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虞 只手“打孔家店”

　　一个风云际会的巨变时代需要参与者。在他们中间，有的是被动员者，有的是论辩者，有的是行动者。吴虞是一个论辩者，半个参与者。他的日记簿事无巨细，对时局兴趣并不大，绝大部分时间致力于伦理思想的论辩和革新。而这也让他获得了至高的赞誉，被胡适说是“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

　　何以被叫老英雄？一是说他生于1872年，要比一般五四青年年龄大，二是说他致力于批判儒家旧道德、倡导建设新道德的时间长，资历老。然而，在当年的成都，吴虞频繁因“离经叛道”而被卫道者排斥。他是狂妄的，也是边缘的。他是自恋的，也是孤寂的。

　　在成都 书报里的边缘人

　　1919年5月4日，成都，大晴天。这座“偏安西南一隅”的城市刚下过几场阴雨，前天起才转晴。当晚，47岁的吴虞像往常一样摊开日记簿，添了几句。

　　吴虞一下笔就提的“少荆”，是成都报人陈少荆。1911年辛亥革命后，陈少荆创办《公论日报》并曾聘吴虞担任主笔，后著有《1919年以前的成都报刊》。据吴虞日记可知，两人交往频繁，关系甚密。

　　在成都，高度保守的文化氛围无法让吴虞的价值得到张扬。吴虞颇受前辈、经学大家廖季平胜赞——“盖成都言新学之最先者也”。他长期批孔反儒，1905年入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1907年回国，从那之后提出更鲜明、更坚定的“非孝非儒”道德革命主张。同城尊儒的卫道士怎能认可他“离经叛道”，徐炯等保守派更是恨不能除之而后快，而吴虞确实也一度被迫离开教育界，躲到乡下，直到1918年8月重返学校教书。吴虞在思想上是孤寂的、被排斥的。他不得不将外界书报作为精神寄托之一，并从那里寻求观念革新、道德革新上的价值认同。

　　而陈少荆既是他的知交，也是他的外界书报提供者。5月4日，陈少荆之所以前来，目的之一就是告诉他，要购买的《晨报》《每周评论》“不久可到”。那么，具体是什么时候到呢？

　　这就要说起另一位职业的书报提供者：“华阳书报流通处”经营者陈岳安。华阳，坐落于成都之南。陈岳安在华阳设流通处，专售进步报纸、杂志和书籍，引领成都阅读风气。当年成都报界、出版界和读书界都叫他“大总管”。从他那里，吴虞能购买到北京、上海等全国各地的书报。

　　19天后，5月23日，《每周评论》到了。吴虞在日记里说：“令卫邻往陈岳安处取《每周评论》五月初四一张。”《每周评论》创刊于北京，由陈独秀、李大钊创办，每星期日出版。他说的“五月初四一张”是指第20期，5月4日出版，四开一张。后人知道，那是个影响中国此后历史进程的星期天。当日在北京，学生举行了示威、游行、请愿，并火烧赵家楼。《每周评论》同步印发，在第一版“国内大事述评”栏披露北洋政府外交部电令和会代表采取对日妥协退让、“对于山东问题，不要坚持到底”的消息，吁请关注“卖国贼”的阴谋诡计。吴虞叫人到陈岳安处拿到的，就是这一期了。而关于运动的报道还得等下一期。

　　转眼又过一周，30日，陈岳安给他送“《每周评论》十张来”。这里面包括11日出版的第21期，而也就是从那期起，该报连续五期全报或大篇幅报道、评论、支持抗议运动。吴虞对此并未表述他的看法。

　　事实上，吴虞一直习惯在日记里记下每天的出门和消费细节，跟谁去了哪里、买了什么、花了几何，诸如此类，一一列举，不遗巨细。倘若他在书报上见到针对孔儒的批判、关于女性权利的倡导，或者他人对自己的褒扬，通常还要心满意足地摘抄一两段，附在其后。

　　照此看来，100年前的5月4日，于吴虞而言很可能平淡无奇，既没出门，也无新鲜事可记。何况他身在成都。退一步来说，即便吴虞碰巧在北京，对运动有所见证、有所听闻，在日记里评上几笔的可能性也不高。他的日记很少表现出对时局的关心和兴趣，对党派也不作评议。倒是在15日，他罕见地在日记里摘抄了一段章太炎致唐绍仪书：“胡汉民诡随苟合，称子房于议和代表团中；汪兆铭厚颜无耻，欢迎逆贼朱启钤于沪宁道上；下至褚辅成辈，睢盱奔伺，丑不胜书。”并随后评说了一句，“据太炎之言，民国号称伟人者，其可靠者正无几矣。为之一叹。”而这也不过是含糊地一唏嘘，随章太炎感叹政治大人物“不可靠”，此外并无深究。

　　多年后，谈中国“五四”却必言吴虞。

　　“五四”的主要参与者相信并倡导思想革新是“救亡”和“启蒙”的题中之意，中国也因此经历了一场两千年以来的社会思潮大变局。的确，儒学以1905年科举制被废除为标志，已经失去政治权力上的倡导、支持和维护，然而在社会思潮层面，儒学在其后十几年仍然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在“五四”之后才急剧下滑。吴虞是这一格局变迁的推动者，自晚清起，他就一直在倡导反儒看世界，尤其是1919年所作的《道家法家均反对旧道德说》《吃人与礼教》等文章更是被奉为反儒前沿的“战斗檄文”。1921年，吴虞请胡适给《吴虞文录》作序，因其一贯的思想立场被称赞为“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

　　思想之内 打孔“老英雄”

　　吴虞的最大兴趣显然是在于参与思想领域的论辩和革新。历史学家唐振常的吴虞研究影响最为深远，他在《章太炎吴虞论集》（版本：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1年11月）中就说他“功在反儒，他反儒的核心，在于非孝”。这是理解吴虞的一个基本判断。而吴虞对“非孝”的论证基本上在1917年前已经结束。影响最大的一批文章，经华阳书报流通处经营者陈岳安的牵线搭桥，投给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并得以发表，如1917年2月的《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2卷6号）、6月的《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3卷4号）等。

　　吴虞集中批判孝道：“夫孝之义不立，则忠之说无所附；家庭之专制既解，君主之压力亦散；如造穹窿然，去其主石，则主体堕地。”“孝”在他看来是家庭和封建制度之所以长盛不衰的基石，需要被摧毁，进而重建新道德。“家族制度之与专制政治，遂胶固而不可以分析……儒家以孝弟二字为二千年来专制政治与家族制度联结之根干，而不可动摇。”

　　这些论述和文章，既让吴虞继续遭受尊儒卫道士的围攻和排斥，也让他在北京、上海等地声名鹊起，显然，他不再是那个只在成都本地小有名气、且还是被污名化的叛逆者。

　　那么，两年后，1919年，吴虞要怎样继续他的道德批判事业？5月6日，他在日记里记下了一句“命题《法家多原于道家说》”，想必是要论证道家何以对法家构成影响。按原标题索引，未见该文刊载情况。不过，法家和道家的确是他在这段时间思考最密集的论题。后来扬名于思想界的《道家法家均反对旧道德说》就是这一思考的延续。6月3日，“晚着手作《道家法家均反对旧道德说》”，4日，“饭后作昨文”，12日完毕，“寄陈独秀《道家法家均反对旧道德说》，双挂号”。

　　他在《道家法家均反对旧道德说》一文中将封闭和落后归因于儒家，在他看来，受儒家伦理束缚的民众“偏要盲从死动的阻遏那新学说、新道德输入，并且以耳代目，那眼光就在牛市口以上盘旋，全不知道世界潮流、国家现象，近来是什么情况”。为了批判儒家，他也将法家和道家作为武器：“商君的理想，是要富国强兵。……然而古来儒家，多以诗书孝弟为个人紧要的事，对富国强兵的反转轻视，这真是不识时务。”道家之所以反儒，是因为“六亲不和，有孝慈”。他接着阐释说，“然则六亲苟合，孝慈无用”。

　　到此，吴虞实际上借用了两类思想资源，以论述道德革命的正当性。其一是欧洲诸国和邻国日本的部分现代文明。近代中国被迫降低姿态，自尊心受到严重冲击，向世界进步文明学习是一股日益壮大的潮流。据他1913年4月25日的日记回忆，他在日本法政大学留学期间（1905-1907），念过国法学、政治学、财政学等西式课程，他的日记也经常记录阅读《社会学》《群学肄言》等欧洲社会科学译著。其二是法家、道家等中国本土其他传统思想。这与陈独秀等人也所见略同。他们认为，诸子百家，儒家最低劣，责任最大，最需要被批判，所以重新阐释其他学派，避免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承认非儒家学派的合理性，再将它们作为武器批判儒家。而这在当年构成一种批判旧道德、宣扬新道德的常见策略。

　　1919年，吴虞最受关注的实则是一篇《吃人与礼教》，刊于《新青年》6卷6号。他读完鲁迅的《狂人日记》“不觉得发了许多感想”，高喊“我们不是为君主而生的！不是为圣贤而生的！也不是为纲常礼教而生的！甚么‘文节公’呀，‘忠烈公’呀，都是那些吃人的人设的圈套，来诳骗我们的！”他终究是要彻底批判儒家的“孝”伦理。《吃人与礼教》大概也成了吴虞的绝唱。此后，他再无惊世之作。

　　而在这一年，儒家也迎来“五四”拐点。如果说，1905年废除科举制使儒家失去政治上“经”的意识形态高位，那么，在这个拐点之后其地位则是全面每况愈下。胡适评说吴虞用的“打孔家店”在30年代也被改成“打倒孔家店”，从那以后，后者反而流传最广。从“打”到“打倒”，添一字，恍如儒家不复存在。相反，法家地位在此后几十年不断上升。

　　思想之外 成都时局的半个参与者

　　吴虞绝大部分的注意力并不在时局变化。但是，1919年，中国在巨变，成都受此大气候的引领，加之被北京、上海等城市影响，从一开始它就暗流涌动。

　　成都与“五四”开始产生联系是5月7日。那天，北京学生火烧赵家楼的消息第一次在成都见报。《川报》驻北京的通讯员王光祈，用电报将这一消息发到成都，并在该报简要新闻栏刊出。9日，成都另一家报纸《国民公报》也在“要电汇志”栏内刊载消息：“北京全体学生愤曹汝霖等之卖国，群至曹贼，请曹质问，曹知事不妙，逃；章宗祥被殴重伤，群生将曹宅焚毁，被捕数十人。”《国民公报》此后连续刊文要求当局“说明青岛问题”，高喊“国权攸关，圣迹所在，凡我华胄，义应力争”。

　　要评估这些短讯和评论的影响力，是困难的。一方面，它们使更多人知晓外界正在关注什么、经历什么，且比报纸和电报出现前的任何历史时期都快，然而另一方面，所刊发的内容非常简略。相比之下，《每周评论》自第21期起，即从11日后的持续报道和评论比较详尽。华阳书报流通处要购得这份北京报纸，抵达成都已经是两三周后。吴虞是30日才拿到这期的。这意味着，成都及四川其他地区的人们很可能要去想象现场，并由此去感知民族自尊和主权。

　　成都终究泛起涟漪，青年学生、工人和商人等群体都在声援北京学生。23日，成都学界召开“国民预备会”。据《国民公报》两日后的报道，当日会议结束后，一群女生“更为热心”，她们“邀约已集各校女同志组织一女子外交后援会”，并新作白旗红字一杆，上写“女子外交后援会”。25日，成都各学校组织学界外交后援会，于少城公园（今成都人民公园）聚集开会、游街，学生人数在六千人以上，其他人群上万。此后两月，重庆（今直辖市重庆中心城区）、绵阳、遂宁、长寿等地区的师生陆续聚会声援。到6月，省内也逐步掀起抵制日货运动，与商家时有暴力冲突。关于此间成都的声援、抵制日货等运动，吴虞的日记并无记录。

　　与运动相比，成都社团组织的兴起和发展更令人瞩目。运动在省内进行，社团组织的影响则广及全国。吴虞通过报业参与了社团组织。

　　据《五四时期的社团》一书记录，6月15日，少年中国学会成都分会设立，成员包括李劼人、孙少荆等。李劼人在当年也是一位报人，历任《四川群报》主笔、编辑，《川报》总编辑。而成都分会，要比北京的少年中国学会正式成立时间早半个月。在北京，将火烧赵家楼消息用电报发给成都的、《川报》驻北京的通讯员王光祈是成员之一。后来也是他将吴虞之女“楷、桓将入少年中国学会”告诉吴虞的知交孙少荆。

　　7月13日，成都分会创刊《星期日》，办刊形式和《每周评论》相同，每周四版，间或以专号讨论一个问题。吴虞在当天日记里记下：“作书约少荆，十二钟到悦来旅馆茶楼候予，并约劼人。……《星期日》周报今日出版矣。”吴虞是编辑部最年长者，也参与了主要的编辑工作。他经常会把编辑工作记录在簿，如哪天与谁去报社，与谁商讨编辑事宜。

　　吴虞也把《星期日》看成论辩的阵地之一，宣扬非孝反儒的文章。他不满足于《星期日》受成都地域限制，竭力向外同仁赠送、推介《星期日》，每寄一张，就记下一笔。《星期日》的影响力也随之增长，半年后，12月26日，他在日记里说：“少荆来信言，陈独秀、李大钊、王光祈稿已来，胡适之、潘力山、张东荪、康白情亦有稿寄来。”这让他心满意足。

　　几天后，12月31日，在这1919年最后一天，吴虞吃完午饭给吴玉章写了一封信请其去他工作的四川外语专门学校讲演，并令人附上《星期日》送去。下午，他去了陈岳安的华阳书报流通处，惊讶《新青年》的销量之高，当晚记下：“阅其售报簿，成都县中学买《新青年》等杂志二十二元，守经堂亦买《新青年》，潮流所趋可以见矣。”成都在他说的“潮流所趋”之下正在改变。但尊儒还是占主导地位，两年后，他抓住一个机遇去了北大教书，在那里，他的猎艳私生活、与女儿的矛盾、反儒而不以身作则等行径被《晨报》副刊、钱玄同等诟病，声望等而下之。人们评价一个人，把公共言说与私人生活决然分开处理始终是困难的。那是后话了。多年后回看，1919年，吴虞的思想革新事业实际上正处于最后一个最高峰，直冲云霄，转眼就要戛然而止。该说的，他说了。

　　“少荆来谈，云北京《晨报》《每周评论》不久可到。予嘱各代订一份。”——《吴虞日记》（上），1919年5月4日

　　撰文/新京报记者 罗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