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控烟4年考 20万烟民“消失”了

　　一名违法吸烟的年轻明星，刚刚遭遇了一场公关危机。

　　回龙观一小区住户因在楼道吸烟，被市民在“无烟北京”微信平台投诉4次。

　　61家医院开起了“戒烟门诊”，7000多位烟民接受了首诊。

　　13名北京市人大代表联名提出建议，认为“电子烟”也应当纳入控烟范围。

　　截至今年6月，北京“最严控烟令”实施满4年。官方数据显示，4年间，北京公共场所违法吸烟现象比率由34.4%下降到4.9%；成人吸烟率下降了1个百分点。

　　这意味着，20万北京烟民“消失”了。

　　烟民们的难题

　　6月的一个上午，张涛走出天桥演艺中心，轻车熟路地在门边一个垃圾桶旁站定，点上一支烟。

　　北京最高气温超过30℃，张涛弹掉最后一截烟灰，已经满头是汗。

　　吸烟变得更“难”了：张涛在高楼层办公，抽根烟要下20层；回到家里，房间内不能吸，楼道同样禁烟，懒得频繁上下楼，小孩不在家，张涛就打开抽油烟机，站在厨房里抽。

　　“采访我可以，帮我带句话给控烟协会，吸烟区能不能多设点儿。”张涛笑着抱怨。以前，他一天要抽上三十多根，现在数量“缩水”了一半。“谁能想到呢？抽烟变成了麻烦事儿。”

　　2015年6月1日，《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简称“北京控烟条例”）正式施行，这部被称作“史上最严控烟令”的法规，将北京市所有室内公共场所划入禁烟范畴。这意味着，400万北京烟民都不得在任何“带顶儿”的场所吸烟。

　　4年来，张涛养成了一个习惯：不管去哪儿，先找到建筑物周边的吸烟区，抓紧“嘬”上两口。

　　和他同样“境遇”的，还有老北京人郁军。

　　50岁的郁军，烟龄有35年。控烟令刚启动时，郁军压根没往心里去，觉得不过是“做做样子”。

　　在北京，当时流传一个词儿叫“烟狗炮”，指的是三大“最难管”的领域，香烟居首。官方披露的数据显示，2014年，北京成人吸烟率为23.4%，烟民419万。

　　一开始，郁军没感觉到太大压力。餐馆里，经营者觉得劝烟扫了顾客的兴，会影响生意。郁军和朋友出去吃饭，习惯性地点上一根，碰到服务员劝阻还要吵上两嘴。即便掐了烟，也要怼人家一句“多事儿”。

　　但是，北京的无烟场所越来越多了。日益“压缩”的吸烟空间下，郁军不在车内吸烟、不在餐馆吸烟、不再“反抗”劝烟……去年，他彻底断了吸烟的念想儿，去了戒烟门诊。

　　“控烟条例的初衷和目的，就是让更多人戒烟。”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雷海潮说，到2020年，北京成人吸烟率要降到20%以下。

　　这4年，北京的成人吸烟率由23.4%下降为22.3%。这意味着，20万北京烟民戒了烟。

　　对抗尼古丁的新职业

　　郁军走进的“戒烟门诊”，北京已经开了61家。

　　2018年10月中旬，潘家园一间会议室内释放出一则消息——300个免费戒烟名额向社会投放。不到半天，名额被抢夺一空，这让主办方北京市疾控中心措手不及。

　　“去年给了100个名额，几个月才报完名，没想到才一年，公众的戒烟热情涨了这么多。”一位工作人员回忆。

　　承担戒烟服务的是一种新型门诊——戒烟门诊。在这里，医生通过药物、心理干预等方式，帮助烟民对抗尼古丁。

　　“控烟条例的出台，让戒烟门诊迎来了春天。”梁立荣说。她是北京朝阳医院戒烟门诊负责人。作为北京最早的戒烟门诊之一，一度并未被烟民“看重”。大多数人是因疾病被动戒烟，医学干预戒烟的手段，很多烟民闻所未闻。诊室也曾和其他科室“共用”，控烟令实施后，他们有了独立空间。

　　控烟令实施首月，一位在首都机场做地勤工作的男性烟民慕名而来。根据新规，首都机场成为禁烟区，为了抽烟，他要专门去坐摆渡车。最终，他决定彻底摆脱尼古丁。

　　“控烟也要有堵有疏，我们预测到控烟条例实施后，会有更多人出现戒烟需求。”北京市疾控中心副主任曾晓芃介绍，传统的戒烟是烟民靠意志力“干戒”，成功率低，若由医疗机构来提供一系列的引导和帮助，成功率将大幅提高。

　　来自首都机场的这位烟民，一个月就戒了烟。

　　患者数量多了，医疗机构的戒烟服务也有了“大数据”。朝阳医院戒烟门诊改进了治疗方案，加强了随访力度，还组建微信群，发挥“社团作用”。一年后，烟民的口口相传为门诊带来了更多患者。

　　郁军曾经尝试过“干戒”，没成功。去年，他经人推荐来到朝阳医院，除常规的药物治疗外，还不时接到医生电话，沟通戒烟的进度和状况，接受心理疏解。今年，这个曾被爱人埋怨满嘴烟味的烟民，成了拒吸二手烟的“劝烟员”。

　　曾晓芃介绍，到今年，北京有61家医院开设戒烟门诊，14家达到规范化戒烟门诊标准，首诊量7742人。“目前面临的困难，一是烟民认知度不高，想戒烟不知道方法；二是部分烟民在治疗过程中失访，影响戒烟成功率。下一步，我们要在这些方面加强。”

　　志愿者等来了道歉

　　医学戒烟的新概念还在普及。不过，在志愿者杜国勇看来，公众对于控烟的接受度，几年里进步飞速。

　　他仍然记得那个“难搞”的吸烟者。

　　2015年冬天某个上午，天色沉沉。北京西站北广场半封闭的下沉区，一个穿着灰色羽绒服的中年男子掏出一根烟，点上。

　　彼时，北京的控烟令刚实施不到半年，未被广泛认知。冬季天冷，更少有人愿意出门吸烟。杜国勇上前劝阻，对方态度抵触，坚称吸烟是“个人嗜好”，拒绝掐烟。

　　一个坚持吸，一个坚持劝。男子拉着拉杆箱、背着背包，等着乘车，无法掉头离站，只能被杜国勇“死死纠缠”，两人在西站你追我赶，从广场一直拉锯到电梯口，男子终于将烟头扔进杜国勇随身携带的矿泉水瓶里。

　　三年半过去，杜国勇还是控烟志愿者，却再未碰见那么执拗的烟民。室内抽烟的人少了，偶尔见到，只要上前劝阻，大多自觉理亏、乖乖掐烟，还有人主动向他赔礼道歉。

　　从杜国勇的个人经历，或可一窥北京控烟的“大变化”。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给出的数据是，与北京控烟条例实施初期相比，公共场所违法吸烟现象比率由34.4%下降到4.9%，降幅超过8成。

　　明星的危机事件

　　控烟引发的也是一场文明意识革命，正如志愿者们“等来”的道歉。

　　今年5月21日，艺人王源被曝在餐馆内违法吸烟，迅速引爆关注。北京市控制吸烟协会（简称“北京市控烟协会”）喊话后，王源在微博道歉，这则消息随后被转发45.9万次、评论33.6万条。虽然有部分粉丝认为，王源年纪尚小，不应过于苛责，但绝大多数网友站在“反方”，直言王源触犯法规。数日之后，媒体仍在致电卫生监督部门，追踪事件细节。

　　“从普及控烟的角度，我们是感谢王源的。”北京市控烟协会会长张建枢说，引来如此大量关注，一方面是由于明星艺人自带“流量”，另一方面，也说明控烟问题越来越受到公众重视。

　　正如张建枢所言，放在以前，抽烟不会被认为是个大问题。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国控烟工作启动之初，还曾有劝烟员因撕毁香烟广告“扰乱社会秩序”，被扭送去派出所。数年过去，北京地铁女子抽烟、王府井设大型吸烟区、演员文章违规抽烟等，都引发了舆论声讨。

　　在北京市人民政府官网“首都之窗”的推荐页，链接着“控烟一张图”（北京控烟投诉实时地图）。北京地图的背景之上，大量地点闪烁着蓝色、橙色或黄色的灯，每一盏都代表来自普通市民的控烟投诉，像是无声的谴责。

　　市民通过手机，能进入“无烟北京”微信公众号的投诉窗口，提交地点、时间、事件描述、照片后，这些信息随即在控烟图中曝光，志愿者们也会根据这些线索，前往现场进行劝阻。

　　“每个人都能成为监督员，共同营造健康的公共环境，控烟一张图就是在这样的想法下诞生的。”张建枢说。

　　投诉数量的汇总和分析，还产生了控烟“黑榜”——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北京工人体育场、中国航天十二院等单位都曾榜上有名。

　　这4年，“无烟北京”微信公众平台接到市民投诉举报49277件。投诉量逐年增加，2017年是13123件，2018年是15560件，今年刚过去6个月，投诉量已经达到了17210件。

　　“管水”的科室也干起了控烟

　　根据控烟令，禁止吸烟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有劝阻吸烟者的责任，若违规，将被处以2000元到1万元不等的罚款。

　　5月31日中午，西城区卫生和计划生育监督所西长安街大栅栏监督站站长王久强，前往西单地区一所宾馆检查。值班经理凌成找出一个小本子，上面写着2015年6月至今宾馆工作人员劝阻来客吸烟的上百条记录。

　　为了劝烟，凌成和客人发生过冲突。控烟令发布后，酒店收走了客房中所有烟灰缸，一次，两个外地的客人来到前台找寻，凌成告诉他们北京室内已经禁烟，客人不接受，坚持要在房间抽烟，最后以凌成叫来执法人员告终。

　　北京市卫生和计划生育监督所新闻发言人王本进透露，2015年6月1日到2018年底，有20991家单位因违反控烟条例被责令整改，2103家单位遭到行政处罚，共罚款近600万元。

　　为了查处违法吸烟行为，石景山卫监所6个一线执法科室全部参与，就连“管水”的饮用水科都加入了控烟执法行列。

　　张越是北京市石景山区卫监所生活饮用水监督科副科长，工作是和水打交道。控烟令颁布后，这个管水的科室还干起了控烟的活儿。

　　北京市和区卫生计生行政部门是控制吸烟工作的主管部门。有了投诉，张越和同事们就要前往现场核实情况并处理。

　　处理量庞大。三年半中，北京市卫生监督执法人员进行现场检查的户次数是37万。张越和同事们每天都要外出控烟执法，投诉点如果隔得远要花上一整天，其他工作都得延后。

　　在北京，卫生监督所执行30多部法规，控烟令只是其中之一，案件处理数量却占到了总数的1/3。王本进说，北京烟民的基数太大，一线执法工作量是“不可思议的”。

　　一个共识是，北京的控烟不能只靠卫生监督部门挨个执法。

　　“行业管理非常重要。医院、学校、宾馆几年来进步明显，有部门管就见效快，这是我们的制度优势。”王本进说，相比之下，处于暧昧地带的餐饮店、网吧、写字楼，仍是违法吸烟重灾区，这些场所没有明确的主管部门，缺乏有力的约束。

　　控烟令也明确了属地责任。张建枢介绍，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做好本辖区内的控烟工作。控烟协会每个月都会发布控烟“黑榜”，公布被投诉最多的场所和单位，上榜后，场所负责方往往会立即整改。现在，他们正在和相关部门协商，希望共享北京市街道行政区划电子地图，结合投诉数与罚款数为街道的控烟“打分”，倒逼属地履行控烟责任。

　　电子烟的新争论

　　北京的控烟成绩得到了多方认可。

　　“世卫组织非常赞赏北京的控烟行动。北京是中国重要的城市，有着庞大的人口，能够实现完全室内无烟，立法起到很大作用。我们希望所有中国人民都能像北京市民这样，生活在一个无烟的城市。”世卫组织驻华代表处施南博士说。

　　在施南看来，北京的控烟行动为中国其他城市起到了带头作用，上海、深圳、西安等城市也先后实现室内全面禁烟。他相信更多城市将紧随其后。

　　时间推移，北京的控烟令也面临修正的声音。

　　一方面是法令的严厉程度。执法人员认为，目前的控烟令仍有收紧的空间，如吸烟区的划定缺乏罚则；对场所经营者、管理者的罚款只能发生在拒不改正之后。

　　另一方面，作为新生事物的电子烟是否该禁，也成了讨论的“新课题”。

　　今年，有13名北京市人大代表联名建议北京升级控烟令，将电子烟纳入控烟范围。北京市控烟协会对电子烟也抱以否定态度，希望控烟令能够修正。

　　世卫组织戒烟与呼吸疾病预防合作中心执行主任肖丹曾表示，根据相关研究数据，电子烟有细胞毒性，且多数电子烟含有高度刺激性气体，如丙二醇/丙三醇，重金属如镍、镉和铜等。“电子烟有害健康，只是相比卷烟到底哪一方危害更大，还需要更长时间研究。”

　　不过，将电子烟纳入明令限制尚未提上日程。“电子烟的界定没有明确范围，有一些含有尼古丁，有一些含有其他成分，标准不一；此外，国际上对电子烟的看法也不一致，不是所有控烟立法城市都将其纳入了禁止范围。”

　　北京卫生部门一位负责人表示，北京控烟条例刚刚实行4周年，执法重点仍是传统烟草流行和公共场所控烟问题。对于电子烟，卫生部门正在积极关注，并与市场监管、司法、人大等部门沟通研讨。“适当时，会考虑在一定范围内禁止电子烟。而且我们强调在青少年阶段，不管是电子烟还是传统烟草，都要进行宣传禁止。”

　　新京报记者 戴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