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学文 被核辐射“生死链”改变的人生

　　姓名：宋学文

　　性别：男

　　终年：43岁

　　去世时间：2019年4月23日

　　生前身份：中国首例核辐射案受害者。1996年时年20岁，因误拾地上附带放射物质的“铁链”而致高位截肢。

　　宋学文几乎每天都在朋友圈更新动态，他会为自己打气，“不放弃，坚持就有希望！”

　　最后一次更新是4月21日。两天后，他倒在工地，永远离开了他的妻儿。

　　这位中国首例核辐射案受害者，与命运抗争了23年。他曾说，“世界上没有两种药，一个后悔药，一个治核辐射病的药。”

　　出自传、拍电影、卖大米……关于他的经历和故事，在一轮又一轮的媒体采访中，被描绘得颇具传奇色彩，甚至在多档电视节目中，他被冠以了“中国版尼克·胡哲”的称号。

　　2018年1月，一个大雪纷飞的下午。新京报记者曾在宋学文的小屋里，与他有过一次长达4个小时的面对面访谈。宋学文说不少人给他来信，说他就像张海迪一样，身残志坚，积极向上，是大家的榜样和力量。但他打心底不喜欢被贴标签，“我不是张海迪，我就是宋学文”。

　　被一条链子改变命运

　　23年前那个冬季的一天，20岁的宋学文拾到一条铁链，后来这条铁链被检测出附着放射物质铱-192。

　　20多年里，宋学文经历七八次大手术、几次小手术，以及陆续截肢：先是两条腿高位截肢，左前臂截断，后来右手每个手指都截掉一截，然后每个手指植的皮，中指完全截掉。到最后，他只能通过滑动轮椅来支撑身体行走。

　　1998年出院后，宋学文一直没去复查。他说没这个钱，能挺就挺一挺。直到2016年12月中旬，宋学文突然吐血，检查是胃肠道出血，进一步检查，内脏已有多处发生病变。

　　此后宋学文独自乘火车来了北京307医院。

　　曾经主治他的专家告诉他，这种放射性伤害它不光损害肢体，所有病变它都可以引起，包括记忆力可能会出现明显衰退，甚至是智商的损害。

　　宋学文没把这个消息告诉妻子和父母。全身复查至少要一个月左右，费用四五万块钱，这对宋学文一家来说不是个小数目。

　　2000年1月，宋学文曾向单位及仪器公司索赔，并最终赢了官司，获得赔偿。但对于不断病变，需要长期进行医疗的他来说，杯水车薪。最艰难时，他还在街头乞讨过。

　　2008年，宋学文与妻子在老家经营了幼儿园，后来在朋友圈里卖起了东北大米。这两个渠道是全家的收入来源，但也只是勉强维持生计。

　　于是他没做任何治疗出院了，跟家里人说没什么大事，“不愿给家人更大的压力”。

　　“腿烂了截腿，胳膊烂了截胳膊，时时刻刻破坏你的身体”，宋学文的内脏从2017年底开始病变，他不敢去想，因为总会有一种恐惧之感占据他的头脑。

　　“这种恐惧感，从开始伴随我到现在，完全源于我对这种放射性疾病的损伤的无知，很被动地承受它带给我肉体、精神上的无休无止的折磨。”宋学文曾这样描述核辐射伤害带给他的恐惧。

　　截肢后想放弃生命

　　1994年，宋学文参加工作，成为吉化集团建设公司的一名管工。当医生在他腿上画截肢记号时，他触动很大。“以前我就是截管的。”

　　事发在1996年1月6日。从休息室到裂解炉操作台途中，宋学文看到一条链子，以为是BB机链子，随手放在了裤袋里。

　　20分钟后，宋学文有了身体反应，他感觉眼花。不到一小时他又开始恶心，吐完之后，整条腿就麻了。次日后半夜，宋学文被抬上救护车，随后被送到北京307医院。

　　据裁判文书显示，经调查，这条铁链主要是被用来工业探伤，检查管道有没有伤损。事发前，技术人员违规操作，链子没有收回，此外现场提前关闭了放射元素泄漏报警器，链子掉落后未被及时发现。

　　截肢时，宋学文不过20岁。因为生活完全不能自理，他想过放弃生命，一个是无法面对自己高度残疾，另一个是无法面对窘迫的生活，他想早一点结束那种痛苦。

　　他害怕静，一安静下来他就会想到自己的肢体，然后胡思乱想很多东西。这种状态持续了一年多，母亲一直陪着他。直到1998冬天，他认识了妻子吴娟（化名）。

　　宋学文曾说，他们俩没谈过恋爱，在一起后就开始面对高压生活，先是上访，然后打官司，为了生存而拼搏。“感觉我们都还年轻，20多岁，身上有股冲劲儿，有理走遍天下那种感觉。”

　　吴娟开始锻炼宋学文，从生活自理开始，让他试着自己洗脸、刷牙、上厕所。此外还带着他去接触外面的世界，去融入到社会的主流生活。

　　存在的意义

　　2000年，官司打完，宋学文心静了下来，他想把自己的经历记录下来。2004年，宋学文根据亲身经历撰写的自传小说，由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书取名《生死链》。

　　诉讼程序走完时，宋学文右手多个手指被截断，仅剩一根中指完好。他在键盘上一个拼音一个拼音敲，快的时候一天能敲5000字左右。动作明显跟不上思维，特别慢。

　　2006年左右，有影视公司找到宋学文，想根据他的故事拍摄一部励志电影，由他自己担纲主演。他二话不说答应了，这部电影取名《站起来》。

　　宋学文一直认为自己的存在“是有意义的”，他是个标志，在身体力行地展示着“不可逆转，不可治愈”的核辐射伤害。

　　辐射损伤后，宋学文一度展示给大家积极、乐观、快乐的一面，后来他觉得给大家造成了辐射并不可怕的错觉，于是他开始向外人展示自己的伤口，让大家从自己的案例上，能看到并真正了解到核辐射的伤害。

　　2017年底，一个核辐射病友在网上找到他，咨询下一步病情会怎么发展。宋学文不再像以前那样安慰病友，“在核辐射伤害面前，你就告诉自己，我是一头死猪，我不怕开水烫，你来吧。”

　　后来宋学文解释说，“不能给这位病友太多希望，希望越大，他面对失望时，打击可以说是毁灭性的。”

　　世界上没有两种药

　　在不断接受治疗、不断被截肢的现实处境里，宋学文从来没有忘记关注核辐射受害者群体，他们会在同一个群里，一起交流医疗水平的进步，并积极地给对方鼓励、打气。

　　“因为核辐射具有特殊性——终身潜伏，需要终身随访，我觉得应该有这么一个相关部门，来专门管理这样的受害者，（给他们）生活保障，及后续的医疗救治保障。”宋学文曾对记者这样表示。

　　2015年，宋学文的儿子宋磊（化名）出生了。原本没想过要孩子的吴娟，开始有些担心，“之前做了一些咨询，产前做了很多检查，包括DNA、疾病，返回来的结果都挺好的，所以我们才要这个孩子。”

　　儿子的出生重燃了夫妻俩生活的希望。宋磊有时会很好奇地问宋学文，“爸爸的脚呢，爸爸的手呢”。吴娟说，现在只能简单告诉他，爸爸受伤了，没有了。

　　儿子出生后，宋学文感到自己的担子更重了些，要承担起为人父的责任。2018年11月开始，宋学文开始和一些小工程承包打交道，带领施工队干些小工程。

　　离世前不久，宋学文曾跟新京报记者聊过一次，他说，“生命对我来讲，不在乎长短了，最近我突然觉悟，感觉自己对社会是有责任意义的”，他想以自己的名义，在媒体、社会团体和社会人士的帮助下，成立一个基金会，能够对口帮助像他一样的受辐射性伤害的病人。

　　他也曾说，“全身受这么大剂量（辐射）能存活下来，可能全世界就我一个。没想到我能活过5年，活过10年，甚至活过20多年，对这一点我很满足。”

　　然而，成立基金会的愿望还是落空了。

　　4月23日，宋学文在工地突然吐血，后被工友送进吉林省乾安县人民医院，经抢救无效去世，没来得及见家人最后一面。

　　宋学文曾告诉新京报记者，“世界上没有两种药，一个后悔药，一个治核辐射病的药。”

　　他说，自己有老婆有孩子，又有这样的经历，生活很充实，但有时也会有些失落，“因为冥冥之中，总觉得时间可能会少了些”。

　　新京报记者 李一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