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桐 晚清权贵，漠对时局

　　在三千多名北京大中学校学生激于爱国义愤，打着“头可断，青岛不可失”“取消二十一款条约”“取消中日卖国协定”“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旗号在天安门前集会，火烧曹汝霖住宅，痛打驻日公使章宗祥的时候，那桐并没有任何察觉。

　　对这起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那桐不过用些许笔墨，作寥寥数语，于次日概括了事件当日的情景：以“各学堂学生二、三千人因交涉事到曹润田寓滋闹”起笔。除此之外，那桐没有过多提及，却也少有地发表了一点自己的看法“此诚不了大案也”。但显然，这位历经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八国联军犯京、辛亥革命等重要历史的晚清重臣，并没有意识到这点星星之火，将影响百年。

　　如果说五四运动的主题之一，是新时代的主角登台，与旧时代作别。那么，以那桐等为代表的清朝遗民，毫无疑问已成为旧时代的象征物，不得不宣告退场。

　　风云变幻，只言片语

　　那桐何许人也？

　　那桐出自叶赫那拉氏，与慈禧太后属于同宗。清王朝尚在时，那桐初入官场，进入户部，追随帝师翁同龢，官至银库郎中。这一职位虽然肥美，却非高官，不过是正五品。那桐自然也有其升官的门路，他虽无政治智慧，却结交有术，又善于纳贿理财，一路官运亨通，历任内阁大学士、户部尚书、外务部尚书、编纂官制大臣、曾办税务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军机大臣、皇族内阁协理大臣等职，是清末一位宦运通达，职高位显的政坛高官。

　　之所以那桐能在晚清一众大臣中留名至今，有两件事不得不提：一是著名高等学府清华大学校内的标志性建筑“清华园”牌楼，门额上的“清华园”三个大字即为那桐在1911年题写。之所以由他题写，是因为在辛亥革命后，那桐曾一度出任清华学堂（清华大学前身）的校长。二是因为那桐留下了长达八十万字的《那桐日记》，对于研究晚清民国社会变迁，以及王公贵族的日常生活有很高价值。

　　等到五四运动发生时，那桐已经步入晚年，避离时事数载。1919年5月4日，学生们聚集在天安门的时间，是下午一点前后。《晨报》刊发于次日的新闻中亦有提及，“至天安门，见有大队学生，个个手持白旗，颁布传单，群众环集如堵，天安门至中华门，沿路几为学生团体占满。”可见当时场面之大，群情之激荡。

　　从那桐宅园到五四运动当天的事发地点天安门和东交民巷，不过二三公里，距离上不可谓不近。这个重要的历史节点，那桐在做些什么呢？

　　这天早上，那桐的两位女婿到访，与那桐交谈不过片刻，两位女婿便告辞离去，“早五婿、六婿来，稍谈即去”，这里边的五婿，即为振贝子长子溥钟。接下来，他在日记中写道：“午后大女、二女、四婿、四弟来，均留晚饭，吃梁厨菜，尚佳。亥正后散。王福晚车去津。”从这一天的午后，直至晚上九十点钟，那桐均和家人在一起，还不忘记品评一下当天厨师的水准。只有管家王福在晚上去往天津——这当然也是寻常的活动，自1912年后，那桐就在天津英租界孟庄购买了一处地皮（即今新华路176号那桐旧居），并于次年搬入，自此长居天津，并常往返于京津二地。

　　终其一天，对院墙之外的风云变幻，那桐并无只言片语。

　　同北京城里大部分旁观者一样，直到第二日，那桐才风闻了前日的事件。这似乎也从侧面印证着，无数重要历史时刻，在发生的当时，其实并不会波及旁观者太多。在次日的日记中，他才难得提及此事：“……曹避而未见，将其房间焚毁，遇章仲和，群殴之，次日毙于医院，此诚不了大案也。或云章未死，不知确否。”

　　这里边有一个颇为有趣的事实，虽然《晨报》在5月5日刊发了题为《山东问题中之学生界行动》的文章，提及章宗祥“到医院时，神智昏迷，不省人事。医谓其流血过多，势颇险恶，未知确否。”但那桐当时得到的传闻，却是“次日毙于医院”或者“或云章未死，不知确否”。可见，即便在次日，那桐得知的消息亦为风传。这和他曾经是权臣政要的身份颇为不符——似乎在1912年夏天的那次中风之后，这位京城百姓口中的“那相”“那中堂”便渐隐于时事背后，既不参与，也鲜少评议。

　　尽管只是这样匆忙数语的记述，在那桐晚年的日记中，其实也并不多见。不管是对时下政治的“懵懂不觉”，还是自觉“大势已去”，明哲保身，退守宅园，这位曾经的权臣要员，俨然已成了“又痴又聋的家翁”。

　　转过天去，也就是5月6日，那桐的笔墨已经回归到“园中牡丹盛开，藤萝亦甚娇艳”的赏花、听书、会友、借园子、办堂会，间或往返京津的庸常记录中。

　　识得时务，保得己身

　　不管是这场震惊中外的五四爱国运动，还是家国天下的烦忧，似乎都很难再在那桐的生活中激起任何涟漪。令他感到不好受的，只有反复发作的足疾。在那桐的日记中，这令他痛苦和烦恼多年的足疾，恰好开始在这一年。

　　1919年4月16日，那桐写道：“右脚修破，弗良于行，未下楼。”第二天，那桐又提道，“午后请王延年治足疾。”这之后，足疾让他饱受折磨，隔三岔五便会在日记中提到诸如“足疾仍痛”“足略见效”“足疾见愈”“左足又疼痛”“不能著履”“左足痛尤甚”“痛楚加倍”“左足病微瘥”“左足旧疾复发”等。在8月8日，那桐少见的多记录了数行，其中提到：“自三月半至七月半四个月，疼痛流脓血，不堪其苦。津京洋、华医生延请数人。”比起被火烧的赵家楼，抑或是被痛打到浑身是血让人误以为于“次日毙于医院”的章宗祥，痛楚不已的足疾更能占据他的笔墨，因为这才真是自己身上的“切肤之痛”。

　　等到那桐再次提及学生运动，已经是一个月以后。这次的笔墨更加稀薄，只提及“学堂学生街市游行演说，军警弹压解散，人民观望，市井骚然”，附着在“左足仍痛……”之后。这次事件的起因，是6月1日，北京下令责成教育部及各省教育厅约束学生即日上课，并嘉奖曹、章、陆三人。激愤之下，北京各学校学生决定再次上街游行演讲，导致千余人被拘留在译学馆和马神庙，直至工商界群起罢工罢市，拘捕学生才得以被释放。作为旁观者，那桐注意到两点：一是军警弹压解散，二是市井骚然。

　　从晚清到民国，那桐曾深处历史漩涡之中，却又因病痛和“见机行事”的圆滑处世风格而置身事件之外。与很多清朝遗民的不甘不愿不同，对于历史的演进，那桐总是处之以一种“识时务”的态度。

　　1912年2月12日（辛亥年腊月二十五日），清帝退位，宣布共和。那桐在当天的日记中记述说：“昨日呈进皇太后、皇上如意二柄，今日蒙恩赏还。风定天晴，气象甚好。此后遵照临时大总统袁通告，改书阳历。”不可谓不轻描淡写。

　　等到1917年，张勋带辫子军入京复辟帝制，7月1日，身在天津的那桐提及“接到北京电报，清帝宣统已经复辟矣，奉有皇上谕旨数道，北京市面人心极其安静。”从次日起，那桐改用阴历记日记，记录至第十天， 那桐提及“闻昨日取消帝制”，隔天重新阴阳历并用，提及“车夫董四由京回，知宅中尚无损失”，并于7月13日重新改用阳历书写，提及“张军败逃，京中秩序稍复”。

　　在桑兵所著的《走进共和：日记所见政权更替时期亲历者的心路历程（1911-1912）》中，也有提及那桐对民国政府平息满汉意见、保护旗人公私财产的政策颇为赞赏，对孙中山也尊称为先生，五族共进会以及皇族公宴孙中山，都是借那桐的京宅西院。无论是昔日皇族、前清遗贵，还是军阀要员、民国政要，那桐总能与之相交，左右逢源，保得己身。

　　这里边提到的京宅西院，便是那桐在北京的宅院，他那横向并联七跨大院落的庞大宅第，是这一时期少有的珍贵私家园林，根据张寿崇的《那家花园话旧》记载，这一宅园“东起金鱼胡同东口，西止现在台湾饭店的东墙，正门（南）开在金鱼胡同，北墙一直到西堂子胡同，有两个随墙后门。”

　　在清末民初，那宅和宅院之东的花园——怡园，是朝野政要和各界名流聚会的重要场所。贾珺在《北京私家园林志》表示，在所有于此地举办的政界聚会中，除了1912年北平各界三次在此招待孙中山先生，袁世凯、徐世昌、段祺瑞等都曾是那家花园的常客。有记载，1914年4月段祺瑞嫁女，曾借花园行结婚礼，1917年1月，徐世昌在此宴请国会议员。同年，段祺瑞在此办堂会，欢迎桂系军阀陆荣廷，谭鑫培抱病演出《洪羊洞》，回家后不过七天即病逝。除此之外，冯耿光、冯国璋、张作霖等都曾借园子宴客。

　　即便是在1919年，借园子的事情也并不鲜见，比如5月17日、26日均有记载。这场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学生运动，也并未耽误园子中的赏花、看戏、宴客。

　　若无其事，竟有回音

　　反观1912年2月北洋军哗变，京城大乱时，那桐的消息还颇为灵通，他提到哗变者为陆军第三镇某某营“因索饷焚抢”。此次事件虽那宅无恙，但3月2日，那桐就携家眷乘车抵津，在“德界租寓”，之后又租借马场道一处洋房，并于当年7月买原山海关道周长龄、甫寿臣位于天津英租界孟庄的一块地皮，计六亩七分地。

　　次年1月16日，那桐同家眷移居新屋。而这也意味着，这位曾经位极人臣的权臣“那相”，已经淡出权力角逐，赋闲在家，进入了养病和养老的状态之中。《清史稿》中，这样记录着那桐的晚年：“宣统元年，命为军机大臣。丁母忧，请终制，不许。出署直隶总督，请拨部款修凤河。寻还直。三年，改官制，授内阁协理大臣，旋辞，充弼德院顾问大臣。国变后，久卧病。卒，年六十有九。”

　　除了足疾，那桐还患上了老年性便秘和肺病，在记录家常琐事之余，有关病情和看病的记载越来越多。直至1925年6月26日，那桐去世前两日，日记至此全部结束。在最后一天的日记中，那桐写道：“夜睡欠稳。巳刻克力来诊。申刻张午樵来诊，仍服克力药水。”

　　从这个角度来看，五四运动映照于那桐日记中的寥寥数语，似又在情理之中。不过，作为曾经的晚清重臣，他也绝非全然置身于事外。

　　与五四运动相关者，曹汝霖首当其冲。在当时流传于市井之间的时文之中，一篇名为《一日三迁之曹汝霖》中写道：“游历归来，清德宗升遐，宣统嗣位，袁世凯已为隆裕后所摈弃，曹即投拜徐世昌、那桐二人门下，以保己之地盘。曹素工媚术，徐、那均为所惑。那与曹之感情，尤为融洽。此所以外间谣传，曹妻曾与那私也。”这些言论，明显带有穿凿附会及加工的痕迹。其中所传的“曹妻曾与那私”，当时见于一种小本书籍，名曰《金刚卖妻记》。不过，据其他消息佐证，并无此事，应“系痛恨卖国贼，著此以泄愤”。

　　1917年3月19日，那桐在日记中言及“又早曹润田来，午茂如弟来”。可见二人私交甚著。当然，那桐颇善结交，私谊甚广，袁世凯、徐世昌等也都与他保持着密切的联系。1917年1月15日，那桐就提道：“又优待皇室条件宜规定宪法公民意见书，那桐列名具呈参众两议院以待公决。今日世、徐两太保领衔在桐金鱼胡同家内公宴议员，到者一百七十六人，亥正尽欢而散。”

　　在五四事件之时，徐世昌正为时任民国大总统——1918年10月10日，在安福国会的操纵下,徐世昌当选为第二任民国大总统。据罗家伦回忆，五四运动爆发时，曹汝霖宅邸“门口站着一大队荷枪实弹的警察”，在曹宅火起之后，“徐世昌便下了紧急命令，叫军警抓人。”待到1919年6月10日，徐世昌连发三道大总统令，宣布免去日派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人职务。尽管徐世昌所作所为被有些人认为是段祺瑞的“政治花瓶”，但纵观整个事件，徐世昌的角色不可谓不重要。

　　然而，在辛亥革命爆发以后，与徐世昌互有往还、同为经由晚清进入民国时代的大人物，那桐的选择是谢幕和隐居。但有意思的是，历史又总会拨正回去，让二人颇有些殊途同归的意味。在被曹锟、吴佩孚逼下台之后，徐世昌亦选择寓居天津，过上了文人式的晚年生活。

　　迁入天津，似乎成了这些清朝遗民、民初权贵退居幕后，沉寂于时事的一个标志。只是那桐要早了许多年。

　　自清朝覆灭以后，那桐就已经过上了避居生活，会友、赏戏、下馆子成为他的全部，晚饭后到马场道一游也时常出现在日记之中。借园子、办堂会等宴乐赏玩之事，无一不是清朝遗民的旧习——他们日复一日地重复着过去的事情，为自己制造出一个时空气泡，将自己包裹入其中。在行将逝去的旧时光里，有他熟悉的空气，似乎只有这样，才可以让他们若无其事地继续生活下去。时代的巨响，经由这层隔膜，便成了遥远的回声。

　　但在另外一个方面，以那桐为代表的清朝遗民依然生活在这个属于所有人的时代。即便他自我避离于宅园之中，仍会对这场新时代的浪潮表现出罕见的些许关心，不能不说是他们游园弄花、宴饮悠游的庸常生活中的一个“奇迹”。也从侧面表现出这场运动的震撼性之大，甚至让这些早已掩埋在历史尘埃之下的过时人物也惊起了些许浮尘。

　　午后瑞鹤庄、三侄、四侄、二姑太太、达亲家来，旋去。大、四、六女来，晚饭后去。昨日午后各学堂学生二、三千人因交涉事到曹润田寓滋闹，曹避而未见，将其房间焚毁，遇章仲和，群殴之，次日毙于医院，此诚不了大案也。或云章未死，不知确否。——《那桐日记》，1919年5月5日

　　撰文/新京报记者 何安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