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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在古墓的农民工

2019年04月10日 星期三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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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清公主墓的后室堆满杂物,石棺床上有破旧的被褥。有人把它当成真的床在用。
福清公主墓2006年被公布为南京市文保单位。
没活儿干的时候,一些农民工喜欢打牌消遣。
被劝离后,农民工们将行李从墓园搬走。

  朱路路第一次上新闻,是因为出现在南京一座有600多年历史的古墓里。墓的主人也姓朱,确切地说,她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第八个女儿,名号福清公主。

  过去的半年多时间,朱路路几乎每个晚上都睡在墓园的亭子下面。天亮之后,把铺盖卷起来抱进墓里,再去附近的地铁站广场上等活儿干。

  像他这样生活的农民工,最多时有二三十个。原本阴暗潮湿的古墓,被这群人用作仓库和住房,成了一座临时庇护所。

  福清公主墓的后室,相当于一个20平米大小的房间。正中央摆放着一座2.87米长、1.6米宽的石棺床,一套破旧的被褥铺在上面。东、西、南三侧的壁龛中,各种杂物堆成了小山。西边的一团衣服下,还藏着一袋盐、一小包洗衣粉和一瓶横躺着的老陈醋。

  因为觉得湿气太重,朱路路从没在墓里睡过觉。平时只有一个不爱说话的内蒙古小伙睡在墓里。当地记者采访那天,墓里没有其他人,进来放东西的朱路路就这样被镜头捕捉到。他看起来有些不好意思:“我们没找到活儿……身上有钱,但天天住宾馆的话哪能住得起呢。”

  金庸小说《神雕侠侣》中,“古墓派”因隐居在古墓中而得名。现实版的“古墓派”最近却没了清净。围绕他们,一场关于农民工生存现状的讨论正在进行。有人提及了农民工素质问题,有人认为应加强文物保护,还有网友发问:“死人与活人孰轻孰重”?

  现实版“古墓派”

  朱路路今年30岁,患有癫痫、因打架坐过牢的他,始终没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他向别人解释,自己是被家人抛弃,不得已过上眼前的生活。“父母要是在乎我,早来找我了。看我没什么指望,就想把我甩掉。”

  整个三月,朱路路打工收入1610元。其中,搬四天钢管挣了800元;酒店传菜两天,每天9个小时,按照15元时薪算总共270元;铺两天草坪,原本应得420元,老板考虑到没管饭又多给了20元;最后一次是3月24日,搬了两小时的医疗器材,收入整100元。剩下的时间,他基本上是在墓园、街头和地铁站广场之间来回晃荡。

  往常每个月,朱路路还会有300元的额外收入,那是父母打给他买抗癫药用的。但直到整个三月过完,朱路路还是没有收到这笔钱。别人问起,他嗫嚅着抱怨:“那个哩……前两天我妈在电话里说,让我去死。”

  过了片刻,他又对人张了口:“我跟家里人的关系就像开火车一样,不是一条线路,它跑不到一块去。”

  2019年春节,朱路路是在南京过的。他买了酒,在古墓边摆了几道菜。陪他一起留守的,还有一位74岁、自称是在“修道”的江西人。

  江西人名叫王奉安,平时也住在亭子下的长廊里。区别在于,他靠捡废品为生,偶尔还会有好心人送来衣物和吃食。脚上那双40码的361度运动鞋,就是一位游客向他问了码数,特意买下送来的。

  儿子们打电话关心,王奉安很少会接,“你管你的,我管我的”。王奉安甚至想在今年断绝这种往来,“我不跟你讲话,不要你的钱,看看会不会成功”。

  陈广虎的家在安徽马鞍山,距离南京只有几十公里,近到“骑着电动车就可以回去”。每年收完水稻、老家没活干的时候,他就跑来南京打短工,一个月收入三四千元。

  为了省钱,陈广虎的住宿问题也经常在墓园里解决。有时候,他会跑到不远处的鼓楼医院,和患者家属一样,在走廊上打地铺。肯德基也是一个好去处。唯一要注意的是,早晨必须在五点多钟醒来,否则就会被保安赶。

  这些年在外露宿的经历,陈广虎从来没告诉过妻子和孩子。“这哪能让他们知道呢?”

  没活干的时候,他就一个人到街上闲逛,最多一天走了8万多步,经常占领微信运动封面。每次穿过灯红酒绿的城市,陈广虎只是边走边看,不会通过吃饭以外的任何消费去尝试融入。“很明显,我和这里远得不是一点半点。”

  “穷到连鬼都不怕了”

  4月2日这天,朱路路站在地铁站广场上算了算,自己最近一次干活已经是8天前,“银行卡里只剩下几百块”。

  朱路路也曾想过改变。3月中旬的时候,他听说有家电子厂在招人,一个月算上加班费能拿4000多元,便打算去做份长期工。

  结果没出三天,他就吵着要离开。“天天过闸机门,什么都没带它就是响,响了就要重新过,我急眼了就不干了。”而事实上,除了管理规定,还有一个原因是,他进厂后发现收入似乎达不到承诺的那么多。

  朱路路又回到了街头。没有固定性的工作,他要考虑节流,尽可能地减少生活成本。但比起吃饭,住宿对他来说更好解决,将就一下也能过得去。

  距离福清公主墓不到一公里远的安德门地铁站附近,隐蔽着一些廉价旅馆。它们没有安装标牌,只能从砖墙上隐约辨认出用白色颜料涂抹的“住宿”两个字。

  在一家廉价旅馆,十几平方米的屋子里满满当当地塞进5个铁架床,两个房间一共20张床位。上铺收费12元,下铺要贵上3元。就算所有床位住满,一天营收也不过270元。

  床铺上的被子花色不一,全部敞开在床上,看起来已经有段时间没有洗过。屋顶还能发现雨天漏水的痕迹。

  为了省钱,一些农民工连这样的旅馆也不愿去住。十几块钱拿来买饭吃、买酒喝,对他们来说是更好的选择。

  到了夏天,露宿在外的成本开始提升。睡觉之前,朱路路会在头和脚的位置各点一盘蚊香,夜里若是被咬醒,还得续上两盘新的。“买一盒蚊香,基本上两三天就能用完。”晚上失眠的时候,他就爬起来抽几支三块五毛钱一包的一品梅香烟。“这烟劲儿大,我睡不着了才抽。”

  相比之下,冬天的大风和低温对农民工们来说更难熬。王奉安上了年纪,尤其怕冷。他有些得意地告诉记者,自己一共储备了7条棉被。下雪的时候,身下铺三层,上面再盖四层,出门还有两身军大衣可以穿。这些物资,王奉安已经记不清哪些来自城管,哪些来自社区,他统一归结为“国家给的”。有了这些,他能过得舒坦许多。

  不考虑恶劣天气的影响,亭子下的环境其实不算太差,最大的好处在于开阔、通风。福清公主墓由于处在地下,常年见不到太阳,空气要差得多,墓室内还有一些霉菌。

  内蒙古小伙似乎并不在意这些。有人说他“穷到连鬼都不怕了”。他不屑地反问:“能有啥事?啥也没有。”

  从穿着上看,内蒙古小伙确实有些寒酸:外衣右侧已经开裂,星星点点的棉絮露了出来,脚上的鞋子破了好几个洞。

  朱路路观察到,没活儿的时候,内蒙古小伙白天也待在墓里,到了饭点才出来买饭,吃完又回去,躺在石棺床上继续玩手机。他由此得出一个结论:“这人也懒得很,什么时候没钱了才出来干活,有钱就不干了。”

  今天又是没老板

  农民工选择住在福清公主墓旁边,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离安德门地铁站不远。地铁站附近原本有一个劳务市场,2017年底迁到了十几公里外的地方。很多人习惯了这里,不愿再跑远。

  等活儿的人也记不大清楚,用工需求大幅减少是从哪一年开始的。在他们看来,以前的局面是师傅抢手,如今成了老板难求。陈广虎形容,“每次有老板来,人就跟马蜂一样上去了”。为了抢活,有人把老板围起来,“像抱小孩一样抱住”;有人不顾劝阻,硬是挤上了老板的车;肢体冲突也不是没有发生过。朱路路觉得,正是这些事情把老板们搞怕了,很多人不愿意来。

  技术活儿少了,但需求总还在,这时候就显现出好活儿与孬活儿的区别。有酒店来招临时洗碗工,4个小时给80元,很多人嘴上说着可以去,迟迟不见报名。有人骑着电动车来招建筑工,立马吸引了一大批人围上去。最终,一位被挑中的大工坐上了车,没地方可坐的小工只能背着包,一路跟在车后面跑。

  日薪不超过150元的工地活儿,朱路路已经很少再去,他觉得付出和回报不成正比。他有自己的选择标准,但这个标准是灵活可变的,如果身上没钱了,一切另说。

  71岁的刘占强也在等待好活儿。他是这群农民工里年龄最大的,从安徽来到南京已经两年,虽然身体看上去很硬朗,年龄问题还是对他有影响。“一个月零七天了,我一直没找到活儿。”他的生活成本已经压缩到极致:一天两个馒头,只要2块4毛钱。热水可以到肯德基去接,不要钱。

  有一次,他差点就捞到好活儿。那是一家自来水厂来招工,找人给沉淀池捞淤泥,一个月5000元,管住不管吃。最终,四位农民工得到了这份工作,其中一位已经60多岁。刘占强感到很可惜,他当时就站在不远的地方,赶到时已经错过了好机会。

  又一个没等到活儿的夜晚,刘占强跟工友们坐在马路牙子上闲聊。工友为他算了笔账:“辛辛苦苦种一亩地,能收八九百斤粮食,一斤粮食1块多钱,除去农药、化肥、种子,一年下来比不上人家打工一个月。”这就是他们宁愿干等着,也不愿回家务农的原因。既然是等,就要严格控制损耗。“你说,农民工不睡马路,谁睡马路呢?”

  他们中的一些人,原本也睡在福清公主墓旁边的亭子下。媒体报道后,城管、社区等部门来到墓园巡查,对夜晚留宿的农民工予以劝离。有人把铺盖搬到了地铁站旁边的公厕下,那里的房檐伸出来一截,檐下刚好有一圈平地。对无处可睡的人来说,已经是个不错的栖身之所。

  农民工搬走后,墓园的长亭下显得有些冷清。四周的柱子上还留着他们待过的痕迹。靠近古墓的一侧,有人用粉笔写了一段对白:你想干什么?我想当总统。对面柱子上的七个字写着:今天又是没老板。

  文保困局

  空间资源的矛盾,因为文物的存在多了一重复杂性。就福清公主墓来说,保民生还是保文物,虽然不是一道单选题,但在现实面前,解决起来并不容易。

  拿朱路路来说,他虽然知道墓是旧的,但认为“那是装饰品,主要是给游客看的”。一会儿又说墓是假的,“不敢把真墓放在这边,放在这儿会被盗的”。

  朱路路的依据是,福清公主墓并非一开始就在这座墓园里。在他的理解中,从别处迁过来的古墓算不上多么好的文物。

  实际上,墓确实是从别处迁移过来的。1998年,南京市文物部门对福清公主墓进行考古发掘。由于早年间屡遭盗扰,墓内出土的文物相当有限,但墓葬本身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它在当时被认定为我国发现并保留的唯一一座保存完整、结构复杂、规格宏大的明代公主墓。换句话说,整座墓就相当于一件大型文物。

  2000年,经专家和南京市文物局决定,福清公主墓易地重建,搬到了雨花台区的邓府山石刻艺术园。

  雨花台区文保所所长台健胜回忆,福清公主墓出土时只发现了金纽扣等少数文物,但墓砖上刻有字,“和明城墙一样,都是工部督造”,其本身也是文物。当初选择迁移重建,纳入邓府山石刻园,是为了公益性展示。“向老百姓敞开,提供一个休闲嬉戏、寻古探幽的场所。”

  易地重建后,福清公主墓的规格也在提升。2006年,它从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升级为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台健胜告诉记者,在一年两次的巡查中,文保所没有发现墓园内的文物有明显的人为损伤,“只有风化、剥落等自然损耗”。文物保护与农民工问题产生碰撞,他认为是管理缺失的结果。

  “疏永远好于堵,农民工本身属于弱势群体,不能采取强制手段。”对于有人建议在古墓边设立栏杆等做法,他也明确反对,因为古墓就是文物本体,不能在上面打孔。“只能通过管理去改变。”

  新一轮的媒体报道,给文保所在内的有关部门带来不小的压力,台健胜说,他们已经筹划出新的解决办法。由公安、城管、街道组成工作小组,进行24小时的劝离。之后还将增设岗亭,对整个园区引入物业,“进行全面、长效的管理”。

  打游击

  3月28日下午,一群城管队员和几名社区干部出现在长廊里。看到旁边的高压电塔下挂着毛巾、内裤,栏杆上摆着一些衣物,领头的人下了命令,要求全部清掉。很快,它们被集中到垃圾桶旁边。

  作为重点清理区域,福清公主墓相当于接受了一次大扫除。墓里所有的杂物都被清理出来,在墓室门口靠墙垒成一堆。墓室内部被仔细清扫了一遍。作为旅游景点的公主墓重新恢复整洁。

  农民工们明显感觉到,这一次的行动力度要比以前大很多。

  几位得到消息的农民工赶忙转移。有人心存侥幸,把被褥藏到了树丛里,也有人把行李挪到了亭子背面。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不得不忍受臭味。平日里,一些农民工习惯在隐蔽处大小便,而不愿去几十米外的厕所。如今,气味反过来熏到了他们。

  每天来晨练的市民邓尧注意到了这个变化,他发现亭子下的农民工少了很多。

  一提起墓园里的农民工,负责这一区域的街道城管科科长陈德平就很头疼。他告诉记者,之前有人在亭子下生火做饭,城管部门在处理时,“有人拿出一把刀,威胁我们队员。”“挨骂就更常见了。”

  类似的事情,邓府山社区党支部书记谭宁也曾听说过。“有农民工拿着刀,在附近一个社区门口堵了两天。”原因是,“你劝他走,他认为你动了他的窝”。

  谭宁说,墓园公共空间被侵占的现象,之前就已经存在。墓园下方至今仍立着一块告示牌,牌子上称呼农民工为“民工兄弟”,劝告他们“自觉遵守文物保护法规,不再将墓园作为住宿生活的场所”,落款时间是2016年5月。

  如今回过头看,这三年间情况并未好转。几个部门的负责人不约而同地提到“打游击”的说法,“你来他走,你走了他又来了”。

  冬天下大雪的时候,社区和民政部门曾为墓园里的农民工送过大衣和棉被,也联系过一些廉价宾馆,请农民工们免费住宿,但一些人始终持抗拒态度。“把他们送去救助站,也是一下车就跑了。”谭宁觉得,有些农民工并不在乎生活质量能否得到保障,他们喜欢的是在街头的自由。想干活的时候干活,不想干活就闲着。

  谭宁告诉记者,雨花台区劳动局正在制定计划,以后每周四、周五公布一批专场招聘信息;街道则把招聘信息制作成册子,写清楚公交线路,看到农民工就发放。他们希望通过就业这个关键点来解决问题。

  “安德门个个是人才”

  被劝离的农民工,又流回到安德门地铁站旁边的广场上。

  午后,广场上的气氛变得安详。有人坐在小马扎上看书,书名叫《一只猎雕的遭遇》;有人抱着一瓶30元的白酒,打开喝了一口又拧紧盖子;还有人顶着阳光凑在一个唱戏机屏幕前,喇叭里传出电视剧《亮剑》的声音。

  唱戏机是这位农民工十几天前花费300元购买的,“现在没钱吃饭了,想200块钱卖掉”。有人出价70,他没舍得卖。

  人聚到一起后,物品便以不同的方式流动着。一个胖女人不知道从哪里搞来几条活鱼,在广场上逢人就问要不要。有农民工买了一条,几分钟后有点后悔,问她:“你这鱼还能活多久?”得到的回答是:“你问鱼去。”有位老太太抱来一堆衣服,朱路路花五块钱买了件黄色的冲锋衣,衣服上印着“XX外卖”四个字。一家餐馆中午的饭菜没卖完,下午便以五元一盒的价格填进了几位农民工的肚子。

  窘迫时,朱路路拿身体换过钱,他的方式是献血小板。一个月两次,每次可以拿到100块钱现金,2张蔬果卡和一些吃的。最后一次去的时候,他突然犯了癫痫,清醒后被人告知“以后不要再来了”。

  通过各种方式挣来的钱,相当一部分被换成了酒。对于大部分农民工来说,即使身上再没钱,酒也是不能少的。张平是广场上有名的酒鬼之一。没活儿的时候,他每天中午都要喝上半斤白酒。3月30日下午3点,张平已经躺倒在马路边的停车位上,吐出来的污秽流出去几米远。

  张平多次看到有人喝完酒后,没有任何缘由就将玻璃瓶摔碎在地上。清洁工已经习惯等人散去再过去打扫,不会发出一点怨言。“跟盲流没有道理可讲。”

  平时,张平算是农民工圈子里受敬重的那一类人。他爱好书法,每天早晨都要给自己写一副招牌。老家开封的他,习惯在“瓦工”前面加上“东京汴梁”四个字。手机号码也被他设计成花式。但有一样东西,从来都是他的心病,那就是家。“不能谈家,我的悲剧太大。”张平已经14年没回过家,打工时碰见一位老乡,他也只是问了问房子的情况。“只要房子没塌就行了。”

  公厕旁边,风头转而聚集到一名年轻男子身上。从哥伦布到欧洲宗教,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越南战争,他慷慨激昂,嘴里像机关枪一样说个不停。

  一旁的朱路路听得直发笑,他很早就听过一句话——安德门的农民工,个个都是人才。还有一句是“安德门这地方,十个人里有八个鬼”。

  听了一会儿“演说”后,朱路路捧起手机,连上了公厕里的免费Wi-Fi。睡觉前,他想看几集86版的《西游记》。下载列表中,还有电视剧《飞虎队》和赵本山小品大全。

  有人在离开前留下一句“回家去喽”,朱路路笑着对那人说:“回什么家呢?安德门不是你的家啊。”

  (文中王奉安、陈广虎、刘占强、邓尧为化名。)

  新京报记者 祖一飞 A12-A13版摄影/新京报记者 祖一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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