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富汗国宝旅行展出 移师清华园

　　《穆天子传》中记载，周穆王到西方巡游用“器服物佩好无疆”来形容当地丰沛的物产和华丽的服饰。几千年后的今天，借着“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的东风，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的一场展览也用“器服物佩好无疆”作为主题，该展览展出230余件（套）阿富汗珍宝。

　　“器服物佩好无疆”展览，每一件珍贵的展品都诠释着东西方文化的交汇。新京报记者了解到，清华大学艺博馆用700多张图将这些珍宝与其他文化的关联做了对比，并着重突出了中国元素，展现了一个多元的、直观的阿富汗。该展览将持续至6月23日。

　　随时等待“打包”出发的宝藏

　　展馆中除了琳琅满目的异域珍宝，还陈列着10个大箱子，每一个箱子上都贴满了通关认证，十分抓人眼球。

　　正是这些箱子，承载着这批珍宝“跑”遍了法国、意大利、荷兰、美国、加拿大、德国、英国、澳大利亚、日本和韩国等国20多家博物馆。“这次将部分箱子展出，想让观众感受到一个‘旅行’中的展览，感受它们随时会‘装箱走人’的状态。”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常务副馆长杜鹏飞说。

　　原来，这批阿富汗文物曾因战争一度被“湮没”，2002年阿富汗国内局势趋稳后，战乱中流失、藏匿于各处的文物被学者们顽强地重新整理出来。此后，学者们决定要通过文物展览向世界展示一个与曾经发生血腥暴力战争不一样的阿富汗，以此来对抗恐怖分子毁坏古代文物、毁灭古文明的恶行。

　　2006年，战争中劫后余生的阿富汗珍宝，被运到法国集美博物馆进行整理修复，之后便像个旅行者一样穿越大洲大洋。

　　2017年3月起，它们开始在中国巡展。在故宫展出“一炮而红”后，敦煌研究院、成都博物馆等多地博物馆先后接力，所到之处掀起公众对阿富汗文明与文化关注的热潮。

　　“冥冥之中”来到清华园

　　此番这批阿富汗珍宝来到清华园，杜鹏飞用“冥冥之中，自有安排”来形容这场“邂逅”。

　　“这批文物4月结束长沙的展览后，原计划7月份抵达南京博物院，随后去香港开一场展览，然后就要离境了。”杜鹏飞说，展览能来清华，是借着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的东风，今年1月份才最终敲定。

　　他表示，这批文物是展现亚洲文明再好不过的实物，又正好在中国境内，借着大会的契机，有缘在赴南京之前重回北京，作为“亚洲文明联展”的分展，在清华大学亮相。

　　这次展览，清华艺博馆引用了“器服物佩好无疆”作为主题，典故来源于《穆天子传》。书中描述周穆王到西方巡游以观四荒，见到了西王母，也见到西方的吃穿用度、奇珍异宝，便用“器服物佩好无疆”来形容当地的物产、服饰。

　　杜鹏飞解释道，西王母很可能由西方女神演化而来，中国传统文化中并没有对女神的崇拜，西王母当属于外来文化。另外，周天子的故事发生在公元前10世纪左右，这批器物恰好从公元前20世纪到2世纪，时间上也是吻合的。并且只要你看过这批藏品，就会理解，找不到比“器服物配好无疆”更合适的词来形容。

　　“文物本身足够美好动人，周穆王西巡故事又与这批文物在东西方文化交融这一内涵上完全吻合，‘器服物佩好无疆’这句话简直就是特别为这个展览准备的，冥冥之中安排好了。”杜鹏飞告诉记者。

　　看点1

　　展陈几千年前的阿姆河文明

　　阿富汗有着悠久的历史，自古即是多种文化和文明交汇的中心。亚历山大东征在这里建立过希腊化城邦；游牧的月氏人曾占领过这片土地；中国汉代张骞出使西域时在这开启了丝绸之路，密切了双方往来。在地理位置上，阿富汗被东方的帕米尔高原、南部的南亚次大陆、西方的伊朗高原和北方的中亚草原地带所包围，处于欧亚大陆中特殊的心脏地带，自古即是多种文化和文明交汇的中心，有“文明的十字路口”之称。

　　本次展出的珍宝，上至四千年前，连接着青铜时代的古老文明，保留着亚历山大大帝东征之后的希腊文化，并与中国历史中的张骞、玄奘等暗合。230余件（套）阿富汗文物，按四个出土地点，即法罗尔丘地、阿伊哈努姆古城遗址、蒂拉丘地和贝格拉姆古城遗址划分单元，分别展示了青铜时代、希腊化时期、月氏人入侵至贵霜王朝建立之前、贵霜王朝四个历史时期的珍贵文化遗产。

　　在法罗尔丘地的单元中，展示着几何纹金杯、公牛纹金杯等金银器，可追溯到公元前2000年左右。比如展出的1号杯中的凸字纹（阶梯纹），是中亚早期文明中十分常见的纹饰，而4号杯上的胡须公牛形象，显然来自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它们隶属于中亚地区青铜时代的一个定居型文明——阿姆河文明。

　　考古发现的证据显示，该文明区域范围以阿姆河流域为中心，包含阿富汗、土库曼斯坦东部、乌兹别克斯坦南部和塔吉克斯坦西南部，绝对年代在公元前2200年-公元前1900年。与西部的伊朗高原早期文明和两河流域文明以及其南部的印度流域文明有着密切关联。

　　在第二个阿伊哈努姆古城遗址的单元，观众则会感受到浓郁的“希腊风”。该遗址曾被认为是在亚历山大大帝的征服之后，于公元前4世纪末建立的。但据新近的相关研究，应该为塞琉古王朝的第二位君主安条克一世在公元前280年开始大规模营建的，并在公元前2世纪希腊－巴克特里亚国王的统治下得到进一步发展，直至约公元前145年游牧人的入侵而导致毁灭。

　　遗址内发现的大量钱币、石器、青铜、神像和人像等，均打上了深深的希腊化的烙印。展出的科林斯式柱头、半球形日晷等都体现着当时的希腊风格。

　　看点2

　　串起张骞和玄奘的足迹

　　该展第三个单元为蒂拉丘地的黄金宝藏，时间线在月氏人入侵至贵霜王朝建立之前。

　　提起月氏人，中国观众并不陌生，据《史记》《汉书》记载，本居住于敦煌和祁连山之间的月氏人，被匈奴人打败后，一路向西迁徙，征服了“大夏”，通常认为“大夏”就是希腊人后裔建立的巴克特里亚王国。公元前129年，张骞到访了月氏人建立的“大夏”，就此打开了双方的商业通道。

　　1978年，由前苏联和阿富汗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在此地发掘了6座竖穴土坑墓（1男5女），出土了超过2万件金、银、铜、象牙、宝石等各种材质制作精美的文物。这批数量惊人的宝藏，将多种文化传统和艺术风格融合在一起，表现出了独特的跨文化特征，是丝绸之路上迄今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

　　据介绍，墓中出土的安息银币、罗马金币、希腊神灵、中国西汉铜镜与丝绸、叙利亚或埃及的玻璃器、印度象牙雕件以及草原风格黄金饰品等，证明了公元前后的阿富汗作为文明十字路口的国际性、创造性和多样性。

　　杜鹏飞告诉记者，中国古代有很好的文献记载传统，传世文献多，但出土的东西毕竟有限，需要更多考古发现来印证，这些珍宝就是很好的佐证。

　　展览第四个单元是贝格拉姆古城遗址的珍宝展示，来自贵霜王朝的鼎盛时代，也正是在这个时代，发源于印度的佛教和佛教艺术得到了空前发展，并且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巧合的是，公元644年，唐僧玄奘曾路经此地，《大唐西域记》记载的“迦毕试”便是这里了。

　　上世纪二十年代，法国驻阿富汗考古代表团（DAFA）开始调查和发掘贝格拉姆古城遗址。1937年和1939年的两次考古发掘，先后发现了约2000件珍贵文物。有希腊罗马风格的青铜铸像和石膏浮雕、印度的象牙雕件、叙利亚的玻璃、埃及的银器和石制器皿等——甚至，还有9件中国汉代的漆器。

　　贝格拉姆古城遗址与意大利庞贝古城几乎同时发掘，成了当时世界考古学和艺术史学界的盛事。不过遗憾的是，该遗址已经毁于20世纪晚期的战争年代。展览中，彩绘高足杯、塞拉比斯-赫拉克勒斯铜像等还在诉说着这批文物的沧桑。

　　看点3

　　“黄金之丘”隐藏的中国元素

　　为了这次在清华的展出，策展人谈晟广春节期间都在加班，重新梳理了每件展品的每个词条，对每件展品的文化含义做了阐述，用700多张图将这些珍宝与其他文化的关联做了对比，并着重突出了中国元素。

　　在展览第三单元，“黄金之丘”蒂拉丘地的黄金宝藏中，就隐藏着诸多中国元素。比如一对用于拴系短剑的带扣，扣身均饰有豹纹，豹首和前爪清晰可见，腹部以下不见，变化成了抽象的卷曲纹饰。这与西汉漆器、铜镜等器物上常见的纹饰如出一辙。

　　为什么中亚地区的动物纹饰和中国东部沿海地区所产的漆器纹饰会有关联？谈晟广解释称，一个较大的可能是，汉武帝元封六年（前105年），为抗击匈奴，派使者出使乌孙国（位于巴尔喀什湖东南、伊犁河流域），乌孙王猎骄靡愿与大汉通婚，于是汉武帝钦命因试图谋反而自杀的江都王刘建之女刘细君为公主，和亲乌孙。作为嫁妆，原江都国（今江苏扬州）的漆器以及其上的纹饰可能也带到了中亚。

　　此外，展出的出土于脚踝部位的靴扣，圆框造型内表现的是神兽拉车的场景。车上一人，侧身，穿着宽袖式衣服，抬头上望，手扶围栏，从发式看，很像是中国古人的样貌。扣饰背面，还可以看到清晰的织物印痕。有学者认为这是采用中国的“失蜡-失织”的工艺制作的，这种工艺最初可能始于战国时代（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的燕国，一直延续到西汉，曾被广泛运用。

　　谈晟广介绍，蒂拉丘地出土文物受中国影响最明确的例证，是在 2号、3号和6号三座女性墓中，墓主的胸部位置均出土了一枚镜面朝下的西汉晚期铜镜。“我们知道，在中国古代，铜镜有着特殊的象征意义，制镜的原则主要是象天法地，用在墓葬中，则被赋予映照宇宙、沟通天地的功能。这三枚铜镜均放置在胸口位置，不能仅仅以简单的照容功能来解释，说明某些中国与铜镜相关的信仰，可能已传播至此，抑或可能被赋予新的意义。”

　　记者了解到，本次展览还设置了“阿富汗考古与艺术文献展”的附属单元，通过回顾阿富汗考古学艺术史发展历程，总结其中的经验得失，去陈述一个多元的、直观的与中国文化因素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阿富汗。

　　新京报记者 王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