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信刚 为什么加深对丝路文明的认识那么重要？

　　恐怖袭击、领土争端、宗教冲突、石油危机、政治难民，这些经常出现在新闻里的名词，构成了许多人对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刻板印象。然而，这些标签多大程度上反映了丝路国家的全貌，是需要存疑的。

　　对丝路文明有着长期观察的学者张信刚认为，未来世界的重心将会“东移”，因而，增进对丝路文明历史与现状的了解非常必要。张信刚曾任香港科技大学工学院院长、美国匹兹堡大学工学院院长、香港城市大学校长，是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学者。他曾逐一游历中东各国，探究中东、北非、高加索等地区硝烟不熄的历史和现实原由，著有《大中东行纪》。在其新著《丝路文明十五讲》中，张信刚全面梳理了自史前至公元1500年间，欧亚大陆不同文明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往历程，为认识当下复杂的中东局势提供了良好的知识框架。

　　此外，张信刚还是一位通识教育的宣扬者，在担任香港城市大学校长期间（1996-2007）,他大力推广人文通识课程，并设立中国文化中心，普及中国历史文化教育，领香港高校风气之先。他认为，通识教育就是要培养全面的人。在他身上，也体现着某种通识教育的成果，他通晓中、英、法文，研究领域横跨人文和理工，经常在社会、教育、科技、文化领域撰文。借新书出版的机会，新京报对他进行了一次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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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传统都有反弹的力量

　　新京报：大家都知道你是“工科学霸”，是生物医学方面的专家，为何会对丝绸之路文明如此感兴趣？

　　张信刚：我小时候，父亲在台湾大学做外科教授，读过许多有关丝绸之路的日文资料。那时中国正值战乱，日本人很关注丝绸之路问题，我父亲也愿意跟朋友聊这些话题，有时甚至会在饭桌上跟我们谈起。他跟一些历史教授很要好，包括甲骨文研究者董作宾、秦汉史学家劳干、考古学家李济等人，他们常来家里串门。他们聊天的时候，我就一边做功课，一边偷听。

　　我父亲的家族是当年从山东闯关东到辽阳的汉人，而我母亲的家族属于跟随顺治入关，后又在乾隆时被派回辽宁海城担任卫戍的镶黄旗瓜尔佳氏，所以，父亲在家常开玩笑说“你们旗人”怎么样。我母亲也是医生，对历史和政治没有多大兴趣，但她很认同小学时代学到的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的说法。记得有时中秋节吃月饼，她还会问，“八月十五杀鞑子，那满族算不算鞑子呢？”我爸就解释说，“元朝末年，你们瓜尔佳部落的祖先恐怕还在长白山里养鹿呢!杀鞑子轮不到你们！”这些背景让我对中国的北方民族产生了兴趣。

　　小学四年级时，我学到一篇讲班超投笔从戎的课文，老师还让我们拿毛笔扮演班超的样子仰天长叹，说：“一天又过去了，我究竟做出了什么事呢？好男儿应当立志报效国家，守卫边疆”。这些让我对丝绸之路有很浪漫的想象。

　　新京报：你在书中提到土耳其的难题，近代以来，土耳其进行了世俗化改革，想“脱亚入欧”，但又很难加入欧盟，而现在土耳其国内也有伊斯兰教复兴的趋势，你如何看待土耳其这种夹缝中的纠结状态？

　　张信刚：在奥斯曼帝国被分解之后，民族英雄凯末尔把土耳其救了回来，令今天的土耳其领土得以保存。凯末尔是一个相当西化的军人，虽然他出身于穆斯林家庭，但是他的宗教情结并不强，自小生长在今天的希腊境内，接受军事教育。凯末尔对土耳其进行的世俗化改革，恐怕比法国大革命反对王权和教权的影响还大。他禁止穆斯林，特别是曾经影响军队的苏菲教团在军队里活动。在政府机构、公立学校和军队，禁止女性戴头巾，大家也不能有任何宗教活动。此外，土耳其还废弃了用阿拉伯字母拼写的奥斯曼文，改用拉丁字母书写带有许多欧美语言介词的现代土耳其文。

　　如今，土耳其想加入欧盟而不得，“9·11事件”引起基督教世界的“文明冲突论”，这增加了一些原本已经相当世俗化的、宗教情结不强的土耳其人去清真寺的次数。2009年，我在土耳其海峡大学教书，发现宗教情结强的人大多聚集在土耳其东部，而宗教情结弱的人大多是商业和文化精英，居住在伊斯坦布尔附近。埃尔多安利用了这种分区居住的现象，在很多国家工程项目、对外商业项目上，让东部信教的中小商人获益更多。

　　在叙利亚问题上，土耳其的立场是偏帮那些反对阿萨德的武装势力，并顺带打击土叙边境的库尔德族武装力量。然而，这个做法并没有成功。叙利亚内战打了那么久，还没有把阿萨德打倒。我在《大中东行纪》和《丝路文明十五讲》里提到，以我看到的叙利亚百姓对阿萨德的高支持度，阿萨德政权不是那么简单就能被推翻的。

　　卡扎菲政权是被强力打垮，而萨达姆本来就不得民心，被强大的美军用两个礼拜就给除掉了，而叙利亚内战已经打了八年。在这种情况下，土耳其不能不去反思，为什么叙利亚战争会陷入这样的状况。

　　土耳其经济和民智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它们的人均GDP比我们高，十年前，甚至是我们的两倍。所以，我感觉土耳其还有变化的可能性。虽然，土耳其废除苏丹已经快一百年，但现在还有不少人怀念奥斯曼时代，可见，任何一个能持续若干世纪的文化传统都有反弹的力量，不会一下子就凭空消失。

　　欧洲人对大量的穆斯林涌入还是心存芥蒂，毕竟土耳其有将近8000万人，跟德国人口等量齐观。在这种形势下，土耳其恐怕没办法加入欧盟，但是也不至于退出北约，因而就这么吊在中间。土耳其在地理上多半属于亚洲，但过去在心理上想“脱亚入欧”，现在恐怕连心理上也不见得想入欧了。

　　2 “文明冲突论”简化了人类历史

　　新京报：你以前写文章总结中东有三种现代化模式，即伊朗的神权政治、埃及的军权政治，以及土耳其的世俗化和民主化。今天来看，你觉得它们的现代化模式有什么新变化吗？

　　张信刚：这三个国家，我只在土耳其长住过一年，我去过伊朗两回，在埃及住过一个多月，一共去过三回。跟整天浸淫其中的专家不同，从远距离来看，我仍然保持当初的那些意见。

　　沙特阿拉伯是中东的第四个强国，但它的部落王权模式是不可能被别国学习的。埃及从19世纪开始，就已经走上现代化道路。埃及的第一个工学院是1820年建立的，比上海交通大学还早76年。他们有一大批专业人员，受过近代西方知识的教育，所以不至于走上沙特阿拉伯的路。但毕竟穆斯林兄弟会曾执掌埃及三年，埃及还是会挣扎，即使军人集团上台，大概也不会走世俗化、民主化的道路。

　　伊朗的道路同样不可复制，无论是什叶派的信念和传统，还是教士集团的社会影响力，都是其他国家所不具备的。在中东国家里，心智活动对全人类最有影响的国家就是伊朗。今天,人们说到伊斯兰文明，往往就先想到阿拉伯人，但其实历史上好多贡献都是波斯裔穆斯林做出的，特别是在医学、化学、数学和天文学领域。当然，谁也不能否认，很多重要著作都是波斯人用阿拉伯文写的。

　　几个世纪以来，伊朗是什叶派国家。什叶派跟逊尼派不同的地方就是，什叶派比较接近基督教，对自我的忏悔强调较多，而逊尼派更接近于犹太教，对法律条文更尊重。基督教徒在耶稣受难节时，要回忆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之前所受的苦，并立志我们不再犯下罪行。类似的，什叶派信徒也有一个阿舒拉节，以纪念阿里的儿子和孙子被杀害，那一天有人会在街上拿鞭子打自己，悔恨自己的无力和罪过。

　　因此，在本质上，伊朗跟基督教社会并没有真正的冲突。在历史上，从3000年前起到最近的100年，伊朗人跟犹太人的关系是相当好的。今天中东最敌对的两个国家好像是以色列和伊朗，那是因为近几十年来的特殊国际关系导致的，当今的伊朗政府反美情绪高，他们也跟着反对美国所支持的以色列。

　　新京报：你在书里强调文明的交流和互动，不过文明间的交流中也经常伴随着冲突，你如何看待本世纪初流行一时的“文明冲突论”？

　　张信刚：我想如果亨廷顿还在世的话，他也不见得会坚持“文明冲突论”，这个观点是他在2002年提出的，可能是“9·11事件”给他的灵感。确实，历史上许多宗教之间都有过冲突，甚至基督教内部旧教和新教也曾经历长期的抗争和交战。但是，冲突并不是必然的。

　　印度的佛教跟婆罗门教，和后来入主印度的伊斯兰教，在近代之前并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文明冲突”,反而有融合的趋势。印度境内曾分为许多独立的邦和王国，不同的邦信仰不同，但各邦的上层社会往往会通婚、签条约。所以，从人类历史来看，“文明冲突论”过分简单化了。

　　3 开展通识教育，需要先引起年轻人的好奇心

　　新京报：你曾在香港城市大学大力推行通识教育，你如何看待高校的通识教育发展现状？

　　张信刚：根据我所了解的一些情况，我觉得内地的教育还是较少去激发学生的好奇心，经常直接把知识灌输给孩子，这对日后学生的学习和创新能力有负面影响。

　　学理工科的人学人文比较容易，反过来学人文的人去学理工科的知识很难，而今天我们在新闻里经常看到的恰恰是“转基因”、“5G”、“量子通讯”等名词。如果我们想去了解这些知识，就得真正沉下心来听专家深入浅出地解释。我是学生物工程的，但要不是最近跟一个物理学家请教，我也搞不清楚量子通讯是怎么回事。

　　与韩国和日本相比，中国学生的综合素质和接受事物的能力都有差距。我们不少老百姓很保守，缺乏现代知识，却很容易表现出狂妄自大，这都是因为通识教育不够。很多人对人类多个世纪以来积累的知识没有结构性的认识，在网上看一点东西就盲信。比如，有人说木耳能降胆固醇，就以为多吃木耳必然见效；又有人说吃绿豆好，又一窝蜂地吃绿豆。

　　通识教育不易做。首先，我们得引起年轻人或小孩的好奇心；其次，要在中学毕业以前，给学生一个比较全面的知识架构，使他们以后可以往里填东西，没有这个架构的话，就盖不成屋子。此外，在中学教育里就应该打破学科壁垒，不分文理科。各种信息的自由流通也很重要，同时还要能容许学生发表不成熟的想法，这些都是通识教育的先决条件。

　　新京报：国内一些高校老师，比较向往上世纪20年代芝加哥大学哈钦斯校长搞的那种通识教育，提倡传统人文经典的细读，你怎么看待这种教育方式？

　　张信刚：这当然是一种方法，每个学校都有通识教育的模式。我知道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要求学生阅读的书单里也有人文经典。他们所选的主要都是西方经典，也就是说，西方社会有它自己的偏重。我不确定这是不是跟芝加哥大学学的。但如果所选的完全不包括波斯文学或中国文学经典，那么，他们的学生对这些文明依然不了解。

　　举个例子，我们中国人几乎没有人不知道罗密欧与朱丽叶，但是，很少有西方人知道梁山伯与祝英台。如果通识教育只是为了造就学生成为一个西方人，这不是真正的通识教育。

　　新京报：可是中国的很多大学生对中东等地的历史人文也了解甚少，对它们的认知囿于新闻报道传递的刻板印象，你怎么看这种现象？

　　张信刚：是的。“一带一路”作为总体目的我是认同的，可是如果全民都觉得只有欧美是值得学习的，而“一带一路”国家是需要我们去援助的，并对他们带有一丝蔑视的话，那么就不能达到人心相通。我们的铁路和天然气管道都已经修好，但如果我们对那些国家毫无了解，就很难达成共商、共建、共享的目标。因此，我们的人才培养是不够的。

　　新京报：我觉得一方面是因为师资不够，缺少专业教师，另一方面是学生的积极性不够，缺乏了解的兴趣。

　　张信刚：近代以来，因为中国频繁受到西方冲击，因而对西方很重视。这没有错，我也是留美的。可是，从长时段来看，整个人类文明由欧美主导也就最近500年的事情，欧美真正地独霸世界也就是近200年的事情。如今，亚洲、非洲的人口比欧美多得多，在历史上也不比他们弱。未来世界的重心肯定要东移到太平洋和印度洋。美国已经看出这一点，所以把太平洋和印度洋当作未来部署的重点。

　　在这个情况下，我们该怎么面对未来呢？我主张大家多了解丝绸之路上的事情，多了解中东一带的发展。现在很多人在网上对印度非常蔑视，说印度脏、乱、差，小偷很多，这些恐怕都是事实，但我们应当看到印度的过去和未来。当初，一些唱衰中国的西方人不是也这样形容中国吗？其实，即使今天你跑到我国的一些偏远地方，厕所也不比印度的干净多少。

　　4 物质欲望不能吞噬人文关怀

　　新京报：现在年轻人的生存压力比较大，他们很早就会焦虑工作和住房的问题，因而，人文关怀的理想对他们而言有点奢侈。你对现在的年轻人有什么样的观察？你对他们有什么样的寄语？

　　张信刚：任何一个时代都有特定的困难和挑战，中华民族能够传承数千年，是靠一代代年轻人扛过来的。比如五四时代，巴金对封建家庭礼教不满，鲁迅对帝国主义者和官僚痛恨；上世纪40年代，要经历通货膨胀和内战；50年代，有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挑战和“大跃进”，但我们都扛过来了。

　　人当然是要填饱肚子的。所以，要年轻学生只顾理想，完全不考虑将来的就业，当然是过分要求。现在中国的人均GDP已经达到8000美元，整个社会物质欲望高涨，但是，如果所有人都跟随这种欲望，那么，人文关怀和社会平等就会受到影响。

　　在这方面，北欧和加拿大就做得比较好，高房价和就业问题在这些国家都存在，但他们不是每个人都这么焦虑。我觉得这可能跟中国文化里的望子成龙有关，父母对子女的指导性关注比较多。很多时候，我会听到父母帮小孩选专业，而加拿大父母基本不会这样做。所以，中年人、老年人都要负起责任，只怪年轻人是没用的，因为他们所受的社会熏陶和家庭引导都是崇尚物质生活。似乎去金融公司工作、考公务员就是好的，而去刚果工作几年就是牺牲了自己。

　　新京报：你所提到的北欧和加拿大都是高福利国家，他们的社会保障健全，没有那么多后顾之忧，所以可以不必那么焦虑。

　　张信刚：对的，他们现在的人均收入是挺高的，但是这几个国家并不是人均收入最高的国家。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的人均收入更高，但沙特阿拉伯并没有什么民间社会，就是靠王室来保障。

　　如果太注重平均，可能比较难以激发大家的上进心，而太过强调竞争，就一定有落后者。落后者也是人，该怎么去平衡呢？这个题目太大了。但总体上我是乐观的，我觉得每一代人都会有办法应付好自己的困难和挑战，否则咱们民族就不会存留下来。中国不是一个单纯的民族国家，而是一个具有连续历史的文明体。今天任何两个属于中华文明的人，都能用同样的语言和文字彼此交流。任何初中学生读到王羲之的《兰亭集序》，读到陶渊明的田园诗，都能够欣赏，这本身就是世界唯一的，是值得我们自豪的，这也是我对未来的信心来源。

　　采写/新京报记者 徐悦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