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上职业性肿瘤之后

　　从广州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下称南方医院）小北门出来，穿过一条两侧都是小摊点的街道，就来到了吴植明租住的楼下。

　　两个月前，他们夫妻俩刚刚搬到了这间不到18平方米的单间，租金为每月1000元左右，距南方医院步行约5分钟。

　　住在医院旁边，就是为了看病方便。最近两个月，由于指标表现不佳，吴植明需要一周做一次包括验血、肺部CT等在内的常规检查，每月需做一次骨髓穿刺。

　　他是一个白血病患者，2017年末确诊，2018年4月完成骨髓移植手术。转院至南方医院的一年多来，他已经住院近70次。

　　房间里挤了一张1.5米宽双人床，还有一个衣柜、一高一矮两张桌子，三把塑料椅子，再有就是空气净化器、消毒碗柜、紫光灯以及成箱的消毒水和口罩。消毒产品都是医生建议买的。医生还建议吴植明住在环境好一点的地方，但他说条件不允许，自己只能尽量多地在房间内消毒。

　　即将迎来35岁生日的吴植明1米7出头，皮肤微黑，发际线较高，不去医院的时候，他戴着口罩躺在床上刷手机或是长时间的发呆。他的妻子王秀梅（化名）表示，化疗对他的肤色和发量影响很大。

　　除了吴植明，邹秀华、王胜选、谢凤平和岳芳华几位同样曾在位于深圳的华生电机（广东）有限公司（下称华生电机）工作的工人也患上了白血病，经广东省职业病诊断鉴定委员会鉴定，几人患的均为职业性肿瘤（苯所致白血病）。

　　华生电机在五年内相继有五人被鉴定为职业性白血病的事情曝光后，引发舆论关注。几位患者也提到耗时数年的职业病维权给他们带来的奔波和压力。职业病诊断、鉴定以及工伤认定过程中繁琐的程序、困难的取证过程、难以持续的后续保障以及企业的不配合都让他们难堪重负。

　　患上白血病

　　吴植明在2006年从老家江西抚州来到深圳，先后在两家企业短暂工作了一段时间。

　　2008年，他经过两轮面试进入华生电机，在研发中心工作。几个月后，吴植明被调入生产车间做技术员，主要从事设备保养维护、机器调试等工作，负责处理设备上因使用胶水和化学制剂留下的印记，以及用胶水来进行设备固定。

　　吴植明告诉记者，他因此会经常接触天那水、二甲苯等制剂，而这些制剂都含苯。

　　世界卫生组织在2010年认定，苯可致癌，尤其是导致白血病高发，极其微小的数量就会产生危害，安全环境中不应存在苯。

　　一位宝安区职业病防治所（下称宝安区职防所）的主任医师说，对于敏感人群来说，苯可能导致白血病。“得病或健康，这是0和1的关系。”

　　吴植明说，公司给他所在车间的工人提供了帽子、白色的防静电短上衣和鞋。由于经常会在工作中蹭到设备上的油污或是溅到清洗用的化学制剂，他们每隔两三天就要换一身衣服。

　　另一位患病者邹秀华的妻子告诉记者，作为同一个工厂的工人，她曾在吃饭期间去冲压车间找过邹秀华，当时看到他衣服上、鞋上都沾满油污，几乎走一步就会在地上留一个油脚印。“特别臭。”

　　邹秀华本人也提到，工厂每周会发几双棉布手套，但并不够用，在操作过程中手套很快就会被浸透，基本就相当于是徒手接触含苯制剂。

　　吴植明回忆，公司给配了一些防静电手套，但是这种手套起不到防护作用，反而会影响到正常活动，所以他和同事们基本都是徒手工作。一段时间下来，手因接触天那水等制剂而变得干燥粗糙。用他的话说，发白，皮皱皱巴巴的，跟老人的手一样。

　　谢凤平和岳芳华的家人在接受《北京青年报》和红星新闻采访时表示，她们曾向家人讲过自己在生产过程中，会在不知危害的情况下接触到化学制剂，并缺少有效防护。

　　吴植明告诉记者，由于他所在的车间是密封的，车间里味道很大，经常会有员工感到头晕、恶心，甚至还有人干着活就突然晕过去了。因为人员流动很大，工作9年的他已经成为所在车间的“元老级”员工。

　　站立式工作，经常加班，车间环境不好，吴植明说自己工作得很辛苦。但是想到家里只有他一个人在上班，还有两个孩子，他还是想等条件好一点再换工作。“如果没有那么大压力，我肯定早就走了。”

　　按照公司规定，工作日的加班费是工资的1.5倍，休息日是两倍。加班比较多的时候，吴植明每天会工作超过11个小时，最多的时候一天会干13个小时。除去自己在深圳的开销，他每个月会给家里转几千到一万元不等的生活费。

　　妻子王秀梅说，丈夫一直工作很努力。她在2012年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吴植明并没有回家，2014年她生二胎，吴植明请了20多天假回家。“回家了还一直在打电话，帮忙处理各种问题。”因为回家少，他们的小女儿一度不认识爸爸。

　　没想到的是，在努力让家庭条件变好之前，吴植明先病倒了。2017年10月，他被确诊患上了白血病。

　　“我想要个说法”

　　自从“顶梁柱”吴植明被诊断出白血病，他们一家的生活就彻底改变了。王秀梅放下在老家的两个孩子，来到广州照顾患病的丈夫。做完骨髓移植后，吴植明的身体一度虚弱得无法行走，每天只能坐在轮椅上往来家和医院间。他年过六旬的父母不得不到广州给儿子做饭、推轮椅。

　　王秀梅表示，得病之后，花钱像流水一样，她已经记不清具体哪一项花了多少钱。包括治疗费、营养费，房租等在内的各种费用加起来已经超过60万元。医生对他们说这是要跟着人一辈子的“富贵病”，得做好准备。

　　“我吃过一种治疗肺部感染的药，黄豆粒大小的药片，一盒10片，要3800元，我最多的时候一天吃4片，吃了得有10盒吧。”吴植明说。

　　吴植明觉得，他得病可能和在车间里用的那些化学制剂有关。

　　2017年12月，吴植明收到了深圳市职业病防治院给出的深圳市疑似职业病告知卡，并向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下称广东省职防院）提交了职业病诊断材料。

　　吴植明说，他曾在化疗间隙，前去华生电机要求公司提供职业病诊断所需的职业健康检查结果和工作场所历年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评价资料等材料，并按规定支付他的医疗费用。但是对方拒绝提供相关材料并以规定中并未指明具体包括哪些费用而拒绝支付治疗费用。“我想要个说法，希望公司能担起它应负的责任。”

　　按照《职业病防治法》规定，疑似职业病病人在诊断、医学观察期间的费用，由用人单位承担。

　　在南方医院进行骨髓移植前，医生告知需提前支付30万元的押金。王秀梅和医生解释了很久，医生最终同意先支付20万元，其余费用之后再补上。王秀梅告诉记者，华生电机在确认这一情况后，同意向吴植明提供2万元借款，还款期1年。

　　吴植明说，经过街道办，安监部门和卫生监督部门等多方沟通协调，他患病至今共从华生电机获得3笔合计12万元借款。

　　宝安区安监局信息公开答复书显示，2008年到2014年间，华生电机并未进行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2015年，公司有通过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进行检测；2016年-2017年，公司有按照规定进行定期检测。

　　邹秀华也有过类似的经历。他们在向沙井卫生监督所要求公开华生电机的职业病危险因素检测资料时，得到了噪声检测报告，而非化学危害因素检测的结果。

　　5月11日，深圳市宝安区卫生健康局（下称宝安区卫健局）发布通报称，区职业卫生监管部门会定期对该公司（华生电机）进行执法检查，并要求其出具职业卫生检测评价报告。2015年2月、7月，对该公司未按规定进行职业健康检查、未建立职业卫生制度违法行为共罚款5.5万元；2017年5月，对该公司未按规定进行职业健康检查，罚款5万元。

　　在通报发布的前一天，吴植明刚刚收到了广东省职业病诊断鉴定委员会对他所患白血病做出的最终鉴定，鉴定结论为职业性肿瘤（苯所致白血病）。

　　5月17日，吴植明收到了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来的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结果为工伤。

　　吴植明和邹秀华都提到他们是在有关部门反复沟通协调下，才见到华生电机的工作人员。岳芳华的丈夫林富生则向红星新闻表示，2016年，几位同患白血病的工人曾经一同向深圳当地一家电视台求助。经过反复维权后，华生电机只解决了其中一个员工的治疗费用。夫妻二人不得不选择诉讼，在2018年，通过诉讼拿到了工厂的民事赔偿款项。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判决华生电机支付原告岳芳华2017年10月之前的自付医疗费用1.28万元。

　　邹秀华也通过法律手段，获得华生电机的相关费用赔偿，约56万元。

　　新京报记者从谢凤平的代理律师处得知，2018年底，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支持谢凤平的民事赔偿诉求，判决华生电机向谢凤平支付赔偿50余万元。另在谢凤平工伤待遇案件中，华生电机支付了包括停工留薪期工资、医疗费和护理费在内的20余万元。

　　在完成职业病鉴定后，邹秀华曾建议吴植明去找个律师帮忙。吴植明也认为这个建议有道理，“我们不懂法。”

　　2018年8月，华生电机员工廖国顺因白血病离世。华生电机因对与廖国顺的劳动关系存在异议，一直未向广东省职防院提交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等资料。廖国顺家属将华生电机告上法院。今年5月17日，廖国顺家属收到法院判决，法院认定廖国顺与华生电机存在劳动合同关系，下一步廖国顺家属将申请职业病鉴定。

　　5月13日，广东省职防院向新京报记者证实，他们收到了多例由华生电机工人提出的职业病诊断申请，具体数量不便透露。

　　宝安区卫健局的通报显示，华生电机共发生5例白血病，男3例，女2例，5名患者分布在5个不同的车间，属不同工种，入职年限为2年-16年。5人已完成职业病诊断鉴定。鉴定结论均为职业性肿瘤（苯所致白血病）。

　　“即使完成职业病最终鉴定，职工维权过程也并未完成，后面还有工伤认定、索赔等环节，”除去部分进展迅速的，完成整个过程平均需要约3年的时间，对患病职工的身体和心理都是挑战。有些人就在诊断和鉴定过程中去世了。在深圳代理过多起职业病案件的辛钧辉律师说。

　　企业和政府声音

　　华生电机为港资企业德昌电机工业制造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生产经营微型马达及其零件。

　　新京报记者多次与华生电机联系采访事宜。5月16日，华生电机向新京报记者做出了书面回复。回复称，公司过去10年，累计招聘27万名职工，目前在深圳的有2.5万人。公司对工厂的工作环境会有定期审核确保所有防控举措都落到实处，符合相关法规的要求。工作环境中的噪音、空气质量和危险品存储这类问题也由第三方专家监控检测以确保合规性。

　　回复称，根据中国相关规定，当员工被暴露于特定职业健康危害中时，需要定期体检。公司在雇用员工前、雇用期内每年，以及员工离职前都会安排员工进行体检。此外，公司也有进行中的改进项目，例如：通风系统、噪声抑制、生产设备的调试等。

　　新京报记者未能进入厂区，亲眼看到车间的生产环境。记者随机采访的十几位在职工人均表示，目前，公司有为职工配备口罩、手套和耳塞等个人防护器具，只有佩戴好器具，才能进入作业场所，也会定期体检。按照岗位不同，防护器具、体检项目有所不同。“防护和培训都有，我们也要维护自己的安全嘛。”一位入职不满一年的职工说。

　　一位华生电机职员向记者展示了他上周拍下的监测人员前来监测的场景，车身上印有“职业危害监测”字样的车辆正停在厂区中。

　　对于企业的改进措施，吴植明并不认可。“为什么现在才改进，早干什么去了？”

　　“工作场所危害因素检测一般是事后检测，存在不具有代表性的可能。”一位宝安区职业病防治所的主任医师说，就检测规范来说，短时间采样为15分钟，长时间采样是2-8小时，检测时间点和持续时间、采样点、检测设备的灵敏性以及很多因素都可能对结果产生影响。主要还是要加强企业自身对于职业卫生的管理和监管机构的日常监管。

　　5例职业白血病曝光后，卫生监督部门曾到现场检查。一位沙井街道卫生监督所的工作人员称，他们经常会去到华生电机检查。该人士也透露，其所在沙井街道和邻近的新桥街道，有数千家企业需要进行监管。

　　宝安区卫生健康局一位工作人员在回复记者时表示，“监管部门是要为劳动者负责，保护劳动者。”他多次提到职业卫生监管是依法依规进行的，但是监管工作不能只依靠安全生产和卫生监督部门，也需要社保、企业工会等多部门的配合。

　　宝安区卫健局5月11日发出的通报显示，4名患病工人目前已依法完成工伤鉴定和社保赔付，其中3名进行骨髓移植的工人均已获得华生电机公司相应的医疗费用赔偿，1名不适合骨髓移植工人的医疗费用，一直由该公司支付。同时，该公司还通过工会给予4名患病工人8855元至41200元不等的救助。此外，1名患病工人因最终职业病鉴定结果刚出，相关的工伤鉴定、社保赔付、企业医疗费用赔偿等正按程序落实中。

　　通报称，目前，华生电机已落实每年组织职业健康体检、对工作场所职业危害因素定期检测、建立化学品使用审批制度、化学品进行成分分析、有苯的化学品一律不能使用、开展员工个人防护用品危害评估等制度和措施。

　　深圳市职业病防治院曾建议，涉苯企业应加强有机溶剂管理，进行工作场所全面通风和局部排风，做好苯作业人员的个体防护和职业健康监护，以及加强使用含苯溶剂人员的培训。而对于记者采访时提出的类似关于职业健康项目细节的追问，华生电机均未予以回应。

　　职业病的防治困境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去年发布的《2017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7年，全国共报告各类职业病新病例26756例。职业性化学中毒1021例，其中急、慢性职业中毒分别为295例和726例。

　　国家卫健委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年底，全国累计报告职业病97万余例，其中约90%为职业性尘肺病。

　　宝安区首席公共卫生专家吴礼康教授曾表示，宝安区的职业病危害因素以有机溶剂（如正己烷、三氯乙烯、三氯甲烷和三苯等）、粉尘、噪声最为常见，其中正己烷、三氯乙烯引起的职业中毒分别占职业病发病数的51.7%和30.6%。这些危害因素主要分布在五金、电子电器、印刷、宝石加工、塑胶玩具等行业。

　　“职业病防治工作是系统工程，涉及多部门密切合作，但应由企业为主。”长期从事职业卫生研究的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夏昭林向新京报记者表示，国际通行的工作体制为：雇主负责，政府监察，行业管理，雇工工会监督，中国目前在这方面仍有提升空间。他也坦言，现阶段职业卫生行政机构和专业机构的人手有限。

　　夏昭林认为，职业卫生专业机构和专业人员网络的建设和相关仪器设备的配置应进一步加强。大企业可以建立自己的职业病防治机构或者聘请职业卫生医师，中小微企业则可以聘请或共享职业卫生护士来进行职业健康相关工作。企业聘请的职业卫生专业人员及时建议企业加强工艺革新和工程防护，进行工作场所有害因素监测和职业健康监护工作，从源头上根除或降低职业病危害因素。

　　宝安区卫生健康局一位官员也告诉记者，需要有更多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和职业卫生专家参与到职业卫生防护工作中来。“但是这个第三方市场仍需要培育。”

　　对于如何提高企业对职业病防治工作的重视，夏昭林认为，加强一线生产工人的劳务合同签订管理及岗位职业卫生宣教、督促普及企业缴纳工伤保险是必须重视和加强的基础性工作。他建议，还可以通过工伤保险的行业差别费率和浮动费率来对企业进行调控，对职业病危害程度较高以及工伤发生率较高的企业，当年工伤保险费率应大幅提升，以达到督促其加强职业病预防工作的重视和投入。

　　“缴纳的工伤保险基金除用于职业病的诊断、治疗和康复外，还要鼓励企业开展职业病防控的工程防护工作等。”他说。这将有效减轻农村到城市务工人员的职业病诊断、治疗费用，以免因病致贫。

　　中国社科院健康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陈秋霖表示，职业卫生应由企业进行重点防护，特别是制造业企业的职工安全。同时，企业职业卫生工作的推进也有赖于地区卫生体系的建设。

　　陈秋霖认为，企业和地方政府都应该树立起健康优先的发展理念，把预防的观念贯彻到项目规划阶段。在保障措施方面，除了基本医疗保险，也可以进一步探讨职业保险的可能。

　　5月19日晚上7点多，吴植明摘下口罩，开始吃晚饭。就着彩椒炖鱼和清炒白菜，他吃了一小碗米饭和小半条鱼。王秀梅说，为了给吴植明补充营养，她每顿都会做上一个荤菜，或鱼或排骨。

　　吃过晚饭，吴植明在房间里慢慢溜达着。他需要通过适当的运动来提升自己的免疫力，他想要快点好起来。

　　新京报记者 韩沁珂 A14-A15版摄影/新京报记者 韩沁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