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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桐 晚清权贵,漠对时局

2019年04月16日 星期二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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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那桐
时年:62岁
身份:前清朝高官
地点:北京、天津
那桐日记。
那桐官服照。
那桐在私家花园“圆妙亭”前。
那桐日记首页。

  在三千多名北京大中学校学生激于爱国义愤,打着“头可断,青岛不可失”“取消二十一款条约”“取消中日卖国协定”“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旗号在天安门前集会,火烧曹汝霖住宅,痛打驻日公使章宗祥的时候,那桐并没有任何察觉。

  对这起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那桐不过用些许笔墨,作寥寥数语,于次日概括了事件当日的情景:以“各学堂学生二、三千人因交涉事到曹润田寓滋闹”起笔。除此之外,那桐没有过多提及,却也少有地发表了一点自己的看法“此诚不了大案也”。但显然,这位历经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八国联军犯京、辛亥革命等重要历史的晚清重臣,并没有意识到这点星星之火,将影响百年。

  如果说五四运动的主题之一,是新时代的主角登台,与旧时代作别。那么,以那桐等为代表的清朝遗民,毫无疑问已成为旧时代的象征物,不得不宣告退场。

  风云变幻,只言片语

  那桐何许人也?

  那桐出自叶赫那拉氏,与慈禧太后属于同宗。清王朝尚在时,那桐初入官场,进入户部,追随帝师翁同龢,官至银库郎中。这一职位虽然肥美,却非高官,不过是正五品。那桐自然也有其升官的门路,他虽无政治智慧,却结交有术,又善于纳贿理财,一路官运亨通,历任内阁大学士、户部尚书、外务部尚书、编纂官制大臣、曾办税务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军机大臣、皇族内阁协理大臣等职,是清末一位宦运通达,职高位显的政坛高官。

  之所以那桐能在晚清一众大臣中留名至今,有两件事不得不提:一是著名高等学府清华大学校内的标志性建筑“清华园”牌楼,门额上的“清华园”三个大字即为那桐在1911年题写。之所以由他题写,是因为在辛亥革命后,那桐曾一度出任清华学堂(清华大学前身)的校长。二是因为那桐留下了长达八十万字的《那桐日记》,对于研究晚清民国社会变迁,以及王公贵族的日常生活有很高价值。

  等到五四运动发生时,那桐已经步入晚年,避离时事数载。1919年5月4日,学生们聚集在天安门的时间,是下午一点前后。《晨报》刊发于次日的新闻中亦有提及,“至天安门,见有大队学生,个个手持白旗,颁布传单,群众环集如堵,天安门至中华门,沿路几为学生团体占满。”可见当时场面之大,群情之激荡。

  从那桐宅园到五四运动当天的事发地点天安门和东交民巷,不过二三公里,距离上不可谓不近。这个重要的历史节点,那桐在做些什么呢?

  这天早上,那桐的两位女婿到访,与那桐交谈不过片刻,两位女婿便告辞离去,“早五婿、六婿来,稍谈即去”,这里边的五婿,即为振贝子长子溥钟。接下来,他在日记中写道:“午后大女、二女、四婿、四弟来,均留晚饭,吃梁厨菜,尚佳。亥正后散。王福晚车去津。”从这一天的午后,直至晚上九十点钟,那桐均和家人在一起,还不忘记品评一下当天厨师的水准。只有管家王福在晚上去往天津——这当然也是寻常的活动,自1912年后,那桐就在天津英租界孟庄购买了一处地皮(即今新华路176号那桐旧居),并于次年搬入,自此长居天津,并常往返于京津二地。

  终其一天,对院墙之外的风云变幻,那桐并无只言片语。

  同北京城里大部分旁观者一样,直到第二日,那桐才风闻了前日的事件。这似乎也从侧面印证着,无数重要历史时刻,在发生的当时,其实并不会波及旁观者太多。在次日的日记中,他才难得提及此事:“……曹避而未见,将其房间焚毁,遇章仲和,群殴之,次日毙于医院,此诚不了大案也。或云章未死,不知确否。”

  这里边有一个颇为有趣的事实,虽然《晨报》在5月5日刊发了题为《山东问题中之学生界行动》的文章,提及章宗祥“到医院时,神智昏迷,不省人事。医谓其流血过多,势颇险恶,未知确否。”但那桐当时得到的传闻,却是“次日毙于医院”或者“或云章未死,不知确否”。可见,即便在次日,那桐得知的消息亦为风传。这和他曾经是权臣政要的身份颇为不符——似乎在1912年夏天的那次中风之后,这位京城百姓口中的“那相”“那中堂”便渐隐于时事背后,既不参与,也鲜少评议。

  尽管只是这样匆忙数语的记述,在那桐晚年的日记中,其实也并不多见。不管是对时下政治的“懵懂不觉”,还是自觉“大势已去”,明哲保身,退守宅园,这位曾经的权臣要员,俨然已成了“又痴又聋的家翁”。

  转过天去,也就是5月6日,那桐的笔墨已经回归到“园中牡丹盛开,藤萝亦甚娇艳”的赏花、听书、会友、借园子、办堂会,间或往返京津的庸常记录中。

  识得时务,保得己身

  不管是这场震惊中外的五四爱国运动,还是家国天下的烦忧,似乎都很难再在那桐的生活中激起任何涟漪。令他感到不好受的,只有反复发作的足疾。在那桐的日记中,这令他痛苦和烦恼多年的足疾,恰好开始在这一年。

  1919年4月16日,那桐写道:“右脚修破,弗良于行,未下楼。”第二天,那桐又提道,“午后请王延年治足疾。”这之后,足疾让他饱受折磨,隔三岔五便会在日记中提到诸如“足疾仍痛”“足略见效”“足疾见愈”“左足又疼痛”“不能著履”“左足痛尤甚”“痛楚加倍”“左足病微瘥”“左足旧疾复发”等。在8月8日,那桐少见的多记录了数行,其中提到:“自三月半至七月半四个月,疼痛流脓血,不堪其苦。津京洋、华医生延请数人。”比起被火烧的赵家楼,抑或是被痛打到浑身是血让人误以为于“次日毙于医院”的章宗祥,痛楚不已的足疾更能占据他的笔墨,因为这才真是自己身上的“切肤之痛”。

  等到那桐再次提及学生运动,已经是一个月以后。这次的笔墨更加稀薄,只提及“学堂学生街市游行演说,军警弹压解散,人民观望,市井骚然”,附着在“左足仍痛……”之后。这次事件的起因,是6月1日,北京下令责成教育部及各省教育厅约束学生即日上课,并嘉奖曹、章、陆三人。激愤之下,北京各学校学生决定再次上街游行演讲,导致千余人被拘留在译学馆和马神庙,直至工商界群起罢工罢市,拘捕学生才得以被释放。作为旁观者,那桐注意到两点:一是军警弹压解散,二是市井骚然。

  从晚清到民国,那桐曾深处历史漩涡之中,却又因病痛和“见机行事”的圆滑处世风格而置身事件之外。与很多清朝遗民的不甘不愿不同,对于历史的演进,那桐总是处之以一种“识时务”的态度。

  1912年2月12日(辛亥年腊月二十五日),清帝退位,宣布共和。那桐在当天的日记中记述说:“昨日呈进皇太后、皇上如意二柄,今日蒙恩赏还。风定天晴,气象甚好。此后遵照临时大总统袁通告,改书阳历。”不可谓不轻描淡写。

  等到1917年,张勋带辫子军入京复辟帝制,7月1日,身在天津的那桐提及“接到北京电报,清帝宣统已经复辟矣,奉有皇上谕旨数道,北京市面人心极其安静。”从次日起,那桐改用阴历记日记,记录至第十天, 那桐提及“闻昨日取消帝制”,隔天重新阴阳历并用,提及“车夫董四由京回,知宅中尚无损失”,并于7月13日重新改用阳历书写,提及“张军败逃,京中秩序稍复”。

  在桑兵所著的《走进共和:日记所见政权更替时期亲历者的心路历程(1911-1912)》中,也有提及那桐对民国政府平息满汉意见、保护旗人公私财产的政策颇为赞赏,对孙中山也尊称为先生,五族共进会以及皇族公宴孙中山,都是借那桐的京宅西院。无论是昔日皇族、前清遗贵,还是军阀要员、民国政要,那桐总能与之相交,左右逢源,保得己身。

  这里边提到的京宅西院,便是那桐在北京的宅院,他那横向并联七跨大院落的庞大宅第,是这一时期少有的珍贵私家园林,根据张寿崇的《那家花园话旧》记载,这一宅园“东起金鱼胡同东口,西止现在台湾饭店的东墙,正门(南)开在金鱼胡同,北墙一直到西堂子胡同,有两个随墙后门。”

  在清末民初,那宅和宅院之东的花园——怡园,是朝野政要和各界名流聚会的重要场所。贾珺在《北京私家园林志》表示,在所有于此地举办的政界聚会中,除了1912年北平各界三次在此招待孙中山先生,袁世凯、徐世昌、段祺瑞等都曾是那家花园的常客。有记载,1914年4月段祺瑞嫁女,曾借花园行结婚礼,1917年1月,徐世昌在此宴请国会议员。同年,段祺瑞在此办堂会,欢迎桂系军阀陆荣廷,谭鑫培抱病演出《洪羊洞》,回家后不过七天即病逝。除此之外,冯耿光、冯国璋、张作霖等都曾借园子宴客。

  即便是在1919年,借园子的事情也并不鲜见,比如5月17日、26日均有记载。这场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学生运动,也并未耽误园子中的赏花、看戏、宴客。

  若无其事,竟有回音

  反观1912年2月北洋军哗变,京城大乱时,那桐的消息还颇为灵通,他提到哗变者为陆军第三镇某某营“因索饷焚抢”。此次事件虽那宅无恙,但3月2日,那桐就携家眷乘车抵津,在“德界租寓”,之后又租借马场道一处洋房,并于当年7月买原山海关道周长龄、甫寿臣位于天津英租界孟庄的一块地皮,计六亩七分地。

  次年1月16日,那桐同家眷移居新屋。而这也意味着,这位曾经位极人臣的权臣“那相”,已经淡出权力角逐,赋闲在家,进入了养病和养老的状态之中。《清史稿》中,这样记录着那桐的晚年:“宣统元年,命为军机大臣。丁母忧,请终制,不许。出署直隶总督,请拨部款修凤河。寻还直。三年,改官制,授内阁协理大臣,旋辞,充弼德院顾问大臣。国变后,久卧病。卒,年六十有九。”

  除了足疾,那桐还患上了老年性便秘和肺病,在记录家常琐事之余,有关病情和看病的记载越来越多。直至1925年6月26日,那桐去世前两日,日记至此全部结束。在最后一天的日记中,那桐写道:“夜睡欠稳。巳刻克力来诊。申刻张午樵来诊,仍服克力药水。”

  从这个角度来看,五四运动映照于那桐日记中的寥寥数语,似又在情理之中。不过,作为曾经的晚清重臣,他也绝非全然置身于事外。

  与五四运动相关者,曹汝霖首当其冲。在当时流传于市井之间的时文之中,一篇名为《一日三迁之曹汝霖》中写道:“游历归来,清德宗升遐,宣统嗣位,袁世凯已为隆裕后所摈弃,曹即投拜徐世昌、那桐二人门下,以保己之地盘。曹素工媚术,徐、那均为所惑。那与曹之感情,尤为融洽。此所以外间谣传,曹妻曾与那私也。”这些言论,明显带有穿凿附会及加工的痕迹。其中所传的“曹妻曾与那私”,当时见于一种小本书籍,名曰《金刚卖妻记》。不过,据其他消息佐证,并无此事,应“系痛恨卖国贼,著此以泄愤”。

  1917年3月19日,那桐在日记中言及“又早曹润田来,午茂如弟来”。可见二人私交甚著。当然,那桐颇善结交,私谊甚广,袁世凯、徐世昌等也都与他保持着密切的联系。1917年1月15日,那桐就提道:“又优待皇室条件宜规定宪法公民意见书,那桐列名具呈参众两议院以待公决。今日世、徐两太保领衔在桐金鱼胡同家内公宴议员,到者一百七十六人,亥正尽欢而散。”

  在五四事件之时,徐世昌正为时任民国大总统——1918年10月10日,在安福国会的操纵下,徐世昌当选为第二任民国大总统。据罗家伦回忆,五四运动爆发时,曹汝霖宅邸“门口站着一大队荷枪实弹的警察”,在曹宅火起之后,“徐世昌便下了紧急命令,叫军警抓人。”待到1919年6月10日,徐世昌连发三道大总统令,宣布免去日派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人职务。尽管徐世昌所作所为被有些人认为是段祺瑞的“政治花瓶”,但纵观整个事件,徐世昌的角色不可谓不重要。

  然而,在辛亥革命爆发以后,与徐世昌互有往还、同为经由晚清进入民国时代的大人物,那桐的选择是谢幕和隐居。但有意思的是,历史又总会拨正回去,让二人颇有些殊途同归的意味。在被曹锟、吴佩孚逼下台之后,徐世昌亦选择寓居天津,过上了文人式的晚年生活。

  迁入天津,似乎成了这些清朝遗民、民初权贵退居幕后,沉寂于时事的一个标志。只是那桐要早了许多年。

  自清朝覆灭以后,那桐就已经过上了避居生活,会友、赏戏、下馆子成为他的全部,晚饭后到马场道一游也时常出现在日记之中。借园子、办堂会等宴乐赏玩之事,无一不是清朝遗民的旧习——他们日复一日地重复着过去的事情,为自己制造出一个时空气泡,将自己包裹入其中。在行将逝去的旧时光里,有他熟悉的空气,似乎只有这样,才可以让他们若无其事地继续生活下去。时代的巨响,经由这层隔膜,便成了遥远的回声。

  但在另外一个方面,以那桐为代表的清朝遗民依然生活在这个属于所有人的时代。即便他自我避离于宅园之中,仍会对这场新时代的浪潮表现出罕见的些许关心,不能不说是他们游园弄花、宴饮悠游的庸常生活中的一个“奇迹”。也从侧面表现出这场运动的震撼性之大,甚至让这些早已掩埋在历史尘埃之下的过时人物也惊起了些许浮尘。

  午后瑞鹤庄、三侄、四侄、二姑太太、达亲家来,旋去。大、四、六女来,晚饭后去。昨日午后各学堂学生二、三千人因交涉事到曹润田寓滋闹,曹避而未见,将其房间焚毁,遇章仲和,群殴之,次日毙于医院,此诚不了大案也。或云章未死,不知确否。——《那桐日记》,1919年5月5日

  撰文/新京报记者 何安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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