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哭丧人：见过太多生离死别

　　“妈妈啊，妈妈，今天你就要离开我们了……”

　　三平哭唱的声音，如同暴风雨来临前投下的闷雷，震得人心颤。

　　他上身披着白布，头上系着白布，跪在了用PVC塑料材质搭成的灵堂前，铺在院子里的毡布散落着稻草，空气中弥漫着烟灰的味道。

　　三平翻着白眼，似乎因为太过悲伤而昏厥过去了，一只手也耷拉着。一旁的男子见状，连忙伸出了手，掐住三平的人中。

　　“好！”围观的人群中有人鼓起了掌，手机咔嚓咔嚓拍照，人们笑着，在这场丧礼上看着三平的表演。这是当地一种流传很久的风俗——哭丧，三平是被雇来的哭丧人。

　　“醒过来”的三平，继续着悲恸的哭喊声，而主家及其亲戚朋友，则将“赏钱”，一张接一张地塞进三平头上白色孝帽夹住，100元，300元，600元……三平头上孝帽下的钱，最终定格在1000元。

　　“三平你刚才是真的哭晕过去了吗？”

　　“不是，是演的，演悲伤过度晕过去了。”对于自己成功的表演，三平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半路出家的哭丧人

　　因为唱哭的本领得到了很多人认可，三平渐渐成了喜宴不欢迎的唱戏人。

　　今年57岁的三平，有着一米八的个头，身体壮实，皮肤颜色是庄稼人常见的那种黝黑，鬓角微微发白，眼角的皱纹耷拉着，但是掩盖不了他那双大眼睛。整张脸上，最平淡无奇的，是他的那张嘴。薄嘴唇，上唇轻微上翘，干燥发白。就是这张嘴，说戏唱曲，用一段段哀嚎的哭声送走陌生的亡人。

　　“我唱哭腔比较在行，所以大家都让我唱。”随着年岁的增长，三平也渐渐不再受喜宴的欢迎，也因为唱哭的本领得到了大家的认可，越来越多丧事的活儿找上门来。

　　三平哭丧，是半路出家。在此之前，他种过地，干过泥瓦匠，做过豆腐，也贩卖过猪肉，农村里常见的几种能养家糊口的营生，他几乎都干过。2003年，国家开始严格管理生猪的屠宰，三平因为没办下来生猪屠宰证，只能放下了屠宰牲口的刀。

　　三平从小就爱好唱戏，扭秧歌。在不杀猪后，机缘巧合，有戏班子邀请他去唱几句，那是他第一次走向舞台。“当时我表演观众们挺喜欢的，我就想继续表演。”三平后来就开始跟着戏班子一起表演，自学戏曲和杂技。

　　而最开始，他只是在戏班子里唱戏，唱着传统的当地戏曲，表演杂技绝活逗人开心。戏班子在村头表演，更多的时候，他们出现在结婚的喜宴，孩子的生日宴会，葬礼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第一次去哭灵，是被“主家”（指雇用戏班子的雇主）要求的，事情过去了十多年，三平已记不清当时的具体情况，但还是深刻记得自己当时的感受：“不情愿，觉得丢人”。

　　尽管不情愿，三平还是硬着头皮走到了灵前，唱了一首《小寡妇上坟》。“我不能拒绝啊，因为我拒绝了整个戏班子都会难做啊。”在三平看来，去哭灵不是自己的本意，他是被架到了那个台子上，由不得他。

　　“好像天生就适合干这行”

　　在农村戏班子，很多人都是吹拉弹唱样样都会，三平也是如此。

　　“咿咿呀呀……”

　　李东被电视里的声响吵醒了，睁开双眼，窗外还是一抹黑，但屋里的灯已经亮了，父亲三平坐在床头，眼睛直愣愣地盯着电视机，手握着笔在本子上抄写着，嘴里念念有词。

　　李东抬头看了一眼墙上的挂钟，凌晨五点，便翻了个身，模模糊糊又睡了过去。

　　从父亲清晨日复一日的举动和同学们的言语中，李东渐渐明白父亲在戏班子的工作。那时他觉得父亲的工作丢人，在学校里，时不时会有同学笑嘻嘻地走到他面前，“李东，我看到你父亲昨天表演了，他在台上牵着女人的手呢。”李东憋红了脸。

　　他更害怕父亲出现在学校，怕父亲在教室门外用那一双滴溜溜的大眼张望，加上面部表情夸张，总是能吸引同学们的目光，这些都困扰着当年才十来岁的他。

　　但正是这夸张的表情，浮夸的动作，让三平在同行之间脱颖而出，几乎每天，三平都能接到活。三平觉得，自己天生就适合干这行，他拥有生动的面部表情，响亮的歌喉。

　　三平所生活的山西，有着在丧事上面请乐队戏班子吹拉弹唱送亡人的习俗，当地人认为这样能让亡人欢欢喜喜从阳间走向阴间。一般，按照当地话来说，一个戏班子，得包含着“敲打，哭的，唱的。”敲打指弹奏电子琴，打鼓，吹唢呐等等各种乐器的人，唱的就是指唱戏，唱歌的，而哭的就是指像三平一样的能够在灵堂前哭丧的人。大多数时候，一个人总是能够身兼多职，许多人都是吹拉弹唱样样都会。

　　三平也不例外，哭丧是后学的，最早的时候，三平唱戏，扮丑角，自己摸索着表演杂技。他的下巴和嘴唇的连接处，比面部其他地方的皮肤要暗沉，摸起来有粗糙的塑料感，那是经年累月顶凳子、自行车、木桩形成的茧。

　　“只有三平有这么多装备”

　　三平的包包里，装着表演要用的一干物什儿：口红、牙膏、眉笔、乞丐服……

　　在戏班子里，除了吹拉弹唱，三平还有着自己的绝活儿。

　　他能用手掌拍碎一块砖头，不到1秒；他可以用下巴顶着重100斤的十个铁凳子，坚持40秒；他也可以用下巴顶着自行车，坚持50秒；他还可以用鼻子把自行车轮胎吹起来，只用2分钟……

　　除了嘴巴，三平的鼻子、眼睛、耳朵，都“会”抽烟，唱曲的过程中，三平会把烟点着，放在嘴里象征性抽几口，用眼皮夹着，然后又把四五根烟同时塞到一个鼻孔中。十几根烟一起点着后，三平将它们一起握着，将点着的香烟快速地往舌头上摁几下，就全熄灭了。

　　长长的气球被慢慢塞进三平的嘴里，似乎直接进了肚子，围观的人们露出了惊恐的神色。有人跪在舞台前，直直盯着三平的大嘴，想要知道气球去哪里了，却无法寻到破绽。

　　掀开三平的上衣，肚皮上一条10厘米，一条20厘米的疤痕显现出来，那是用肚子吸附铁碗挂重物留下的。眉梢，一小块红色的疤痕，来自表演杂技时不小心的走火。

　　在三平看来，他做的这些杂技表演，是艺术，应该受人尊敬，而他自己也表现出了对于这份艺术的尊重。

　　唱戏曲《劝吃烟》，表演一位教书先生，他提前会化妆。化妆的工具简陋，一管牙膏，抹在鼻孔和眼角下，作为鼻涕和眼泪，来表现“日本鬼子来了后，教书先生吸鸦片上瘾的精神萎靡。”烟盒里的锡纸被他别在帽子上，表演时拿出来，就成了吸食鸦片的工具。

　　身上穿的乞丐服是用破布一块块缝的；两块钱一支的口红，三平买了两个色号；一块钱一支的眉笔，是他在平遥城里的商店买的。因为今年是猪年，三平还专门花了20多元，托人在网上买了一个猪八戒的面具。用鸡毛扎成的济公的扇子，用了十多年，济公的帽子就用自行车车垫的布套子来充当，里面加固上铁丝。

　　“在这个行当里，只有三平会有这么多的装备。”同行这样评价他。而三平也自豪于自己的表演，他觉得对自己有着“职业上的要求”。

　　不愿意主动去灵前“哭”

　　对于哭丧，三平一直没有改变态度，只要主家不要求，他肯定不会主动去。

　　在同行之间，存在着鄙视链，哭丧处于鄙视链的最末端。虽然这是每个戏班子都不可缺少的角色，但人们都瞧不上“去灵堂前哭。”

　　三平自己也瞧不上哭丧这活儿。“这丢人，是被人瞧不起的，主家不要求，我肯定不会主动去！”虽然已经干了十多年了，但是三平的态度还是没有改变。

　　“三平叔去做这也能理解，他有两个孩子。”和三平熟识的刘弘这样评价他。刘弘是个90后，会各种乐器，还做着揽事的中间人，但他也不愿意去哭丧，“给多少钱都不去！”

　　28岁的董鹏却和他们的观念不同，只要给钱，哭不是事。董鹏和三平分别是两个戏班子里“哭”的那个角色。

　　董鹏和三平在一场葬礼上“碰”上了。一般，主家有钱，儿女孝顺，想要把葬礼的排场弄大一点，就会请多个戏班子在葬礼上表演。

　　“哇哇哇……”董鹏脱去了上衣，顶着一头褐色大波浪假发，头顶系上了一根白布条，直接跪在了事主的家门口，扯着嗓子嗷嗷哭了起来。他不唱曲，就是扯着嗓子干嚎，手里还端着一个铁盘子，时不时往前伸一伸——要钱。

　　“让他回去吧。”事主见状连忙跑出来，对着他们戏班子里管事的人耳语。

　　一张一百元的钞票被递到了董鹏的手里，董鹏张着嘴愣了一下，便快步回到了属于他们的戏班子搭成的舞台上，又把唢呐塞进了嘴里吹起来。

　　在另一个戏台子和董鹏对吹的三平，看不上董鹏的这种行为。“这是下等的。”三平皱着眉头，“他就是为了要钱呀。”

　　刘弘也瞧不起董鹏的行为，“他年纪轻轻的。”

　　类似这样的话，也传到过三平和家人的耳朵里。不过干了十多年的三平，已经不在意这样的话，“大家是尊敬我的，我台上唱戏，台下做人，没有人来质疑我的人品。”

　　今年28岁的董鹏没有三平这么强的自尊。“我上去就是为了要钱啊。”董鹏笑了，他毫不避讳这一点，只要主家大方，上灵堂前哭一下，拿个千八百块钱不是问题。父亲去世后，董鹏看着父亲舍不得花钱就这样过完了一生，觉得人生也就是那么一回事，现在他该花钱花钱，只求过得开心。

　　而活了大半辈子，也算参透了生死的三平依旧节约，勤劳，就像每天按时外出觅食的鸬鹚，抓获了鱼儿，回到家中，再吐出来，哺育妻子和儿女。

　　供养两个孩子长大，靠的都是三平送灵挣来的钱。雇主的赏烟，他从不抽。妻子会拿着这些几十元的“好烟”去村头的小卖部，换来些柴米油盐。三平就花钱买两块钱一包的烟，在一天工作完后，看视频的时候抽着解闷。

　　三平觉得自己不需要注重物质上的享受，他来这世上走一遭，要干的事情很明确：“人的使命就是赡养老人，养育儿女。”

　　见过了太多死亡

　　妻子儿女似乎都没见过三平哭，即便他会在陌生人的葬礼上哭丧，也不会有眼泪。

　　三平是一个传统的老父亲，默默做事，不会用言语表达自己对于亲人的情感。没有对妻子说过我爱你，不会在儿女的生日说上一句生日快乐。

　　妻子和儿女几乎都未曾见过他哭泣，虽然他会在陌生人的葬礼上哭丧。妻子唯一印象中有那么一次见到三平哭，是父亲去世。

　　妻子听到了三平的呼喊，跑进了东屋。

　　“你……快抱着他给他捋一捋。”三平站在床边上，着急地对妻子说。

　　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因为胃癌的折磨，父亲已经不能进食了，妻子抱着干扁瘦弱的父亲，手掌能清楚地摸到他后背凸起的肩胛骨。

　　突然父亲张大了嘴，呼噜一声，就咽了气。

　　妻子转过身，看到了三平满脸的泪水。

　　“你觉得死亡是什么？”

　　“就是没了，这个人就消失了。”

　　“那你相信有来世吗？”

　　“没有，没有来世没有灵魂没有阴间。”

　　从事哭丧，三平见过了太多的死亡。人们死亡的原因不尽相同，“烧死的，淹死的，上吊自杀的，被车撞死的，我都见了。”亲属们伤心的程度有着高低之分，葬礼的排场也因为家庭的经济实力儿女们的孝顺程度划分出了不同的等级。上有老下有小的男丁的突然离世，亲属们最难接受，遇见这样的情况，三平也会伤心，“我可怜他还没长大的娃娃。”

　　但大多数时候，三平并不会主动询问死者去世的原因、年龄和家庭成员的情况。死者的生平在送灵人这里模糊，而葬礼的排场却能真实地感知，许多时候，这关系到他们今天能够拿到多少赏钱。

　　一位煤老板家花上千万专门修通往山上墓地的路，赏钱两三千地递。而无儿无女的尸体被发现在其独自居住的屋内，村委会的人把尸体放进最便宜的柳木棺材，推着推车埋到地里，没有葬礼，也没有碑文。

　　3月22日，三平又被邀请到一场葬礼表演。

　　一张一百元人民币，被一只手高高举过头顶。拿着钞票的男子大喊着“死者的朋友送上了100元。”随即，这张红色钞票被塞到了麦克风的支架上。围成一个圈的鼓、唢呐、二胡、笙、钹、电子琴演奏的节奏密集地撞击着围观人群的心脏，乐手们的双脚一上一下踩着拍子，钹手的上身随着钹敲击节奏左右摆动着。

　　地上的黄土扬起，风来了，吹翻了倚靠着麻绳排成两列的花圈。跪在死者棺材一头一尾本来沉默的儿女，开始大声哭泣起来。

　　“唱首歌送我们的兄弟最后一程吧！”又是一张一百元被递上。

　　三平拿起了话筒，站在乐手们中间，“呀呀呀呀呀，兄弟啊。”三平用哭腔嘶吼着，双目紧闭，面部肌肉绷紧，褶皱从眼角一直蔓延到脸颊，手臂不时擦拭着眼睛。

　　“兄弟啊兄弟！”扑通一声，三平跪向了灵堂的方向，右手直直地伸向了棺材的方向……

　　（文中刘弘，李东为化名）

　　A06-A07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刘思洁

　　A06-A07版摄影/新京报记者 尹亚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