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百件元代瓷器齐聚国家博物馆

　　出土于北京元大都遗址的磁州窑白底黑花龙凤纹四系扁壶，国博藏青花云龙纹罐、青花满池娇图菱花口盘、白釉褐彩凤纹大罐，以及湖北省博物馆藏青花龙纹梅瓶，上海博物馆藏青花蕉叶花果竹石印花缠枝牡丹纹菱口盘……昨天，由国家博物馆主办的“海宇会同——元代瓷器文化展”在国博开幕，近百件元代瓷器齐聚国博。

　　昨天，由国家博物馆主办的“海宇会同——元代瓷器文化展”在国博开幕。国内12家博物馆馆藏的96件文物精品亮相，其中不少为珍贵的元代青花瓷。

　　此次展览的展品有景德镇珠山麓风景路遗址、元大都遗址、镇江市京口闸遗址等遗址、墓葬、窖藏的出土瓷器，有各地博物馆收藏的珍品，以及辽宁绥中三道岗沉船、福建平潭大练岛沉船、西沙群岛石屿二号沉船等水下考古发现的瓷器。展览分四个单元,据国博策展人顾志洋介绍,此次展览呈现了元代从早期继承宋代瓷器风格，到后期创变新风格的脉络。展览展期2个月，票价30元。

　　看点1

　　青花瓷体现瓷器审美转向

　　元代瓷器以青花瓷最为知名，元青花也代表了中国瓷器审美的一次重大转向。

　　元代早期瓷器延续两宋文人崇尚的高雅素净风格，以单色釉瓷器为主。到了元后期，青花瓷的出现，宣告华丽奔放的审美意趣成为主流。元代晚期，受元曲影响较深，人物故事纹样广泛应用于青花装饰中，元代多元文化与艺术，在审美层面已经完成了深层次的交融。

　　元代统治者为蒙古游牧民族，其雄伟浑厚、奔放粗犷的民族特性主导了瓷器形制硕大、古朴厚重的时代风格，因此大罐造型在元代较为流行。元代瓷器的器型和釉色，总体从审美主导向世俗化风格转变，出现了更多大型器物，装饰繁密，纹样突出。展览中展出的国博藏青花云龙纹罐、青花满池娇图菱花口盘、白釉褐彩凤纹大罐，以及湖北省博物馆藏青花龙纹梅瓶等，体现了这种风格转向。

　　看点2

　　草原文化对瓷器文化渗透

　　展览中，一些“非典型”瓷器展示了元代这一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时代特征。

　　例如，出土于北京元大都遗址的磁州窑白地黑花龙凤纹四系扁壶，造型为游牧民族常用的器物，可能是从盛水的皮囊演变而来，代表了蒙古草原文化对瓷器文化的渗透。

　　根植于中原传统文化，元代瓷器还蕴含着伊斯兰文化、蒙古草原文化和藏传佛教文化等多种文化因素的影响，实证了文明互通和交流互鉴进程。这种多元文化的交融，在展览的瓷器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元代瓷器的几何图案也呈现了外来文化的影响。几何图案常作为辅助纹样。缠枝花装饰具有典型的S型特点，和折枝花装饰一样强调对称性，主要都是受到伊斯兰文化艺术风格的影响。

　　看点3

　　元代“大盘”担当丝路使者

　　元代疆域辽阔，海外贸易不断扩大，青花瓷出口到了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和东非广大地区。大量元青花通过海上和陆上丝绸之路，从中国抵达目的地国家。

　　展览中展出了一只上海博物馆藏青花蕉叶花果竹石印花缠枝牡丹纹菱口盘，这类大盘多是元代出口到西亚伊斯兰地区的贸易瓷，根据销往国家的特殊需求而烧制的大盘、大碗、兽耳罐和葫芦瓶等，多为伊斯兰国家穆斯林的饮食器皿和用具。

　　据介绍，出口西亚的元青花大盘，口径多达45厘米以上，在土耳其托普卡比宫博物馆、伊朗国家博物馆收藏数量最多、质量最精，仅托普卡比宫博物馆就藏有类似的大盘多达20余件。英国各大博物馆、日本各大博物馆、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等也有收藏。而国内出土品少见，多收藏于国内各大博物馆。

　　元青花本身也是中外技术和文化交流的产物。蒙古人崇尚蓝、白色，蓝色象征苍穹和东方，元青花是使用产自伊朗进口的“苏麻离青”为绘制钴料，用景德镇制瓷技术，结合双方的审美情趣烧制而成的高温釉下彩瓷。

　　伊斯兰文化的主色调也是白色和蓝色。目前正在国博展出的《殊方共享——丝绸之路国家博物馆文物精品展》中，阿曼苏丹国国家博物馆展出了一件元代同时代的伊朗卡尚“彩绘云雁阿拉伯文釉陶残砖”，上面纹饰为红地白花云雁纹、白地蓝花阿拉伯文，足以证明当时元朝与西亚波斯之间文化相互交流和影响。

　　看点4

　　元代古籍记载元瓷外贸史

　　除了大量元代珍贵瓷器，展览还展出了一本古籍——《岛夷志略》清光绪刻本。

　　《岛夷志略》由元代汪大渊撰写，汪大渊是中国著名的民间航海家。《岛夷志略》著有100多篇纪略，涉及220多个国家和地区，记述了各国天时、气候、地理、地名、风土、人情、物产等内容。《岛夷志略》写作严谨真实，是继宋代《岭外代答》《诸藩志》之后的中外交通史、地理方志学方面的重要著述，是难能可贵的我国古代关于亚非各国的实况记录。

　　《岛夷志略》中对所访的国家均记录当地物产和所需贸易物品，尤其是外销的瓷器。如多次提到“处州瓷”“处瓷”和“青外器”，即是元代归处州所辖的龙泉瓷。

　　新京报记者 倪伟 本版摄影/新京报记者 浦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