面有许多中国元素的装饰。她的父母总是只在纽约呆上几个月就返程回中国，这使她幼小的内心遭受创伤，她一直很向往着跟父母到中国去，甚至因此学会了用筷子。

　　因为苏珊·桑塔格有哮喘病，她在五岁时搬到了美国西南部的亚利桑那州的图森。亚利桑那州的荒漠增加了苏珊的孤独感，苏珊·桑塔格正是从那时起开启了她漫长的阅读生涯。她那时读到了居里夫人的传记，并把它视为对她童年影响最大的读物之一。在十岁时，她在图森的一家文具店中发现了“现代图书馆”系列丛书，独来独往的她就开始大量阅读文学经典和百科全书，并深受影响。她父亲在她五岁时病逝，她母亲于她5岁时嫁给了老兵内森·桑塔格上尉，桑塔格因此改成了现在的姓氏，并使她获得了一种全新的认同。

　　洛杉矶

　　苏珊·桑塔格在13岁时搬到了洛杉矶，这个地方对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她整个人生都很“加利福尼亚化”，她将加利福尼亚理解为“自我发明的共和国，美国中的美国”，因为那里是自我建构身份认同的首都。当时流亡到美国的文化名人对那时的苏珊·桑塔格产生了重要影响，比如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阿诺德·勋伯格，还有托马斯·曼、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阿道司·赫胥黎和贝托尔特·布莱希特。这些人在苏珊·桑塔格眼里是她的“高雅文化之神”。

　　在家里的战后乐观主义氛围下，苏珊·桑塔格却对美国小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和自我认知深恶痛绝，她将自己定位为家里“常驻的陌生人”。她对继父的感情十分矛盾，她很快便想探寻通过对精神世界和高雅文化的探索，寻找让她与她家庭分开的道路。

　　1947年，她进入了北好莱坞高中，她每天课后会去久负盛名的皮克威克书店，并在那里发现了卡夫卡和托马斯·曼。她也开始阅读《党派评论》。当时她还见到了托马斯·曼，只不过当时她只有14岁，因而无法达到她偶像的智识要求，她一直因此没有原谅自己，那次见面的羞耻感持续了她的一生。

　　芝加哥

　　桑塔格的母亲反对女儿去芝加哥大学，想让她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但是，顽固的桑塔格依然去了芝加哥，并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困难的入学考试，大学四年的课程也在两年内读完。当时芝加哥大学在哈钦斯校长的改革下，确立了“自由技艺”（liberal arts）的课程为大学里的教育，她在那里学到有关生命、思想和社会等的基本哲学问题。她称赞哈钦斯的改革是美国曾设计过的“最具野心同时也是最为成功的权威教育体制”。

　　她还参加约瑟夫·施瓦布研究生的研讨课，这对她造成了很深的影响。影响她的老师还有列奥·施特劳斯。她从约瑟夫·施瓦布和列奥·施特劳斯那里学到严密的哲学论证，她从修辞理论家肯尼斯·博克身上学到一种分析文章迷人的方式和一种先锋姿态，而且博克跟纽约格林威治村的艺术家们联系甚密，这使得桑塔格当时有了新的痴迷对象：过一种文学家的人生。在17岁时，桑塔格和当时冉冉升起的学术新星——社会学讲师菲利普·里夫结婚。

　　波士顿

　　苏珊·桑塔格随着她当时的丈夫搬到了波士顿，并于19岁在那儿生下了儿子戴维。并且，她还在哈佛大学学习哲学。桑塔格和里夫会与赫伯特·马尔库塞整夜讨论哲学，马尔库塞著名的“压抑性容忍理论”对年轻的桑塔格产生过深刻影响。

　　此外，苏珊·桑塔格也跟保罗·田立克和雅各布·陶伯斯的知识分子圈子交往甚密。对桑塔格来说，他们具备超群的学术能力，是强势的犹太知识分子形象的化身，这非常吸引桑塔格。桑塔格在这个圈子里面特别训练了自己面对争议和辩论时的勇气，并且开启了智性的空间。后来，苏珊·桑塔格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阅读了波伏娃的《第二性》，并且变得越来越好斗。她越来越觉得自己被生活所束缚，包括她的婚姻和学术圈。她也开始接触到当时的青年流行文化，但是她发现身边却没有与之分享的人。她和里夫的婚姻关系逐渐开始破裂。

　　巴黎

　　苏珊·桑塔格在拿到哈佛大学哲学硕士之后，打算去牛津大学读博士。后来，她中断了在牛津大学的学业，搬去了巴黎，那是她儿时的梦中之城。桑塔格的“法兰西文化癖”伴随了她一生。她在巴黎发现了波希米亚式的生活，而且也实现了她的作家梦。她跟在巴黎的美国波希米亚流亡群体很熟悉，并爱上了哈丽特·索默斯。她在巴黎深受“新小说”的影响，奠定了她早期作品的风格。她也经常去电影院看电影，因为法国的知识界很尊重电影，她也走进了巴黎的艺术电影圈。她在巴黎受到的电影熏陶也影响了她的一生。

　　2004年12月28日清晨，苏珊·桑塔格因病去世，享年71岁。她后来被安葬于巴黎蒙帕纳斯公墓。那里曾安葬了无数位她生前的仰慕者，如萨特、雷蒙·阿隆、波伏娃、贝克特、齐奥兰等人。苏珊·桑塔格也加入了这些知识分子的行列。

　　纽约

　　1959年，桑塔格和她的儿子搬去了纽约，目标是在纽约成为作家、电影制作人和知识分子。她在那儿很快结识了重要的艺术家，并陷入和索默斯与福尼斯的三角关系当中。福尼斯以她的拉美文化极大地影响并扩大了桑塔格波希米亚式生活认知和学术工作的范围。桑塔格在纽约写了第一本小说《恩主》，并受到出版家罗杰·斯特劳斯的推崇。她借着斯特劳斯的圈子，很快也打入别的文化圈子，认识了许多纽约的文化名流。她也开始发表散文。出版社开始用苏珊·桑塔格的照片肖像进行宣传，这也是她被“偶像化”的关键。

　　在纽约期间，她发表了《关于“坎普”的札记》，“坎普”这个概念因此火了。一篇文化批评让这位31岁的女士走向了智识明星的地位，并确立了她作为新文化感受力批评家的名声。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桑塔格重返纽约知识分子圈。在写代表作《论摄影》时，她被诊断出乳腺癌晚期，她当时极其恐慌，并因此写了《疾病的隐喻》。在八十年代，桑塔格被誉为“最后的知识分子”。她在新旧知识分子之间和学术机构之间搭建桥梁，为纽约大学的纽约人文研究院带来决定性的成功。她联系了许多欧洲的知识分子，还召集纽约的知识分子进入纽约人文研究院。在那里，她也认识了许多东欧和苏联的流亡知识分子，比如布罗茨基。布罗茨基非常迷恋桑塔格，他也让桑塔格重拾了对俄罗斯经典和东欧文学的热情，她对于欧洲知识分子生活的热情和思考，也造就了《在土星的标志下》，这本散文集是桑塔格在欧洲最成功的作品。

　　越南

　　桑塔格认为，越南战争和它的后果将她自己脱离正轨将近十年。她在越南劳动党的邀请下于1968年前往越南，并写了《河内之行》。她用了那个时代的“新新闻主义”的手法，宣扬她激进的反战理念。当然，她也被人抨击：这是场“政治秀”，因为她对北越的描述过于理想化。

　　瑞典

　　从越南回来后，桑塔格决定创作剧本、拍电影。她相信电影应该发挥一种美学榜样的功能，而那个年代没有什么思想家严肃看待电影。她曾受邀担任1967年威尼斯电影节的评委，并在瑞典拍摄了第一部电影《食人族二重奏》。电影遭到差评，许多观众认为，《食人族二重奏》是对当时欧洲艺术电影媚俗元素的沉闷集合，认为她“对拍电影的兴趣超过拍一部特定电影的兴趣”。

　　后来，她在瑞典拍摄了《卡尔兄弟》，并发现了自己的电影语言。不过，《卡尔兄弟》在影展中并不成功，影评人和观众觉得对白太多哲学性的警句了，而它们在影片中又缺乏上下的联动。这两部电影普遍被认为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桑塔格所经历的美学和智识危机的产物。

　　萨拉热窝

　　1993年，桑塔格首次前往处于巴尔干战争中的波斯尼亚，主要是为探望她的儿子。当然，她也感到应有义务去做些什么。她在那里排演了《等待戈多》。她批评了法国知识分子安德烈·格鲁克斯曼和伯纳德-亨利·莱维，认为他们只是来萨拉热窝游览一圈，举办了一场记者会，而她将自己的行动，归入对抗弗朗哥政权的乔治·奥威尔和海明威的传统。

　　但有萨拉热窝居民和记者认为，桑塔格不过也是利用她的萨拉热窝经历进行自我推销。她没报道战争，也没做任何具体的事，但却给别人造成“独自战斗在前线”的感觉。她排演了一出戏剧，表了下态，仿佛自己就成了一位英雄。

　　撰文/新京报记者 徐悦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