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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静庐 失意青年的新生

2019年04月30日 星期二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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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张静庐
时年:21岁
身份:救国十人团联合总会代表
地点:上海、天津、北京
张静庐(前排右四)与汉口联营书店同仁合影。
1919年5月7日,上海各界举行国民大会,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
1919年6月7日和6月9日,《申报》报道上海工界和商界、学界一致行动。
张静庐编《中国近代出版史料》
张静庐自传《在出版界二十年》

  谨以此专题献给每一个大写的“我”。

  张静庐是五四运动的见证者和参与者,五四精神也感染激励着这位曾经的失意青年,正是这样一个契机,改变了他的人生,也为现代中国孕育出一位杰出的出版人。

  冲破樊笼

  五四运动爆发的时候,住在浙江镇海乡下的张静庐正处于人生的低谷。出身于贫苦的屠户人家,张静庐从小学毕业后就开始当学徒工。嗜书如命的他自小喜欢写文章,十几岁时就自己创业,出版了第一份杂志《小上海》。凭借一手好文笔,张静庐也曾在天津的《公民日报》的副刊担任编辑,这是当时的中华革命党华北总部的机关报。但是好景不长,1917年张勋复辟,《公民日报》被迫停刊,失业的张静庐开始了辗转流浪的生活。

  他当过国文教员,做过卖枣子的小贩,在运输公司充任过文牍。两年后,父亲不幸过世,又恰逢他的第一个孩子出生,急需用钱的张静庐寄居在老家,依靠亲戚的接济过活。在1919年的初春,这位抑郁困顿的青年如同他身处的国家,对未知的前路充满了迷茫与焦虑。

  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之后,运动的风潮从北京、上海、宁波传到镇海乡下,这股爱国热情极大地感染了张静庐。事业连番受挫,又遭丧父之痛,张静庐有多少抑郁情绪,也就有多少热血激情。对于像他这样的失业青年来说,前往上海支援运动,借此找到人生新的方向,是不容错过的良机。

  向三姐借了三块钱之后,张静庐就火速赶往了上海。后来张静庐在自传中回忆当时的心情:“(我)再也忍受不下去了,我要冲破这封建的樊笼,我要改造恶劣的环境,——用我的血和力,创造新生命。”

  此时,上海正在进行着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运动。当时,北京军阀政府出动军警逮捕在街头进行爱国示威的学生千余人,激起了全国各地工人的愤怒。两天后,上海日商纱厂工人首先举行罢工,抗议军阀政府的镇压,支援爱国学生。随后,各业工人也纷纷罢工,投入斗争。等到6月10日,上海全市的罢工工人共达11万余人。

  当时上海的一位热心商人杨瑞葆,以商店店员为基干,积极动员,号召组织救国十人团。从高昌庙到闸北,上海各地普遍地组建起了几千个救国十人团。他们还以每个救国十人团为单位,筹备组织成一个救国十人团联合总会。张静庐被一位同学推举,作为干部成员参与了成立联合总会的筹备会议。

  这次筹备会还决议创办一张《救国日报》,作为救国十人团联合总会的宣传机构。由于有过从事报纸编辑的经验,创办报纸的任务就落到了张静庐的身上。这让只身来到上海的张静庐稍稍安心,至少“吃饭问题总算暂时有了解决”。

  赴京抗议

  加入救国十人团联合总会、参与上海罢工的经历让张静庐与之后的五四群众运动结缘。“五四”期间,大规模的群众请愿活动共有三次。第三次的七省请愿运动发生在1919年10月,张静庐作为上海的代表之一前往北京,抗议卖国政府。

  在此之前,在北京的学生已经联合抗议,但是没有取得预想效果,几位学生还被打伤。于是,山东的学生号召全国的工商学界推举代表入京请愿,以反对西原借款、取消四路合同、罢免段祺瑞、解散安福系武力边防军为目标。

  安福系由官僚政客、军阀和效忠于段祺瑞的新交通系组成,徐世昌被选为大总统,但实权由国务总理段祺瑞掌握。段祺瑞还兼任陆军总长,掌控了军权。在张静庐对当时的局势判断中,“安福系势力已经根深蒂固”,打倒段祺瑞不同于打倒曹锟,也不同于打倒曹汝霖或章宗祥,光凭北京的学生力量是不够的,只有发动全国各界的力量才有可能办到,所以,这次七个省市联合请愿运动是势在必行。

  发起请愿的山东学生先到达了天津,得到天津各界人士的声援。但是,全国学生联合会总会和各界联合会总会都设在上海,因此他们又到上海求援,以便组成声势较大的请愿团。当时的上海学生联合会会长蒋保厘、学生联合会日报的潘公展也表示支持,于是就在上海学联的会议室召开了各界联席会议,推举北上参加请愿团的上海代表。张静庐以救国十人团联合会总会代表的身份,成为赴京请愿的四位代表之一。

  由于张静庐曾在天津的《公民日报》任职,对天津、北京一带的情况相对熟悉,于是他就作为领头人,在1919年9月带领上海代表到天津各界联合会报到。当时有上海、南京、天津、烟台、青岛、济南、湖北等共七省市区代表到会,他们选择在天津法租界一个教堂的地下室开了几次秘密会议。三四天后,代表团在商议方案后正式出发前往北京。

  请愿团到达北京后,张静庐等三位代表就去访问北京学生联合会总干事张国焘。当时张国焘是北京大学理学院的学生。张静庐等人邀请北京学生联合会一起参加这次七省请愿运动,却遭到了张国焘的拒绝。他说:“我们北京的学生已经受过教育了,请愿是与虎谋皮,根本没用。”但是,请愿团则认为“请愿活动,虽然可能会有牺牲,也不一定有结果,却可以暴露段祺瑞政府和日本帝国主义者相互勾结的阴谋,可以阻止对日‘直接交涉’而出卖主权,还可以激起全国人民的公愤,意义十分重大”。在反复商议后,张国焘表示,虽然北京学生联合会不直接参与,但会号召学生和民众在外面加以声援。

  这次谈话产生的分歧也动摇了请愿团内部的决心。一位上海的代表就在没有征得上海学联同意的情况下,擅自退出代表团,返回了上海。经过了几次秘密会议和欢迎晚宴,请愿团一共集合了30名代表。他们共同推举了一位来自烟台的代表作为领头人。不同于大部分青年代表,他是一位年过六旬的老者。请愿团起草呈文,签盖了姓名和印章,决议在10月1日的上午8点集合于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

  10月1日上午,请愿团一行人鱼贯地从中央公园向新华门总统府进发。那时总统府外有一道铁栅栏,当代表团从东辕门进入铁栅栏不久,东西辕门就被关上。铁栅栏外面挤满了过来声援的群众,周恩来率领的一队学生也从天津赶来了。他们被阻在铁栅栏外面,和代表团里外呼应。

  请愿团把呈文递交给传达处,可传达处的人员并不准备送达,把呈文放在一张桌子上,自顾自地聊天,时不时以恶意的眼神瞥一眼在外面焦急等待的代表。张静庐回忆当时的情景:空气异常的沉闷,代表们在烈日当头下苦苦等待了四个小时没有人理会,而栅栏外面的人群越聚越多,很多新闻记者赶过来,把镜头钻进铁栏杆的花孔里,不断地拍照。

  直到下午三点,国务院的一位参议才从里面走出来,坐在候客室里,准许请愿团的一位代表进去和他对话。这让外面的代表非常反感,“我们这么远跑来,不是要同一个参议谈话来的,何况还只是一个人!”代表们不予理会,参议见讨个没趣就走了,然后就又没了下文。代表们陷入了漫无休止的等待中,整整一天没吃东西也没喝水,让大家的耐心消耗殆尽。新华门外不时传来了叫骂声,甚至有一位女代表站在门口的石狮子上,大骂“徐世昌老王八蛋……”

  转入出版界

  过了午夜十二点,突然一阵急促的脚步声让疲惫不堪的代表们打起了精神。新华门的东辕门打开了,200多名荷枪实弹的警察从中走出,整齐地排列在石阶上。为首的是警察总监吴炳湘,呵斥他们立刻撤离。代表们刚想打起精神和他争辩,后面涌出一群便衣警察,用细长的麻绳把这三十个人全部绑了起来。

  在被押往警察厅的路上,有人在张静庐的耳边细语:“不要紧的,不要怕,你们是爱国的,我们接了命令,没有法子呀!请好走!请好走!”张静庐直言,他们这批人在来今雨轩集合的时候,就想到可能会被打伤,可能被拘禁,甚至可能被枪毙。对于这一出,他并不害怕。但是夜色中的这声安慰,让他不由得好生感动。

  次日,吴炳湘开堂提审四名代表,其中就有张静庐。当时在呈文签名时,上海作为请愿省份中的大都市,排列时写在了第一行。而张静庐又比其他几位上海代表年长一两岁,所以他的名字又写在了上海代表的第一行。这样一来,警察总监认为他有带头的嫌疑,于是张静庐被第一个提审。尽管实际上被推举为带头人的是那位烟台的六旬老人。

  吴炳湘在堂上问张静庐:“你们一同到京里来捣蛋是谁的主唆?”张静庐内心在想,爱国出自本心,自己就主使自己,还能由别人来指使吗?但是这话没有说出口。吴炳湘连拍了几下惊堂木,“没有!……”张静庐在自传中自愧于当时脱口而出的脆弱回答,也许是被惊堂木的声响所影响,他没能说出一番大道理。吴炳湘没有咄咄相逼,只是在大骂中传唤下一位提审人。审讯之后,警察给包括张静庐在内的九位代表绑上绳子,向着来时的大门推出去,上了一辆骡车。

  一路上,张静庐低声地问同伴:“上天桥吗?”有人回答:“当然是去枪毙了。”也有人说:“怕送到保定监狱吧!”这一路非常寂静,代表们似乎都做好了被枪毙的准备。张静庐说,他当时没有感到害怕,不会去想子弹打过来,身体要往哪边倒。其实他们是被押到天桥鹞儿胡同侦缉队。后来才知道,另外21位代表则被分别关在警察厅和保安队内。外面声援的学生以为代表全部关在了警察厅,所以吃的东西都送到了那里,代表们吃不完,还送给了看守。 

  囚室是矮矮方方的一间,门是木头做的栏杆,张静庐把它称之为一个“放大的鸟笼”。被审讯累得疲惫不堪的代表,回到牢房后就倒头呼呼大睡。这时,北方天气已经比较冷了,唐山等地开始下起了小雪。张静庐从上海出发时,天气还很暖和,他只穿件夹袍,也没带被褥,现在躲在牢房里冻得瑟瑟发抖。监狱的生活条件太差,代表们决定以绝食抗议,才得到一点儿改善,可以每天一毛钱租九条发臭的被褥,花一元钱给买二份当天报纸。通过报纸,张静庐了解到由于违背民意,时任的代国务总理靳云鹏已经下台,龚心湛以财政总长资格取代靳云鹏组织新内阁。

  在48天的牢狱生活后,张静庐等人终于重归自由。张静庐回忆,其中一位狱友说过,“唯有住在监狱里的人,懂得镇静”。张静庐自觉这一个半月的牢狱生活是“在镇静中平稳地度过了”。他不认为自己是“英雄”,请愿运动只是民众最懦弱的表达,想要打倒北洋军阀,还需要进一步的革命。

  出狱后的张静庐反而多了一分忧虑:如今没有了救国十人团联合总会的工作,自己将要走向何方呢?正逢孙伯兰在上海组织全国各界联合会,因为五四时期的请愿运动,张静庐被推举为宁波的代表出席会议。正是在这次会议上,他结识了后来的伯乐、中国近代出版界的先辈赵南公。从此之后,张静庐迎来了人生的转机,正式踏入出版界。

  五四运动之后,张静庐在泰东图书局和“创造社”一起推动新文化运动;他陆续创办了光华书局、现代书局、上海联合书店,以及中国第一家专营杂志的公司——上海杂志公司;他在抗战期间将上海杂志公司迁到汉口,出版一系列政论和报告文学;他编纂的《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开创了中国近现代出版史研究的先河,成为后辈研究不可绕过的重要资料。

  “五四”的风潮起来了。很快的,从新闻纸上从北平,上海,宁波,传到我们乡下。每一个社会角落里都掀起了骚动。当然啰,像我这样抱着一肚子抑郁,燃沸了一身热血的青年,更赋予莫大的同情。再也忍受不下去了,我要冲破这封建的樊笼,我要改造恶劣的环境,——用我的血和力,创造新生命。——张静庐《在出版界二十年》

  □新京报记者 李永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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