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感让它们出类拔萃

　　作家毛姆说：“要使一个人显示他的本质，叫他承担一种责任是最有效的办法”。这话也适用于企业。要评判一家企业的价值观面向，最有效的办法也是——看它有没有承担起足够的社会责任。

　　对企业而言，涵养社会责任意识，应是必备的“自我修养”。企业是社会的细胞，社会是企业的依托，作为良好“政策气候”与稳态发展环境的受益者，企业也该以积极履责回应社会的责任期待。

　　近年来，社会责任感也成了给优秀企业“盖章”的硬杠杠。从1999年美国推出“道琼斯可持续发展指数”，到后来英国的“富时社会责任指数系列”，再到RepuTex推出的企业社会责任基准，对企业社会责任的量化指标渐次丰富、完善，这对许多企业形成了牵引。

　　更何况，社会责任在当下已渐成大企业的重要核心竞争力。企业责任感文化奠基者罗杰·康纳斯在《引爆责任感文化》中就说：在如今激烈的竞争中，企业若想实现既定目标、战出优异战绩，就首先应该让成效导向型的责任感文化深入企业的骨髓。

　　这绝非夸大其词：在经历资本原始积累和资源优化整合阶段后，很多企业加载“社会企业”属性并展开责任感比拼，几乎是必然。时至今日，企业们已很难像以往那样向低成本路线等要竞争优势，而社会对企业的期许，也已从物质规模化供给升格到了公共价值溢出的更高阶段。这显然离不开企业社会责任的支撑。虽然践行社会责任意味着不小的投入，但换来的是企业品牌价值的增加、边际效益的递增。

　　正因其价值日显，自2006年“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发展的元年”开启以后，10多年间，很多中国企业都树立了社会责任理念，建立了社会责任管理体系，开展了频密的社会责任实践，也以各种路径探索着中国企业的责任发展之路，增进着社会公共利益。

　　需要被强调的是，舆论对企业履责路径的理解不可简单化，认为践行社会责任就是做公益、献爱心，这其实是对“社会责任”内涵的窄化。管理学者阿奇·卡罗尔提出的“企业社会责任金字塔”理论里，就将企业社会责任分为四个层次：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慈善责任。这些层次或许有价值位阶上的高低，但也表明，企业履责的方式可以是多样化的，而不必拘于某种单一的形式。

　　也就是说，做公益是善，为社会创造就业、创新等方面的价值也是善。本质上，这还对应了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波特说的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两种类型：以爱心捐助之类的，叫反应型地承担社会责任；重在寻找为企业和社会创造共享价值机会的，则是战略型地承载社会责任。在他看来，前者能给企业带来竞争优势，却很难持久；后者产生的社会效益会更持久。

　　对企业来说，它们完全可以利用自身优势和特点，致力于解决人们的痛点，将践行社会责任跟自己之长结合，将“尽自己之力而为”和“应他人之需而行”兼顾。而将自身业务与社会公众利益以合理自洽路径嵌合，这本身也是企业最理想的社会责任践行方式。

　　在这方面，国内很多品牌企业已迈出了步子，也确立了责任标杆：如实业巨头万达，借由“包县扶贫”等方式助力精准脱贫；如坚持匠心品质的房企泰禾，致力于古建筑保护、扶贫助困等，还着力打造文化筑居中国；如“找房大平台”贝壳网，坚持高准入标准、7×24小时房源循环验真，并搭建了贝壳分信用体系；如碧桂园，兴建了免费慈善学校，还推出了“4+X”扶贫模式；再如爱康国宾，为乡村教师免费体检，为劳模送温暖，还搭建体检医联体联盟裨益公众……

　　这些企业都是用实际履责行动，增加公共福祉，推动社会进步。到头来，也因为责任感让它们出类拔萃——在社会责任感已成企业重要“软实力”的背景下，这为它们带来了更广的美誉度与更强劲的竞争力。

　　大成总凭德，见贤当思齐。这些将社会责任感“编辑”进自身发展基因的企业，显然成为更多企业可以对标的标杆。而所有企业也该铭记住那句话：“真正顶级的公司，必定会把社会责任融于自身核心业务”，进而解锁更多的履责“方法论”。

　　□佘宗明（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