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轩 寻找创新的方法论

　　在创新与资本领域的顶尖发表

　　多如流水，

　　众多学者垂涎的顶级期刊发表他信手拈来，

　　他曾是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凯利商学院获聘终身正教授，

　　现任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长，

　　温文尔雅的举止背后，

　　是脚踏实地的实力派学者。

　　不拘泥于象牙塔的他，

　　除了上课教学，

　　还兼任证监会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委员等社会要职。

　　经济学出身的他，

　　却说大学生不应该学习经济学或金融学，

　　“18岁到22岁人生最黄金的时候，最重要的是学习方法论，

　　比如哲学、历史或者数学、计算机。”

　　年轻人最重要的是要学习方法论

　　一个4月中旬的午后，一袭深蓝色西服的田轩在五道口金融学院7楼会议室回忆起上世纪90年代末在北京大学求学期间的情景。

　　“1999年5月，我在北大读书时遇到了美军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事件，这件事对我们那批年轻人刺激很大，我和北大的其他学生都热血沸腾，去美国的大使馆抗议，表达我们的不满，发出我们自己的声音”。

　　在田轩看来，那时的北大学生是很有特色的一代学生，不像他们的父辈或祖辈，没有经历过战争的洗礼和各种运动，而是成长在改革开放后。与80年代的出国热不同，那一代年轻人也有出国热，“但是，我们更加理性，希望长见识，看到中国与世界的差距，学习知识和技术。”

　　2001年，田轩获得北京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开启了长达7年的留学生涯，2008年毕业于波士顿学院并获得金融学博士学位。此后，他在印第安纳大学凯利商学院任教6年，并于2014年回到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

　　经常有人问田轩，“小孩读大学选什么专业？”田轩一般都会询问“小孩对数字敏感不敏感？”如果朋友敏感，他会推荐读数学、物理学、计算机这些基础理工科专业；如果小孩不敏感，则推荐读文学、历史、哲学、美学专业。

　　“知识的迭代是非常快的，很多的知识的折旧率也非常快，”他之所以这样推荐的原因是基于他从事金融课程教育20年来的观察，随着知识的迭代，知识的爆炸，知识的折旧率变得很高，很多新的知识、新的技术不断被创造出来，“像经济学、金融学这类所谓‘知识’，很可能在大一学的理论，等到大学毕业时就已经过时。”

　　正因如此，田轩才将“方法论”视为对于年轻人最关键的东西，“在一个年轻人18岁到22岁的黄金年岁里，反复受到基础学科关于思维方法的训练和熏陶，对一个年轻人的成长非常关键。”

　　在田轩看来，虽然经济学、金融学是准备报考学校的热门选项，但年轻人应该更多的学习基础学科。正如在主要招收研究生的五道口金融学院里，很多学生在本科阶段并非金融、经济相关专业，而在多年的教学工作中，田轩发现，那些曾经学数学、计算机、文学、新闻等与金融经济似乎并不搭调的学生，往往后劲更大。

　　这一观点也被贯彻在田轩的教学工作中，他不再像十几年前一样一个一个去讲知识点，“这些东西已经不再那么重要了，再过三五年，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这些知识最终都会被机器所取代。”

　　如今，在他的课堂上，他也会更多地告诉学生，如何掌握方法论，如何理解问题以及解决问题，“这些可能对今天的年轻人更重要。”

　　教育部数据显示，2018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达820万人，近7年间累计毕业生人数达到5706万人，创近10年毕业生人数新高。如今，中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大学毕业生群体，这群人正在成为社会建设的中流砥柱。

　　绝大多数大学毕业生从事的依然是常规工作，在各行各业起到基础性的作用。田轩说，这很重要，但真正推动一个国家经济增长，需要的是创新，“真正能做到创新的人其实是很少的一部分。这部分人需要具备高度的创造力、持之以恒的关注力，以及付出漫长的努力。

　　在田轩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正是经历了作为一名学生从知识的消费者（学习知识）变成知识的创造者（发现知识）的转变。对于这一转变的难度，他用“有如炼狱般的蜕变”来形容。无数优秀的同学虽然可以迅速理解各种定理，在考试中轻松得满分，但要他们自己“创造”知识、发现新东西的时候，却无法逾越这个鸿沟，最后只能以ABD（All but Dissertation，特指完成了全部课程但是没有完成博士论文，所以也就没有学位的博士生候选人）的身份黯然退出。田轩也正是在这期间不断被灌输博士的使命是探索未知、发现真理、拓展人类知识的边界，并用自己的实力完成了“惊险的一跃”。

　　“要先知道自己知道什么，也知道自己不知道什么。其次，在未知中保持凝视，因为可以做的事情太多，如果不够专注很容易就迷失方向。”田轩强调，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恒心和韧性。

　　企业需要硬核的创新

　　2009年3月，田轩偶然看到一个新颖的观点，“技术创新与传统意义上工作是不同的。”传统意义上的工作，是一种重复性工作，是对已知方法、已知技术、已知模式不断、反复地运用；而技术创新是对未知的探索，需要探索出新方法、新模式、新视角。

　　就这样，田轩进入了金融与企业创新交融的交叉学科当中。从2008年博士毕业，到现在已经十一年。这十一年里，他在如何运用金融手段去帮助企业进行技术的创新的领域中上下求索，探索创新的“方法论”。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波特教授指出，创新活动是企业建立竞争优势的重要战略，同时也是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因素。当下中国，正在走上以创新驱动和创新发展为主导的创新强国道路。

　　如何激励创新以及企业创新带来的经济和社会后果，成为一系列重要课题。

　　田轩正是在十一年前，就在用严谨学术分析和实证研究，为企业创新的资本逻辑提供理论框架，构建了以金融为基点的创新之道，尤其强调了“容忍失败的文化”对推动企业创新的重要价值。

　　当下，田轩正在关注一种新型的企业创业投资组织形式，也被称为“企业风险投资”（CVC）。在他看来，对于一个国家的长期发展而言，CVC的发展至关重要。

　　田轩提出，相对传统意义上的风险投资（VC），CVC 的好处在于，其一，只要其背后母公司还在，就可以一直持续不断地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这样的话，投资期更长，对失败容忍度更高，其背后母公司还能提供战略协同，从而更能支持企业创新，这是用数据证明了的。其二，CVC使用企业自有资金，而IVC（Independent venture capital）要从有限合伙人（LP）募资，这使得前者投资存续期更长，更利于长期创新。

　　田轩直言，国内目前企业整体创新能力不足，根由就在于重视短期收益、对“失败容忍度低”的结果导向，这使得大量基础研究被忽视，导致创新基础非常薄弱，所以说CVC不会导致强者恒强，“如果你没有能够成为下一个BAT，或者没有把BAT打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你做的只是间接性的创新，而不是颠覆性的创新。”

　　建立能够真正“容忍失败”的制度

　　“当年爱迪生发明电灯泡，做了1600多次试验，这就意味着他失败了1600多次，”田轩用这个例子说明“硬核”创新的必要条件是尽可能最大限度地容忍失败。

　　真正意义上的创新需要漫长的研究和探索，同时创新项目又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甚至很多失败会导致血的代价，田轩说，“做一个APP可能只需要3个月的时间，但硬核的创新可能需要15年至20年的时间，”但也正是这些类似于“电灯泡”的基础性研究、“硬核”的创新才能对国家的技术进步、经济增长和企业的发展起到真正重要的作用。

　　田轩表示，支持、激励这种颠覆式的创新和支持、激励渐进性的创新，背后的逻辑是完全不同的。因为颠覆式的创新的失败率更高，因此更需要的是对失败的容忍，允许它去试错，允许它去探索。因此，为了推动这种创新，除了资本，同样缺不了制度，“要想鼓励创业、鼓励创新，最重要的就是建立能够真正‘容忍失败’的制度。”

　　今年3月22日，上交所公布科创板受理企业，正式打响了科创板的第一枪，随后来自不同省份的高科技创新企业不断登陆科创板，其中包括半导体企业、人工智能企业等，田轩认为，相比此前中国一直奉行的核准制，更与国际接轨的注册制是一个重要的制度创新，“对我们中国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制度供给的创新，同时也是对我们中国A股市场众多制度扭曲的纠正。”

　　田轩坦言，监管政策的持续性、稳定性和一致性同样对企业创新有巨大的影响，当企业家不知道未来的政策是偏严一点还是偏松一点的话，那他们就自然会进行短期见效快的投资，而放弃那些具有高度不确定性、高失败率却有更大价值的长期投资，“监管政策需要给企业家形成一个稳定的预期，否则”他们唯一做的事情就是等待。

　　【同题问答】

　　1

　　新京报：过去一年，你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田轩：在过去一年，我的一个重要进步就是非常荣幸地成为中央统战部党外知识分子专家组成员。这给我提供了一个能够把学术研究、市场观察的结果向上反映的渠道。

　　2

　　新京报：未来你对自己所处的行业有怎样的期待？

　　田轩：第一，我们要真正能够培养出有独立思考能力、有完整人格、不迷信学术权威和有批判及思辨能力的学生；第二，基于“普惠金融”的叫法，我觉得也应该有一个概念叫做“普惠教育”。我希望未来教育事业的发展能够让更多的学生接触到更好的教育资源。

　　3

　　新京报：未来你对国家和社会有怎样的期待？

　　田轩：我们国家现在更需要做的是把经济做上去，让老百姓有获得感，享受到经济增长的红利，能够让他们安居乐业。期待等到我80岁，我的孙辈成为青年的时候，我们国家真正能够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国家。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爱国。要愿意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贡献，愿意为国家的富强而工作，要实干，空谈误国，实业兴邦。要沉下心来，扎扎实实去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田轩

　　采写/新京报记者 杨砺 实习生 程子姣

　　摄影/新京报记者 浦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