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以缝合：“保姆偷子案”背后的爱与失

　　刘金心想象中的认亲场景，像电视里演的那样，双方抱头痛哭，涕泪横流。

　　现实是另一番模样。2018年2月6日，刘金心迈进派出所会议室的门，生母朱晓娟坐在人群里，对视，母子二人都扯出有点尴尬的笑。她说，过来坐，他点头。

　　26年前，刘金心被保姆偷走，杳无音讯；几年后，河南高院出具的一张错误的亲子鉴定为朱晓娟送回一个“假儿子”。两人的生活按照被修改的轨迹向前，又在26年后被再次打乱：保姆将刘金心送了回来。

　　消失的26年，在母子之间留下了难以缝合的伤口，相认至今的一年半时间里，他们互相靠拢、试探，又掺杂着失望、自卑、敏感和刻意疏远。

　　母子

　　刘金心迫切地想要证明自己。

　　前不久，他辞掉了南充的工作，来到成都，准备和表哥一起开火锅店。

　　生母朱晓娟不知道这个消息，电话里，儿子轻描淡写：“上一份辞了，现在在成都，餐馆里打工。先不说了，和朋友吃火锅。”

　　她不信，“真去餐馆打工的话，晚饭时间正是忙的时候，怎么可能有空去和朋友吃火锅呢？你说他是不是在撒谎？”在朱晓娟印象里，光是2018年，刘金心就换过好几份工作，每次都是工作个把月就回家待着，“游手好闲”。

　　在刘金心看来，那段时间是他的调整期，生活的变故接二连三，心态不稳定，经常要靠酒精麻痹自己，“一沾酒就停不下来，必须把自己灌趴了。”随之而来的是胃穿孔和胃出血。

　　朱晓娟知道他酗酒的习惯，以至于挂掉电话后猜测：他说不定还在南充，辞了职混日子呢。

　　事实上，二百多公里外的成都，刘金心和表哥正在筹备新开的火锅店，在开业前，他们要把同一条商业街上所有竞争对手的店都尝一遍，然后开始打有准备的仗。

　　在“第一步还没踏出去，能不能成功还说不定”的阶段，他不打算和朱晓娟多说。店铺装修、前期宣传、联系供货商，至少得忙一阵子。6月14日下午，几位股东从广东来成都，看门店，聊规划，刘金心回到住处已经将近凌晨。

　　他如今很少主动和家人联系，“说实话，我现在很难相信任何人，我生母、我养母、我身边的朋友，都得防着。”28岁的男生从淡蓝色盒子里抽出一根芙蓉王，深吸一口，然后趴在窗台上，一点一点吐出去。

　　和生母朱晓娟上一次见面还是春节的时候。偶尔两个人会通电话，但往往是母亲说，儿子听。

　　“你不要好高骛远，要好好工作，你是个男人，最起码要养活自己，没有人能养你一辈子。”

　　“嗯。”

　　“你不要总是沉浸在过去的阴影里，别人拉你，你要爬。”

　　“晓得了。”

　　后来朱晓娟不怎么说了，怕他烦；刘金心坦言，确实烦。

　　和养母何小平的联系也不多。来成都前，他和养母都生活在南充，住所只相距五六公里，但他严格把控频率，每隔一两个月回去一次。“时间长了不回去不太好，太频繁了也不合适。”刘金心说，成长环境甚至整个人生都被改变了，不恨是不可能的。

　　何小平的家，在南充市区一个菜市场旁，老式居民楼的护栏上挂着尚未晾干的衣服，窗台上的盆景长得茂盛。邻居说，她如今在一家茶馆工作，每天早出晚归，很少和其他居民打交道；小女儿已经结婚了，第二次婚姻遇到的丈夫比她年纪大，如今已经退休，而刘金心的身影，只是偶尔会出现在这里。

　　朱晓娟说，何小平如今处于“居住监视”期。去年认亲时，刘金心考虑到养母对他二十多年的养育，请求生母朱晓娟签了“免责书”。据媒体报道，如今重庆警方未立案。

　　6月13日，记者见到了何小平，西南闷热，她穿了一条浅色连衣裙，撑着遮阳伞。说话时嗓门大，操着一口浓郁的南充方言。

　　前不久，因为一句“毕竟我们两个人（她和朱晓娟）一个儿子，就当走亲戚吧”，她很快被卷入舆论浪潮，愤愤不平，于是表示“什么都不可能再说了”。

　　在刘金心的回忆中，他和养母“合不来，从小到大说的话都很少”，何小平脾气大，一言不合就会骂人、贬低人，很长一段时间里，刘金心甚至怀疑自己真的会像她说的那样，一事无成，这辈子什么事情都做不好。

　　失而复得

　　明知道假设毫无意义，朱晓娟还是常常忍不住想：要是当年刘金心没有被偷走，两个人的生活都不至于是如今的境况。

　　1992年，趁朱晓娟夫妇不在，家里的保姆偷走了一岁多的婴儿，在那之前，保姆的两个孩子都接连夭折，按照村里的迷信说法，她需要抱一个孩子回来“镇命”，才能在日后养活自己的孩子。她带着捡来的身份证去了劳务市场，应聘成为保姆，然后抱回了刘金心。

　　出事时，朱晓娟在上班，丈夫在出差。他责备她“没把孩子看好”，她反击他“还不是你找回来的保姆”，夫妻关系开始有了裂痕，它像炸弹一样埋在生活中，随时爆发。

　　唯一容易达成共识的是找儿子。此后三年，朱晓娟夫妇四处奔走，打听孩子的下落，哪有线索就往哪去，前后跑了二十多个省份。

　　1995年，他们生下了小儿子，同一年冬天，在河南寻亲时得到消息，兰考县解救的一批被拐儿童中，有一个名叫盼盼的孩子，年龄和长相与朱晓娟夫妇丢失的儿子相近。朱晓娟夫妇通过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做了亲子鉴定，如今那份两页纸的鉴定书已经变得破旧，在1996年1月15日的落款上方，一排小字写着结论：盼盼与朱晓娟夫妇有生物学亲子关系。

　　这个日后被证明并非亲生的儿子结束了朱晓娟夫妇的寻子行动。歉疚，加上失而复得的喜悦，让他们尽最大努力弥补盼盼。

　　再也不敢请保姆，于是把小儿子送到奶奶家，夫妻俩全心照顾盼盼。

　　盼盼性格调皮，上课坐不住，下课爱惹事，朱晓娟就每天亲自接送，监督他写作业，课余时间让他学书法，磨合性子。七八岁的时候，盼盼开始喜欢唱歌，朱晓娟就带他到两路口的少年宫，报名了音乐培训班。后来觉得画画挺稀奇，于是在素描班和水彩班也报了名。十多岁的时候，盼盼看到班上有人学跆拳道，回家和妈妈说也想学，能锻炼身体也不错，朱晓娟同意了。

　　在月薪几百块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朱晓娟给盼盼买了一千多块的圆号和将近四千块的萨克斯，一对一的老师，课时费要50到80块，“就想着那几年他在外面受了很多罪，那些缺失能不能在其他方面给补上，所以他想学什么就支持他去学。”而送去奶奶家直到小学毕业才接回来的小儿子，从来没培养过什么业余爱好。

　　当时，计划生育政策如火如荼，迎接盼盼回家后，这个二孩家庭不得不承担几百元的罚款，盼盼爸爸原本在警备区担任干部，后来也被调任到地方，成了银行里的小职员。

　　小孩成长步履不停，家里开销越来越多，经济压力越来越重。在互联网尚未普及的年代，盼盼爸爸借助在银行工作的便利，很早接触到了计算机，并且开始炒期货。

　　夫妻关系的裂痕越来越大，僵持几年后，以离婚告终，两个读中学的儿子由朱晓娟抚养。

　　朱晓娟一边在医院工作，一边兼职卖保险赚外快，加上家人的接济，生活得以周转。两个儿子陆续大学毕业，一个在金融行业工作，一个在汽车公司做销售，朱晓娟觉得，自己“熬出来了”。

　　被偷走的26年

　　“假儿子”盼盼在还算优渥的环境里长大时，“真儿子”刘金心正在经历那段日后不太愿意回想的童年。

　　被保姆偷走后，刘金心到了南充农村，保姆很快外出打工，把他交由养父照料。印象里，养父是一个脾气暴躁的男人，“打得啊……”刘金心皱着眉回忆，不再继续说了。

　　他向我演示了一个六七岁男孩的恐惧。挺直腰板，并拢双腿，垂着眼睛，手放在膝盖上，“只要听到他摩托车的声音，我就规规矩矩坐在客厅门边，不敢动。”

　　那些年他被四处寄养，有时在姑姑家，有时在外婆家，也有时在舅公家，飘来飘去，但生活“还可以”，温饱能得到基本保障，亲戚在监督自家小孩写作业时“顺便管一下”刘金心，也是在那段时间，他学会了逃学、抽烟、上网吧、打游戏。

　　初二那年，刘金心打算辍学到长沙去找当时网恋的女朋友。“考虑清楚了，以后别后悔，也别怪我就行。”养母说。刘金心拿到了一张火车票和一张银行卡，开始打工。

　　女生在洗脚城工作，到长沙后，刘金心也开始学习足疗、保健。可能是缺少母爱的缘故，他在恋爱时尤其喜欢比自己年纪大的女孩子，“特别是十多岁的时候，找女朋友就要找小姐姐那种，说不清道不明，喜欢比自己大的、姐弟恋，觉得挺安全的。”刘金心说。

　　后来的日子里，刘金心去过江西，也回过四川；卖过眼镜，也在涂料店做过接待。在他右侧的锁骨上，蜿蜒着一条几厘米长的疤痕，那是在广西打工时留下的。当时，刘金心在下班回宿舍的路上，途经贩鱼的摊位，脚下一滑摔倒了。十几岁的男孩子没当回事，回宿舍躺到床上休息，没多久发现自己起不来了，伸手摸摔伤的锁骨，摔成两截的骨头已经错位了。

　　同事给老板打电话，刘金心被拉到医院做手术。再后来，工作黄了，他拿到一笔补偿金，打算回南充。

　　临走前一晚，刘金心和朋友去网吧打游戏，困了蜷在沙发上睡觉，醒后发现钱不见了，连放在旁边的鞋也不见了。报警，警察建议去救助站；又打着赤脚到了救助站，和孤儿、流浪汉、智力残疾的人等等挤在一起，从柳州到武汉，再到贵阳、重庆，一站一站，二十多天后回到了南充。

　　许多年后，刘金心回重庆认亲，生母朱晓娟陪他逛解放碑、朝天门、七星岗。在刘金心离开的日子里，这座城市飞速发展，轻轨网络不断扩张，曾经的城郊、农村，也都立起了钢铁森林。小时候住过的警备区家属楼早就被拆迁，新的大厦笔直，那里成了整个重庆最繁华的地段。

　　“这些年来过重庆吗？”朱晓娟问。

　　“没。”想起曾经的落魄，刘金心没说。

　　“旧的伤疤被撕开”

　　按照既定的轨迹，刘金心会像许多人一样，打工、结婚、生子。

　　转折发生在2017年。他和当时的女朋友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因为双方家长没有提前沟通充足，在定亲当天，许多琐碎的细节让女方家长不满，最终，8万元的彩礼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那年7月，刘金心想着“长痛不如短痛”，和女朋友分了手。

　　那段时间，工作的地方换了“掌权的”，也不怎么顺心。刘金心干脆辞了职，待在家里酗酒。

　　脑袋里胡思乱想，又不知道在想什么。时而后悔做出了分手的决定，过后又觉得那是必要的；时而担心自己的处境，过后又觉得想也没用。喝酒，睡觉，无所事事。没过多长时间，刘金心意识到自己“精神上面出现问题了”。

　　夜晚猫和老鼠发出声音，刘金心觉得是来害自己的；耳朵里出现幻听，经常有歌声，并且不受控制地自言自语；抱着酒瓶子躺在沙发上，越来越觉得自己一无是处，时间久了，也觉得别人在戴着有色眼镜看自己，邻居是不是觉得我不行？继父是不是也看不起我？养母在客厅里和舅舅打电话，是不是在说我这也不好、那也不好？

　　刘金心崩溃了，去看精神科医生，抱回一堆治疗焦虑和抑郁的药。

　　那段时间，刘金心很快从110多斤长胖到了130多斤，肚囊鼓起来，头发和胡须也无心打理，生活一片狼藉。

　　低谷期尚未走出来，第二重打击又紧接着来了。

　　养母瞒着他去了重庆，通过媒体寻找刘金心的亲生父母。起初的说法是“看了一档寻亲节目受了感动，想要赎罪”，后来的说法是以为过了二十年的刑事诉讼期不再受法律追究，再后来也曾在一档节目中如此阐述：“他没有事每天就睡在床上边耍电脑边喝酒，喝醉了就睡，大瓶子小瓶子到处都是……现在你肯定婚也没法结了，我也没法管你了，算了，我还是去给你找亲生父母。”

　　新闻当事人刘金心是通过看新闻得知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新闻。朋友发来一个链接，里面讲述了一个曾经偷走小孩的保姆打算把小孩“还”给亲生父母，个人信息和照片翔实，刘金心就是那个曾经被偷走、现在被还回来的小孩。

　　“找到亲生父母是好事，但是至少等我生活、心理各方面都好起来了，现在这种状态下……”他重新抱起酒瓶子，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瓶接一瓶。

　　没过多久，亲生母亲朱晓娟被找到了。不似其他寻亲成功的母亲一样激动，朱晓娟蒙了，和刘金心一样，难以接受。

　　很久以前，朱晓娟成长在一个殷实的家庭中，她人长得漂亮，成绩好，被父母师长宠爱。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千军万马中过了独木桥，考上重庆医科大学，并且在毕业后进入医院，“是中级职称晋升最早的，领导很看重”。

　　但之后的日子，经历了结婚，丢子寻子；离婚，养子育子，从此和“母亲”这个身份紧紧地捆绑在一起。生活的重心，全都落在培养儿子身上；自我价值的实现，也全都寄托在儿子的成功上。“虽然放弃了我的事业，但是把两个小孩养大了，小孩也是我的成就；而且他们两个有出息了，实际上对我今后的生活来说也好。”于是放弃过出国的机会，经历过经济上的困窘，早早长出白发，用十多年的时间，将两个儿子送进大学，又送进职场。朱晓娟觉得，“终于熬出来了。”

　　没想到就在这时被告知，她付出很大精力和情感培养的儿子是“假”的，而“真儿子”，正在落魄不堪地过活。

　　在采访中，朱晓娟讲起以前的生活，弯着眼睛，笑容可掬。小儿子打小聪慧，但偶尔贪玩调皮；大儿子憨一些，也更黏人，十几岁时还会跑去母亲房间睡，朱晓娟调侃：“你好不好意思，这么大的孩子了。”儿子撒娇：“睡一下嘛，我是你的取暖器。”

　　就像那间三居室里没有属于刘金心的房间一样，朱晓娟对孩子的称呼也被另外两个男孩子占满。和刘金心在一起，她叫他“心心”，和旁人提起，则是“那个刘金心”，同时出现的表情，往往是蹙眉。

　　如今，朱晓娟的大部分精力用在诉讼上。去年7月，她正式起诉河南高院，今年5月底，案件进入“证据交换及庭前调解”阶段。

　　“旧的伤疤被撕开了，再撒一把盐。不对，应该说是再洒上酒精，疼得要命的。”这位曾经的医务工作者说，她希望河南高院为这些伤害负责，诉求是290余万元经济赔偿。

　　心有芥蒂

　　母子之间隔着消失的26年，血缘之亲也掺杂了尴尬和各怀心事的疏离。

　　不过，认亲伊始，刘金心对亲生母亲还是存有期待，“不管是怎么样，这么多年没得过母爱什么之类的，对吧？有时候还是有点渴望的那种。对吧？平时不会表达出来，但是有时候还是心里会想。”

　　2018年2月，母子聚在一起过春节、逛街、买衣服。和生母走在一起，刘金心会主动挽着她的手，这是以前二十多年里，和养母从未有过的。

　　聊天，多数时候是刘金心在说，讲自己这些年经历过的事、吃过的苦，“倾诉，像机关枪一样，啪啦啪啦地，全都扔出去了。”

　　回到南充后，两个人保持微信联系，每隔一段时间，朱晓娟的微信里就会收到刘金心发来的消息，字不多，常常是：妈，想你了。

　　但这份热情没有持续太久，刘金心觉得生母对自己有点“冷”，微信聊天时，有时会不回消息，有时是一个“哦”，还有时她会打电话过来，长篇大论地说教，告诉他“一定要好好工作，过正常的生活”。

　　在生母的家中，刘金心见过“另一个自己”——曾经被错误亲子鉴定送回的男孩盼盼，他个子高，人长得帅气，“说一点都不自卑是不可能的，文化程度、从小受到的教育和培训，各方面综合起来，肯定是有差距的。”刘金心说。那次见面，朱晓娟的小儿子、刘金心的亲弟弟也在，三个男孩聚在一起，话不多，有一搭没一搭地随便聊聊，刘金心觉得尴尬。

　　寻亲目的，也一度是这段关系中的敏感词。在一次家庭聚餐时，外婆对三个男孩子说，你们都是我的外孙，以后结婚的时候，我都会表示表示。

　　刘金心当场急了，为了这件事，还和朱晓娟吵了一架。朱晓娟觉得他不懂事，他觉得生母一家对他心有芥蒂：“好像我来认亲有什么别的目的似的。”事后又反思，可能那段时间自己确实太敏感了。

　　和房子相关的事也让刘金心头大。养母试图卖掉刘金心名下的房子。养母撺掇刘金心去打探生母的房产。生母因为这件事怀疑刘金心寻亲的初衷。生母嘱咐刘金心一定要守住养母买给他的那套房……

　　朱晓娟觉得，刘金心被保姆“养废了”，不爱工作，经常辞职，还酗酒、打游戏。“我们家没有像这样的人，两个小孩，包括孩子父亲，都是很勤快的人，但是他怎么回事？我感觉是保姆从小没有给他一个正常的家，像流浪汉一样在外面飘，飘到什么时候算什么时候，就养成了那种不自律、游手好闲的性格。”

　　刘金心早就得知了生母的此类想法，他甚至有些后悔，不该在刚刚认亲时倾诉那么多，在他看来，如果当时少说一点，生母对他的轻视可能也少一点。

　　后来，刘金心开始刻意与生母疏远。不再手牵手走路，很少发“想你了”，也尽量不去无所顾忌地倾诉，2018年，每到节假日会去重庆和家人团聚，但2019年以来，他开始主动降低联系的频率，上一次见面，还是春节的时候。

　　6月15日，记者和刘金心坐在成都东郊的咖啡馆里闲聊，电话响了，是生母那边的外婆。“晓得了，晓得了，我能上啥子当了？要得要得，好好。”挂掉电话，他表情夸张地说，这是今天打来的第三个电话了。

　　如今，不管是养母那边的家人，还是生母这边的亲戚，外婆是唯一和刘金心联系最多的。他回忆，这位七十多岁的老人如今糖尿病、高血压，眼睛也不怎么看得见，本来身上就没有太多钱，春节时还是掏出了一千块交给刘金心。那次，他在外婆家看到她保留着他出生时医院给的小铜板，刻着1991年3月7日，是他的生辰。

　　“想到这些心里会舒服一点，至少还有人关心我。”刘金心说。

　　去年，刘金心还会控制不住地酗酒，如今，他说自己“慢慢醒了”。“为自己也好，证明给别人看也好，先让工作有些起色。”

　　更长远的规划，可能还是会回到南充，“只有那栋房子是属于我的，其他什么都不是，属于自己的才是最真实的。”

　　新京报记者 王双兴 重庆、南充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