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 身在巴黎的五四“局内人”

　　姓名：梁启超

　　时年：46岁

　　身份：政治家、思想家

　　地点：巴黎

　　远在欧洲的梁启超，于1919年5月23日发给大总统徐世昌一封电报，劝其因势利导，“与国民一致”，“使民气不衰”。他肯定听说了5月4日以来发生在北京的学生运动，以及运动中的各种情况，特别是在学生火烧赵家楼曹汝霖私宅、殴伤驻日公使章宗祥、警察以武力驱散学生并拘捕30余人后，竟有重惩学生首领、停办大学、宁肯十年不要大学的极端主张，梁启超为此深感忧虑，担心刚刚鼓起的民气，被保守势力打压下去，他致电徐大总统，为国家前途着想，希望政府能与国民保持一致，爱护国民的爱国热忱，不要成为国民的对立面，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

　　来自巴黎的“警报”

　　此时的徐世昌，未必不明白梁启超的良苦用心，但他自有他的为难之处，他所处的窘境，亦非常人所能想象。当时，国家正处在南北分裂的局面，南方军政府不承认徐大总统的合法性，认为他是非法国会（安福国会）选出的非法总统。北洋内部虽然在以徐世昌取代冯国璋上暂时达成共识，但皖、奉、直三系一直是貌合神离，各有所图。尤其是皖系的段祺瑞和徐树铮，坚持武力统一中国，反对与南方和谈。徐大总统上台后，积极推动南北和谈，段、徐二人则在明里暗里搞了不少动作，使和谈一再受阻。

　　“五四”学生运动爆发后，更牵动北洋政府内部暗潮汹涌，段祺瑞、徐树铮掌控的安福系及冯国璋之旧直系均想乘机有所图谋，使得徐大总统、钱能训等文治派备受困扰，南北和谈遂于5月21日宣布停顿，北方代表朱启钤和南方代表唐绍仪亦先后辞职。这种局面直接影响到中国在巴黎和会的形象和地位。梁启超就曾遇到外国朋友以中国南北两个政府同时对外、殊难应对相质询，使他深受刺激，“若芒刺在背，不知所对”。

　　他于7月1日再次致电汪大燮、林长民二人，请他们转告南北当局诸公，还是要以国家大局为重，消弭分歧，求同存异，“全国一致对外，犹惧不济，若更扰攘分崩，不亡何待”！他特别提到，“五四”学生运动，固然“表示国民义愤，差强人意”，也取得了“和约拒署”的成果，但外交前途依然充满变数，仅靠学生运动是难以奏效的，还是要靠国家统一的外交，合力对外，才有希望在国际竞争中维护好本国权益。

　　梁启超是1918年12月28日在上海登船启程，取道印度洋、地中海，直达英国伦敦的。梁启超早有旅欧的打算，欧战结束与巴黎和会的召开，给他创造了绝好的机会。他便以个人名义组织了一个民间团体，赴欧洲考察。临行前他特别声明，此举与政府方面无关，纯以私人资格考察战后欧洲的现状，即“看看这空前绝后的历史剧怎样收场”；另一方面，他亦表示，要“将我们的冤苦，向世界舆论申诉申诉，也算尽一二分国民责任”。

　　1919年2月12日，梁启超一行抵达伦敦。在欧洲期间，除了参观、游览和考察，他利用一切机会向西方说明中国的主张、诉求和期望，以及对重建远东政治新格局应取的态度。最初，梁启超还是比较乐观的。他到伦敦的第四天便接受了英国伦敦《日日电报》新闻记者的专访。2月18日，他抵达巴黎。巴黎万国报界联合会为之举办欢迎会，他在会上作了长篇演说，并在《巴黎时报》发表署名文章。他还利用与各国政要、各政党党首会见的机会，反复申明中国应有的权益，积极争取各方面的支持。国内方面，他与汪大燮、林长民始终保持热线联系，及时把和会内外的情况传到国内。这时，他的胃口很大，不仅要收回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还希望解决关税自主、领事裁判权等问题。

　　可是，后来的形势发展对中国却越来越不利，是梁启超没有想到的。一直被政府隐瞒的去年9月中日有关山东问题的密约内容，突然传遍巴黎。这是个借款的秘密合同，是驻日公使章宗祥根据段祺瑞的要求与日本银行签订的。按照这个合同，不仅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完全转让给日本，而且，此前德国想要而一直未能到手的烟潍、高徐、顺济诸铁路之优先权，也将悉归日本。这就等于承认了1915年的“二十一条”依然有效，而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是有根据的。日本人甚至以此要挟美国总统威尔逊，因威尔逊很看重国际联盟，拿国际联盟当作生命一般，他们看到了这一点，就说，和会如果支持中国收回山东主权，日本就退出国际联盟。于是，最初承诺主持正义，帮助中国的威尔逊，也转变了立场，使中国陷于完全孤立的境地，牺牲中国利益以满足日本的野心，即将成为惨痛的事实。

　　先期得到消息的梁启超，立即向国内如实报告情况。4月24日，他从巴黎致电外交委员会的汪大燮、林长民：

　　汪、林两总长转外交协会：对德国事闻将以青岛直接交还，因日使力争结果，英、法为所动。吾若认此，不啻加绳自缚。请警告政府及国民，严责各全权，万勿署名，以示决心。启超，二十四日

　　汪、林二人接到梁启超的电报，马上联合张謇、熊希龄、王宠惠、庄蕴宽等人，组成国民外交协会，并致电梁启超，委托他作为协会之代表，向巴黎和会请愿，做最后一搏。但此时已难于挽救危局于万一。4月30日，和会置中国利益于不顾，公然将原德国在山东之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而北京政府的外交代表竟考虑在如此丧权辱国的条款上签字。面对如此紧迫的形势，梁启超立即致电国民外交协会，建议发动不签字运动，以抵制卖国条款。

　　于是，林长民撰写了《山东亡矣》一文，与梁启超4月24日电文一起，发表在5月2日的《晨报》上。他在文中惊呼“国亡无日”，呼吁“愿合四万万民众誓死图之”。两天后，高呼着“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口号的北京学生，便走上街头，五四运动遂由此爆发。很显然，梁氏的电文和林氏的文章成为“五四”大游行最直接的导火索。

　　1920年3月5日，梁启超结束欧洲之行，回到上海。此时，五四运动的高潮已经过去。他在上海仅停留了十余日，便赴京面见总统徐世昌，除报告欧游经历外，还特别请求释放当年因反对中日两国直接交涉山东问题而被捕的学生。由于请求没有得到允诺，离京前，他专门留下一封信给徐大总统，这封信的内容随后便刊登在3月24日的《晨报》上。他在信中对学生们的举动给予了充分肯定，并进而为之申辩。他说，学生是“出于爱国之愚诚”，才做了这样的事，“至其举措，容或过当，此自血气方刚之少年所万不能免”。为国家前途着想，为保护难得的民气，他奉劝徐大总统切不可一误再误。

　　梁启超的“五四”观

　　1920年5月4日，是五四运动的周年，梁启超作了《“五四纪念日”感言》一文，以为纪念。其中谈到他对五四运动的价值判断和思考，开门见山便有一问：五四运动“价值安在”？他的答案是：“国人自觉自动之一表征是已。”

　　梁启超的“五四”观自然带有梁氏的色彩，这色彩是什么呢？我想就是自戊戌政变以来他对国民性、国民教育，以及国民运动的观察与思考。他不反对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之间的因果关系，在他看来，五四运动“实以文化运动为其原动力”，但他对文化的理解，恐怕又非新文化所能概括。在他的《欧游心影录》中，新文化运动的两大主题：西方的科学与民主观念，都是他反思、质疑的重要内容。在这里，他对“德先生”与“赛先生”提出挑战，以为自己的责任，就在于“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在诸多关于五四运动的见解中，梁氏的观点是很有代表性的一种，重新认识梁启超的“五四”观，对于发掘五四运动的意义和价值，以及如何影响到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或许会提供一种新的思路。

　　两年后，即1922年12月20日，他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平民教育社发表公开讲演，题为《外交欤内政欤》，更加深化了他对五四运动的认识。他称五四运动是“国民运动的标本”。而且表示，这场运动已经产生和将要产生“四大效果”：其一“是把中日关系问题大吹大擂的抬到世界人面前去了”；其二，“日本人已渐渐觉得中国民气和世界舆论可怕，不能不稍为让步”；其三，“因为这种运动，引起多数青年的自觉心，因此，全国思想界忽呈活气”。第三种是他最看重的一种效果。从这里，他以为可以看到中国“国民运动的可能性”。他还期盼着第四种效果，即“将来也许引起别种国民运动”。如果说，五四运动尚带有半外交、半内政的性质，那么，今后国民运动的进行路向，应该更多的“移向内政方面”，比如他曾大力推动的“废兵”运动和国民制宪运动。

　　很显然，梁启超所以高度赞扬五四运动，不仅因为它作为国民运动所表现出来的现代性；更让梁启超感到欣慰的，还是他多年来致力于“新民”所作的努力，终于在这一代青年身上结出了果实。至少他是这么认为的吧。大约二十年前，他在《新民说》中，开宗明义就讲到“新民”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这是他从戊戌变法失败中得出的血的教训。欲造就一个新的国家，一个强大富裕的新中国，单靠明君贤相是不行的，更要提高国民的文明程度，造就新的国民。所谓：“责望于贤君相者深，则自责望者必浅。而此责人不责己，望人不望己之恶习，即中国所以不能维新之大原。我责人人亦责我，我望人人亦望我，是四万万人遂互消于相责相望之中，而国将谁与立也？”

　　这就是说，中国的独立、富强要靠每个觉悟到自身责任的国民，真正负起责任来，不再把国家的前途，个人的幸福，统统托付给明君贤相，不再相信“好人政治”，真正靠得住的，还是通过广泛的国民运动建立起来的现代国家体制。他看到，这么些年，他的《新民说》已经深入人心，“五四”青年一代所展现的对民族、国家的责任感和百折不挠的勇气，很难说不是梁任公多年来致力于思想启蒙的结果。

　　其实，胡适早就看到了这一点，他说：“梁任公为吾国第一大臣，其功在革新吾国之思想界。十五年来，吾国人士所稍知民族思想主义及世界大势者，皆梁氏之赐，此百喙不能诬也。”诚然，这就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肯定了梁启超在“五四”及新文化运动中的地位。尽管“五四”期间梁启超不在现场，但其引领新思潮，新风气，开民智，新民德，再造国民的功绩，却是不可抹煞的。广东的叶曙明著有《重返五四现场》一书，曾把1895年公车上书称为“一场未遂的五四运动”，其中特别强调梁启超此后二十余年所做的思想启蒙对五四运动的深远影响，从思想启蒙的角度，延伸了五四运动的历史背景，可谓很有眼光。

　　旅欧归来的思考

　　五四运动的发生和持续发酵，特别是在工商界、劳工界和一般市民中引发的共鸣，以及接踵而起的罢市、罢工，让梁启超看到了这个古老国家焕发出来的新的活力。但他也看到另有一种力量，或将五四运动引向别一条路。他提醒青年，五四运动固然给中国政治注入了新的活力，但要保持这种活力不消失，不变味，还是要从文化建设和国民教育入手，从而扩大“国民运动”的社会基础。

　　他明确指出：“吾以为今后若愿保持增长‘五四’之价值，宜以文化运动为主而以政治运动为辅。”其理由如下：“第一，为国家之保存及发展起见，一时的政治事业与永久的文化事业相较，其轻重本已悬绝；第二，非从文化方面树一健全基础，社会不能洗心革面，则无根蒂的政治运动，决然无效；第三，目前之政治运动，专恃感情冲动作用，感情之为物，起灭迅速，乏继续性，群众尤甚，经数次挫折，易致颓丧，颓丧以后，元气之回复，倍难于前；第四，现在万恶的政治社会，朝野皆一丘之貉，一与为缘，则钩距倾轧自炫放逸诸恶德必相随而起，易使人格堕落。”

　　在梁启超的心目中，文化永远要比政治久远。政治有时看上去很热闹，但很快就会烟消云散，而文化才能体现永久的价值。他似乎是要表明，文化是基因，而政治只是由此演化出来的东西。如果文化是一条绵延不绝的大河，那么，政治只是河水激起的浪花，或泛起的泡沫。因此，他告诫青年：“以此诸因，故吾以为，今日之青年，宜萃全力以从事于文化运动，则将来之有效的政治运动，自孕育于其中。青年诚能于此点得大激（澈）大悟，则‘五四纪念’庶为不虚矣。”几年后，他作《学生党政治活动》一文，再次奉劝学生远离当下的政治，因为现在的政治活动是诱惑青年的一大陷阱，“活动一百回上一百回当”。当然，他也曾有并不反对学生参加政治活动的表示：“‘五四’纪念什么？老实说，就是纪念学生们的政治活动。”但他希望青年们能开创自己的新天地，不要和军阀、党阀混在一起。

　　他在这里所表达的，正是旅欧归来之后思考中国前途与命运时经常想到的一个问题。朋友们之间，也常就这个问题展开讨论。旅欧期间，他就与蒋百里等人商议，回国后，“惟用全力从事于培植国民实际基础的教育事业”。他们的具体做法就是办学讲学、著书立说、出版刊物。其中或者还包含着他一直念念不忘的创造新文明的责任。

　　按照梁氏的想法，中国当下最需要的不是将给社会带来巨大破坏的革命，而是建设。这个建设包括了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两个方面。按照这个思路，旅欧归国后，他发誓告别政治，专做文化。故在为文化团体共学社拟定宗旨时，他明确提出了“培养新人才，宣传新文化，开拓新政治”的主张。他说：“从前的立宪党，是立他自己的宪，干国民什么事？革命党也是革他自己的命，又干国民什么事？……这是和民主主义运动的原则根本背驰，20年来种种失败，都是为此。今日若是大家承认这个错处，便着实忏悔一番，甲派抛弃那利用军人、利用官僚的卑劣手段，乙派也抛弃那运动军人、运动土匪的卑劣手段，各人拿自己所信，设法注射在多数市民脑子里头，才是一条荡荡平平的大路，质而言之，从国民全体上下工夫，不从一部分可以供我利用上下工夫，才是真爱国，才是爱国的不二法门。”

　　按照这个思路，他提出了平民教育的问题。他设想今后的平民教育，应从两方面入手：“（一）从私的生活方面说，要教育他们学做现代的人。（二）从公的生活方面说，要教育他们学做共和国的国民。”他希望平民能经常参与国民运动的实践，这是提高平民的政治素养，以及自治自助能力的必由之路，也是国民自我教育的一种方式。梁启超曾经说过：“新民云者，非新者一人，而新之者又一人也，则在吾民之各自新而已。”

　　今天，五四运动已经过去100年了，改革开放也已经40余年了，我们重温梁启超的这一番话，是不是感慨良多呢？

　　汪、林总长代呈大总统钧鉴：闻北京学界对和局表义愤，爱国热诚令策国者知我人心未死。报传逮捕多人，想不确。为御侮拯难计，政府惟与国民一致。祈因势利导，使民气不衰，国权或有瘳。启超叩 ——1919年5月23日，梁启超呈大总统徐世昌电

　　□解玺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