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剑钊 对俄罗斯作家而言，文学是通向真理的道路

　　俄罗斯作家的特点之一是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这种真正的知识分子的姿态至今没有过时。进入新世纪，国内对俄罗斯文学的出版更理智，也更全面。近两年，由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译者汪剑钊主编的“金色俄罗斯”丛书陆续出版，他说，对这套丛书的作品，首先考虑的是其艺术价值和思想价值，且想把译介的目标重点放在被遮蔽的一些优秀作家上。

　　把译介目标更多放在不曾介绍到中国的作家上

　　新京报：出于哪些契机和目的，主编了这套“金色俄罗斯”系列丛书？

　　汪剑钊：说到“金色俄罗斯”这套丛书，还得提及2015年我与《世界文学》的主编高兴先生一起参加在甘肃岷州举办的一个诗歌活动，期间碰到了四川人民出版社文学部主任张春晓女士，受高兴先生主编的“蓝色东欧”丛书的启发，春晓女士跟我说，我们来做一套“金色俄罗斯”，怎么样？于是，事情就这样由偶然变成了必然。俄罗斯文学是举世公认的精神富矿，它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也殊为深远，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很多优秀的作品迄今尚未中国读者所知。因此，翻译和出版这样一套丛书非常有必要。目前，它受读者的欢迎程度也说明了这一点。

　　新京报：丛书所选作家有名家如普希金、马雅可夫斯基，也有普拉东诺夫、阿韦尔琴科这样不为大众所知的作家，甚至有些作家几乎不为人知，在作家的选择上，有怎样的考虑？

　　汪剑钊：我们对这套丛书的入选要求，首先考虑的是其艺术价值和思想价值，也就是说作品的经典性是第一位的。除了少量的经典作家的重译，我们更多地把译介的目标放在过去不曾介绍到中国的作家和作品上，也就是你所说的“不为大众所知”或“几乎不为人知”。但是，这个“不为人知”实际只是针对中国读者而言，它们在俄罗斯可都是十分有影响的，至少在某一方面有过突出贡献的。如哈尔姆斯，此前中国读者几乎不知道这个名字，但他的《蓝色笔记本》出版后，在豆瓣上获得的好评是有目共睹的。可以说，这套书在一定意义上有填补空白的诉求。另外，我们选择经典重译也一定要求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推进，让译文以更精准的面貌呈现给读者。

　　新京报：丛书的作品，从风格到思想，都有巨大的差异，在文本的选择上，有怎样的选择条件？

　　汪剑钊：你对这套书的观察非常敏锐。确实，丛书所收作家在风格和思想上都存在很大的差异性。这也是有意为之的。前面说过，俄罗斯文学是一座富矿，它的“富”也是由各种各样的差异构成的。我们在文本的选择上最看重的是作品的独创性，也就是作家为读者给出的个性，他独有的东西。比如同为讽刺作家，阿韦尔琴科与苔菲，前者擅长描摹，写作对象生动，富于活力，后者则善于在机智的对话中展示幽默的艺术。

　　新京报：据言丛书将出版100册。如此庞大的数量，需要众多译者的辛苦劳动，在译者和译文方面，会有怎样的要求？

　　汪剑钊：丛书计划做100本，这是一个很大的体量，需要众多的俄罗斯文学工作者的付出和努力。为此，我非常感谢朋友们对我的信任和支持。需要指出的是，目前合格的译者并不多，这使得我们在对译者的甄选上也格外小心，进入这个团队的人员既需要精通俄语，又必须在文学素养上有一定的造诣，如此，他（她）才能胜任这份工作。

　　俄罗斯作家的使命感源自何处？

　　新京报：纵观这些作品，有个较为统一的特点，便是文学与现实的紧密连接，无论是幽默讽刺还是严肃批判。俄罗斯作家为什么在文学中如此执着地批判现实，哪怕因此被流放、判刑？除了出于作家的责任感之外，还有哪些原因？

　　汪剑钊：俄罗斯人一直有很强的使命意识。他们总希望对人类、对世界有所贡献，但也让大国沙文主义有了生长土壤。自普希金始，良知、自由、公民意识，已是知识分子内化了的一种精神诉求。他渴望变革，渴望献身于某种崇高事业，为此不惜牺牲自己。至于原因，我觉得除了使命感以外，还跟宗教传统有关。我曾经在彼得堡的阿赫玛托娃纪念馆聆听过诗人亲自朗诵的《安魂曲》录音，当时我被她朗诵时所表现出来的沉稳、平静和大气深深打动。我问一位管理人员，她怎能做到这一点。回答是，她是一个信徒。是的，信徒。信仰是理解俄罗斯民族的一把钥匙，当某个作家遇到困难甚至强权时，他敢于对抗，因为他知道，上帝与他同在，上帝给了他无穷的力量。

　　新京报：很多俄罗斯作家都集作家和思想家于一身，如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大概也可以说是俄罗斯作家的一个特色，为什么会形成这种特色？

　　汪剑钊：俄罗斯作家有很强的使命意识，不是为文学而文学。对他们而言，文学是通向真理的一条道路。吉皮乌斯就认为，所有诗人的所有诗歌，都不过是一种祈祷。这也形成了俄罗斯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它不以技术见长，而以思想取胜。当然，这并不说俄罗斯文学没有形式的考虑，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俄罗斯作家很多深刻的思想也被包蕴在精妙的语言形式中。

　　新京报：相较于绘画、音乐等艺术形式，俄罗斯文学长期居于中心地位，因此有“文学中心主义”的说法，为什么会形成这种情形？这一情形对俄罗斯文学的发展起到怎样的作用？

　　汪剑钊：俄罗斯是一个宗教感、伦理意识很强的民族。文学之所以被看做中心，和它借助语言媒介有关。某种意义上，俄罗斯文学实际承担了哲学、政治学的功能，一些政治上的主张和哲学探索都渗透到了文学中。这也是唯美主义在俄罗斯一直不太流行的原因之一。这一情形对其整个文学发展产生的影响是，一方面，文学作品耐咀嚼，我们在阅读中可以获得很多人生启迪；另一方面也产生了一定副作用，一部分作品存在严重说教味，这在一些大作家身上也有所体现，如托尔斯泰。需要说明的是，俄罗斯的绘画音乐也非常出色，拥有世界上一流的艺术家。

　　新京报：上世纪初叶到五十年代，俄罗斯文学在中国曾得到极其广泛的阅读。俄罗斯文学对中国的影响大概有哪些方面？后来“俄罗斯文学热”渐渐冷却，冷却的原因有哪些？

　　汪剑钊：中国最早接受俄罗斯文学从鲁迅那代开始，以俄为师，以同情小人物，关注弱小民族为切入点，也就是说俄罗斯文学中的伦理性关怀和政治意识较多地被引入。50年代是中苏关系蜜月期，当时几乎一边倒地译介俄罗斯文学，特别是苏联文学，以至于某个阶段，所谓的外国文学几乎成了俄苏文学的代名词。冷却的原因，一是中苏关系恶化；二是改革开放后，大量欧美作品引进挤占了俄罗斯文学的位置；其三，五十年代不加选择的翻译，也引入了很多三流甚至不入流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败坏了俄罗斯文学的声誉。

　　版权制约了俄罗斯当代文学引进

　　新京报：现如今，英美、西语的当代文学作品可能更受读者欢迎，影响更大。对于这一点，在你看来，是哪些原因造成的？在这种情形下，俄语译者、研究者如何加强俄语文学在中国的译介和推广？

　　汪剑钊：某种意义上，读者是“势利”的，欧美文学在今天的“更受欢迎”，与这些国家的经济地位有一定关系，人们渴望通过文学作品来了解它们的生活。当然，影响是否更大，还可商榷，因为我知道，俄罗斯文学在很多作家、诗人心目中的地位还是很高的，尤其在一些优秀的作家、诗人那里。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一个快节奏、功利的社会里，人们可能更喜欢鸡汤式的作品，轻松、娱乐可能是很多读者在阅读时的期待。这样，相对比较“沉重”的俄罗斯文学可能会让一部分读者望而却步。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俄罗斯文学的译者和研究者只能通过自己更辛勤的劳动来争取读者。我曾经说过，在沙漠里最需要水的存在，那么，在失重的社会里，我们也更应该追求一点重量吧。

　　新京报：俄罗斯当代作家的作品被译介到国内不多，也没多少影响，出现这种情况有哪些原因？据你了解，俄罗斯当代作家是否继承了“黄金时代”和“白银时代”作家们的批判传统，又有何发展？

　　汪剑钊：俄罗斯当代作家实际也有他们的困窘，他们拥有一个强大的“父亲”，这使得他们总是生活在经典作家的阴影中。另外一个原因是，版权制约了俄罗斯当代文学的引进。当代俄罗斯作家对“黄金时代”和“白银时代”文学传统肯定有所继承，但他们同时也在向其他民族的文学学习，欧美国家的一些经验也被他们所吸收。例如佩列文的作品就有很多后现代的元素。生活在今天的作家，都需要经受时间的考验，他们的价值也将由历史来证明。

　　采写/新京报记者 张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