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户”寻亲者：像影子一样活着(2)

　　（上接A11版）

　　史小军被人发现时已经在天津火车站饿了一天，他大约记得父母坐着火车把他带到这里，之后彼此失去了联系，直到一个男人用箩筐把他带到了霸州。起初刚到养父母家，他感受到了幸福，有好吃的，有新衣服穿，有大人抱着，可自打养父母生了亲生儿子之后，他便不受待见，是这个家庭多余的人。有一次他跟弟弟打架，养父跟别人说，亲生儿子能打，不是亲生的这个，打也打不得，骂也骂不得。

　　“他（养父）要打我一顿，我会觉得他在乎我，疼我，我会好受点，不冷不热才最痛苦。”2019年3月6日，史小军躺在病床上恹恹地说。他大约46岁了，皱纹从眼角爬开，在他的脸上结成网，眉头紧锁，皱纹更加密集。

　　朋友刘保奇（化名）说，多年来史小军一直一个人生活，“性格孤僻，不懂人情世故。”

　　“那个年代谁不想要个儿子。”史小军的养父史国强（化名）告诉新京报记者，史小军是朋友从天津火车站捡来的，当时自己没有儿子，朋友就送给他了，“他打小养不熟，各个村子到处跑，见到男的就喊爸，见女的就喊妈，这家住两天那家住两天。后来我有了儿子了，我跟他说，我有儿了，你也这么大了，我不需要你了。”

　　吉林白山的张金宝对亲生父母和自己的身世几乎一无所知，他刚懂事时，只是从养母口中得知他是别人的“种”。养父去世后，养母动辄打他，挑柴火的铁钩抽，炒菜的铁勺砸，抽耳光，手撕嘴。每次挨揍，张金宝就离家出走，直到七八岁，他终于跑了出来。

　　跟王永福一样，他们都是没有户口的寻亲者。

　　边缘人

　　王永福大约16岁的这一年，2010年8月，他从深圳的助养中心悄悄溜走，要去闯荡北京，“挣了钱，就去找爸妈。”

　　王永福的闯荡，其实是在北京火车站捡瓶子，卖废品，一个月能挣三四百块钱。运气好的时候，他能捡到别人没吃几口的盒饭，有肉有菜，运气不好的时候，第一次见到安全套，也是在吃过的盒饭里。

　　北京站出口的天桥下，两个男人喝啤酒，他过去捡酒瓶，一个男人对他说，以后别捡瓶子了，叫声师傅，跟着我混吧。

　　火车站有头戴小红帽的服务人员，专门帮乘客把行李运上站台。王永福和他的师傅也给乘客拉行李扛包，紧跟在真正的小红帽后面，一次收取10块钱扛包费，“其实是冒充的小红帽。”

　　为了多挣钱，王永福和师傅还开发了新业务。王永福花几十块钱买了一个假警察徽章，有迟到的乘客想加塞过安检，他带着乘客，在安检员面前亮出证件，能骗过不少安检员。只要成功，他收取票面价格40%的费用，不成功不要钱。一天下来，他能挣一两百块钱，心满意足。

　　和王永福一样，大部分没有户口的寻亲者，成了半流浪的边缘人。

　　从养母家跑出来的张金宝先是在白山市古楼附近要饭，这里聚集着很多小型发廊和小型歌舞厅。七八岁的孩子模仿着如何为人处世。

　　张金宝嘴甜，逢人就叫干妈，临街的女子听着欢喜，也看着可怜，这家姑娘给口吃的，那家姑娘给件衣裳，晚上张金宝就睡在歌厅的沙发上。

　　混得久了，跟姑娘们一样，张金宝也成为歌厅的一件乐子。有顾客给50块钱，让他唱歌，唱妹妹你坐船头，他边跳边唱，唱完再吹一瓶酒，祝干爹干妈玩得开心。

　　姑娘一茬接一茬，张金宝不知道她们从哪里来，也不知道她们去了哪里，只觉得那种有人关心的感觉最像家。

　　歌舞厅待了三年，张金宝和两个伙伴藏在火车座椅之下来到长春，跟王永福一样，张金宝起初在长春火车站捡瓶子，顺道跟来往的乘客乞讨要钱。“捡瓶子只是我的表面工作，实际上是捡点破铜烂铁，趁你不注意拿走了，不算是偷。”

　　唯一值得说道的是，他在长春人防商场乞讨，一个老太太磕了一天头，没讨到钱，张金宝把自己碗里的钱给了老太太。这一幕正好被路过的记者拍下来，登了报纸。记者问他，你也是讨钱的，怎么把钱给了别人？张金宝说，“她饿了一天，我年轻，一顿饭不吃无所谓，底层的人可怜更底层的人。”多年后，他得出结论。

　　距长春1700公里外，杨海军早已是蚌埠火车站的“大哥”。杨海军居住的桥底俨然像一个家，锅碗瓢盆油盐酱醋，一应俱全。一大早，他带着28个小玩伴一起捡破烂，傍晚运到废品收购站，挣的钱买米买菜，杨海军主厨，米菜油盐一起倒进锅里，点着柴禾，饭就得了。

　　冬天杨海军睡在集市上做煎饺的泥巴炉子里，除了满身是灰，前一天的余温足以抵御冬夜。长春的张金宝一到冬天就摸井盖，井盖发热，底下就是热力管道，蜡烛照明，一米多高的空间，20多度的温度，脱了衣服就能睡。唯一不舒服的是，管道上包着玻璃丝棉保温板，扎得张金宝浑身刺挠。

　　最难的是找工作

　　“谁不想有一份正经工作呢？”王永福知道他在北京火车站的工作并不体面。

　　在王永福生活的大约24年时间里，时代正在发生变化：计划生育政策实现从独生子女到单独二孩，再到全面放开二孩；户籍管理从手写入册改为全面信息化；王永福看到铁轨上的绿色火车逐渐被一闪而过的白色高铁动车所取代；火车票实名制，手机实名制，网吧上网刷身份证，用工要签合同……

　　可王永福的生活一直是停滞的。社会规则的夹缝越来越小，他终于意识到，火车站别人随手掏出来的那张长86.6mm、宽54mm、厚0.9mm的卡片对他有多重要。他再也不能趴在火车座位下逃票，手机卡、银行卡、支付宝都是借别人的身份证办的，他用一张捡来的身份证办卡，被拘留了5天，他去网吧上不了网，只能站在椅子后看别人玩一种叫地下城与勇士的游戏，一脸羡慕。

　　眼下最难的是找工作。他羡慕警察，去找穿制服的工作，当保安，因为没身份证，公司不敢录取他。后来他去了黑工地搬砖，当黑保安，发工钱的时候，别人能领到完整工钱，他才领个零头，求告无门，又回到北京火车站谋生。

　　“给北京做贡献，也算是北京人了。”有时候，为了证明自己也是这座城市的一分子，他做好人好事。冬天，他看到天桥上一个老人要冻死了，脱下自己的军大衣，军大衣也是好心人送给他的，给老人披上。这是王永福第一次做好事，他还是不过意，又跑到肯德基买了一个汉堡，一杯可乐，这是他平常都舍不得吃的好东西，送给老人。末了，他又拨了个110，让警察来帮忙。

　　甚至去献血。可没有身份证，献血车不收他的血。他就用捡来的身份证冒充别人献血。北京火车站广场献血车，医生抽完血，夸他是个有爱心的小伙子，王永福感到暖心，“你们需要血，需要眼角膜都可以找我。”他告诉医生。还有一句话，王永福说了一半儿咽回去了——“左右我是没有身份证的人。”

　　三年时间，王永福用一个叫“梅杰”的名字献了6次血2400毫升。他向新京报记者展示了“梅杰”的身份证和三本献血证。怕弄丢了，鲜红的献血证放在干姐朱小可（化名）家里。他小心翼翼地展开，那是他唯一的证件。

　　朱小可告诉新京报记者，她以前在火车站广场卖水，时常看到王永福跟人打架，“他觉得自己是江湖义气，其实是傻，我后来知道他是没家的孩子，开始同情他。”

　　有一次王永福跟人打架要赔钱，他给所有的哥们儿打电话借钱，没有一个人肯帮他，“哥们儿说，咱们车站认识的，车站不就是你骗我我骗你。”只有萍水相逢的朱小可半夜给他送来了500块钱。这是这么多年来，王永福第一次感受到温暖。他当即给朱小可下跪，认她当姐姐，“以后我的命就是你的了。”

　　在长春火车站，伸手要钱的张金宝被人骂得面红耳赤，“要钱的时候，一个大妈嘿呼（方言，挖苦嘲讽之意）我，你一个大老爷们不缺胳膊短腿的，在大街上要钱，丢不丢人，害不害臊，还是个爷们儿吗？”他确实挺害臊，决定凭本事吃饭，去一家拆迁公司干拆除工。

　　可没有身份证，连自身合法权益都保障不了。干活时不巧一根水泥柱从房上掉下来，砸在他身上，左脸划出一道大口子，左耳朵刮掉一半儿。公司老板一分钱赔偿没给，还主动让他起诉，“老板知道我没身份证，法院不受理。”

　　杨海军曾在火车站的小饭馆帮人炒菜，后来必须要拿身份证办健康证，炒菜的工作黄了，他批一车水果沿街叫卖，有时候去做临时工，到河坝上给大车装石头。

　　到了2010年9月1日，手机实名制在全国推行。史小军用的手机号都是花了100块钱借用朋友的身份证办的。他在亲戚的建筑工地上做小工，几年攒了两万块钱，因为办不了银行卡，他把钱存到了刚认识的女朋友的卡上。半年后，女朋友带着她的卡和他的钱，不辞而别。

　　他再次一无所有。

　　从边缘滑向深渊

　　生活是一列长长的火车，王永福觉得自己是被甩下车的人，之后，他尝试再次爬上这列火车，像普通人一样融入正常的社会轨道。可火车加速了，他们逐渐从边缘滑向深渊。

　　没有户口，缺乏教育，四处流浪，生活拮据……令万海远担忧的是，由于“黑户”群体习惯游离于公众视线之外，活动轨迹不被记录，他们容易误入歧途。

　　张金宝想挣快钱，他半夜带着三个伙伴爬上二楼，卸下空调机，绑上绳子顺下来。干了半个月就被抓了。

　　释放证明书显示，张金宝因盗窃罪被判刑11年，减刑2年6个月，2014年3月18日释放。“大好时光留在了监狱，谁不后悔呢。”

　　史小军想有辆代步工具，他推走了别人的摩托车和三轮车，获刑四年半。

　　杨海军因盗窃钉鞋的机器获刑六年，不过他在监狱里放牛，吃得好睡得好，反觉得比在外面舒坦。

　　王永福在火车站给人拎包的工作很快也不能干了。有一次，他假冒警察带乘客进站，乘客是暗访记者假扮的，他被称作“车耗子”写进了报道。真警察找上门了。

　　没了工作，他就帮人把风，偷钱包，钱平分。一次酒后，他在北京站对面的恒基商城偷电动车，被判拘役6个月送进了东城区看守所。在号房，他认识了因酒驾同样拘役6个月的高老师。他给高老师叠被子，讲自己的流浪往事，“高老师说，以后存钱进来就别花了，你跟我一起吃。”后来他知道，这个高老师是唱歌的大明星，名叫高晓松。

　　高晓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及了被拘役的生活，说有一个小偷是个孤儿，从小就在火车站，没去过别的地儿。他看人特别准，进来的人他看一眼大概就知道这个人什么样，他的本事就是成天看上下火车的人，他拿眼睛看就知道谁他一定能偷，谁着急，谁慌里慌张。

　　王永福向记者表示，高晓松说的就是他。

　　从看守所出来后，为了悔过，他偷偷给便衣警察报信抓小偷。王永福坦承，自己小偷小摸的积习难改，每次喝了酒，他有顺手牵羊拿人东西的习惯。“为了改掉这个毛病，每次喝酒，我就先把自己反锁起来。”

　　寻家

　　关于家，前半截的时光浓缩成模糊的碎片，他们只能从片段中找寻蛛丝马迹。

　　王永福相信自己是四川人，“达县”两个字一直刻在脑海中。2018年6月12日，他到达州电视台寻求帮助，他记得爸爸叫王长更（音），妈妈叫赣秀名（音），奶奶叫倪秀英（音），“找到亲生父母就能落户啦。”他满怀期待。

　　失望而归。达州市公安局侦查大队民警告诉电视台记者，户籍信息查询发现，王永福提供的父母信息同音不同字的太多，一时难以甄别。

　　“小时候我恨我爸，他经常打我，我也因为挨打才走丢的，现在恨不起来了，挨打也比流浪好。”王永福说。

　　他讨厌过节，看到别人家的父母带着小孩逛街，买好吃的，他心烦意乱，除夕夜的烟花一个接着一个腾空，绚烂夺目，他把火红的烟头烫在手臂上，烙出血印，一个挨着一个。

　　史小军认为自己是南方人，因为多少年来，一个画面反复侵入他的梦境，脚下是溪水，两岸是郁郁葱葱的高山，他立在竹筏上，顺流而下。他使劲回想爸妈的模样，可永远都是个背影，想不起正脸。1997年他去天津电视台想登寻人启事，这是他第一次进城，有人说能带他进电视台，结果身上的700块钱被骗走。他只得从天津走回霸州，走了一天一夜，此后再也不寻亲了，“只能赖活着了，希望爸妈别埋怨我。”

　　张金宝拥有的只是一个梦。他梦到自己在炕沿儿玩耍，一对夫妇抱着孩子，冲着他笑，无比温馨，可一醒来，他对自己一无所知，“都不知道该找谁。”

　　张金宝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记得。他在白山古楼乞讨时，一家名叫金星发廊的女老板给了他一口吃的，老板姓张，他给自己取名叫张金星。发廊街的女孩逗他，说你真是这一条街上的宝贝，大家就叫他张金宝。好哥们儿姓宋，他又改名宋金宝，后来又叫李天养、杨世界，“老天生养，走遍世界。”

　　因为爱吃辣椒，吃米饭，吃腊肉，杨海军坚信自己一定是四川人。1988年，他第一次从安徽蚌埠去四川寻亲，扒上拉煤的火车，走了比三天三夜还要久。

　　蚌埠山少，云高到不可捉摸。四川湿润，云脚趴在山尖上，浸湿了竹叶，起风时，竹林簌簌地响，像拖着长音的四川话。杨海军倍感亲切，好像前世来过一样。一个门前有竹林、晒坝、池塘且三面环山的地方——这是他脑海中家的样子。他见山就钻，逢人打听，家没找到，却无师自通学了一口标准的四川话。

　　“我就是四川人。”这让他更加坚定。此后，只要攒够几百元路费，他就从蚌埠到四川，前后跑了20多趟。

　　为了寻家方便，2008年夏天，他索性搬到四川定居。他带着女朋友从平顶山坐汽车到了四川江油，下车时身上只剩下2.5元。他晚上睡在火车站，白天去河滩给人装石头，一车80元，一天能装两卡车。干了仨月，他租了一栋农房，卖水果，收破烂。

　　“他所有的生活都是为了寻亲。”朋友李军（化名）记得，2009年杨海军弄了一辆三轮车，上面贴满了寻亲的照片和文字，车篷里拉着铺盖、馒头和榨菜。他白天开着三轮车在山间游弋，像一条洄游的鱼在寻找源头。

　　如今杨海军大约40岁了，他频频向外人展示，左耳朵上的疤痕，右手背上的黑痣，鼻梁上的一道斜疤，觉得总会有一个疤痕会印在父母心头，作为未来相见的标记。

　　年纪越来越大，他怕记不清以前，找画师把记忆画了下来。记忆中的家是个四合院，茅草做的房顶，门前有一簇竹林，不远有晒粮食的晒坝，边上有一口池塘，从家里出来时要经过一个石桥才到街上，桥下面有水。每到一处，他举着画，观察地形，四处打听，可世事沧桑，相似的地方太多了，他骑坏了三辆摩托车，走遍了四川、重庆200多个乡镇，却始终没有找到原来的家。

　　朋友李军觉得他找家陷入了魔怔，“我劝他攒点钱把日子过好，以后要能办下户口，生活会更容易些。”

　　希望和困境

　　史小军和养父母在霸州辛章乡策城二村生活了30多年，双方却几乎不来往。

　　3月1日，一个人生活的史小军突发急性阑尾炎，他疼了两天，从床上滚到地上。即便如此，他也没给养父母打个电话，“不想跟他们张嘴。”

　　朋友刘保奇发现他的时候，他已经趴在地上一动不动。因为没有身份证，朋友找关系才把他送进民营医院做手术，“医生说，再晚来一天，人就够呛了。”

　　寻亲组织志愿者刘恋发现，大部分寻亲者跟养父母的关系都不好，而双方关系破裂，成为寻亲者办户口的一个障碍。

　　3月6日，霸州辛章乡派出所民警告诉新京报记者，落户需要养父母和村委会开具相关证明。“除了跟养父母关系不好，有些孩子是拐卖的，在买拐同罪的呼声之下，有些养父母也不愿开收养证明。”刘恋说。

　　“黑户”问题一度引起高层重视。国务院办公厅2015年12月下发《关于解决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问题的意见》，“禁止设立不符合户口登记规定的任何前置条件；全面解决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问题。”为了落实国务院的意见，2016年民政部与公安部门协作，着手解决事实收养人口落户。

　　《中国“黑户”群体调查》作者、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副院长万海远认为这是有史以来“最坚决、无弹性”的文件，“解决无户口问题没有死角，但在具体操作上面临各种实际情况，需要逐一解决。”

　　万海远曾历时14个月，对15个省的1928个“黑户”样本进行调研。调研显示，“黑户”群体中60%以上是超生人员，其他还包括没有主动上户口、弃婴、未婚生育、相关证件丢失、户籍办理程序繁琐或基层部门不作为等多种原因导致的无户籍人员，“因为被拐卖、遗弃、流浪导致没有户口的，也是其中一部分，而且是目前解决户口最难的一部分。”万海远说。

　　策城二村村支书张名志给出了一个现实的问题，村里没有宅基地、土地分给史小军，他只能落到养父母名下，将来还涉及分家产，“能不能让他落户，需要村委村民开会商议，说白了，他没地没房，光棍一根，落到村里就是我们村的负担。”村支书说。

　　跟史小军的情况类似，警方也希望杨海军的户口落到养父母名下。

　　两年来，刘恋专门负责帮助解决杨海军的户口问题。“但养父母坚决不同意。”

　　不但养父母不同意，连杨海军也不同意，“跟他们没任何感情，想到的都是痛苦。”

　　而像王永福这种没有养父母、四处流浪的寻亲者，落户的困难更大。“因为四处流浪，没有固定居住地，无法确定身份信息，各地警方反馈，需要找到亲生父母才能落户。”刘恋说。

　　这似乎又陷入一个悖论。“找到亲生父母，就可以办户口，可没有身份证出行不方便，怎么去找父母呢？”

　　2018年5月，万海远在对基层户籍管理人员的访谈中，也发现了实际执行中存在的问题。“比如流浪人员究竟应该登记在何处，不同户籍管理部门相互推诿，从而导致个体在实际上仍然无法登记。如果要登记，登记在哪、出生地和常住地等基本信息如何确定等，都是现实中碰到的难题。而且在实践中，哪个地方登记的这种情况越多，则哪个地方的管理责任和麻烦就越大。”

　　志愿者刘恋介绍，2017年11月，公益组织将160个没户口的寻亲者上报给公安相关部门，各地警方办理了90个寻亲者的户口，因各种原因还未办理的有33人，这其中包括杨海军和王永福，另有37人失联。2018年又上报了82个没户口的寻亲者，其中包括史小军和张金宝，至今仍在办理中。

　　史小军告诉新京报记者，4月6日霸州辛章乡派出所户籍警已向他了解无户口的情况。

　　4月11日，公安部相关工作人员表示，目前全国“黑户”问题整体上已基本解决，随着民间公益寻亲组织“宝贝回家”随时发现无户口者，随时上报，公安机关及时解决，“有些无户口者被拐时年龄太小，找家需要一个过程，现在也不愿落到社会福利机构，因此解决过程中还有一定的时间差。”

　　所有开了头的故事都在等待结局。

　　张金宝现在长春一家饭店炒菜，眼下，他正为健康证的事发愁，“我办个假身份证，再去办健康证，犯法不？”

　　肚子上还插着导流管，因交不起住院费，霸州的史小军提前出院了，他在村子里没有宅基地，也没有土地，只能借住在朋友的房子里。

　　王永福去了上海，在一家游乐园门口倒卖门票。他改姓朱，跟着干姐姓。

　　迫在眉睫的是江油的杨海军。2019年1月17日，接受新京报采访的前一天，跟他一起生活十年之久的女朋友忽然不辞而别。

　　没有户口，结不了婚，女朋友和他吵了多年。两人早就拍了婚纱照，塑料泡沫做的相框，杨海军贴的满墙都是。

　　风一吹，比户口本大一点的婚纱照从墙上耷拉下来。连杨海军也觉得，那分量太轻了。

　　A11-A13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王瑞锋　实习生 刘静贤

　　A11-A13版摄影/新京报记者 尹亚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