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政山东》：电视问政不是斗兽场

　　“政府命令我，限期三天完成整改。”下午3点，张涛接到一个电话。

　　张涛是山东省邹平市长山镇前石村的一名土地承包商。3月3日，在山东广播电视台的《问政山东》节目中，他承包的土地里有一座约2万立方米的“垃圾山”，作为“垃圾下乡”问题的典型被曝光。

　　接到电话后，张涛紧急联系了80辆大货车，配合政府提供的挖掘机、推土机，昼夜不停地工作。3天内，上至省住建厅厅长、下至前石村村支书，都来督办整改。

　　督促张涛迅速整改的节目《问政山东》，是山东第一档省级电视问政节目，由省委书记刘家义主推。从今年3月起，每周都有一位省直部门负责人在节目现场，接受“辛辣”问政，并在节目播出后解决问题。目前播出的14期节目，已涵盖该省医疗、环保、交通、教育、食品安全等多个社会民生领域。那些过去被一拖再拖、无法解决的“老赖”问题，统统得到了迅速解决。

　　“问政看起来犀利，但最后落实下来往往是曝光哪里改哪里。”一名节目观察人士表示，如果发生问题的根源没触动，实际解决的只是个体，“能否多维度地举一反三，是检验《问政山东》效果的试金石。”

　　辛辣问政

　　“刚才都说了，马上要处理。就看他处理不处理，不处理我们去处理。”6月13日晚，面对节目曝光的济宁市内一处非法采砂点，镜头前的山东省自然资源厅厅长李琥措辞严厉。他放下话筒，身子向后一倾，用力合上一支笔，承诺如果地方政府不解决，省厅会亲自出马。

　　这是《问政山东》的第14期，“回头看”特别节目录制现场。蓝色的演播厅内，来自山东省教育厅、省农业农村厅、省自然资源厅、省民政厅的四位正厅长坐在舞台左侧，再次接受媒体问政。

　　观众席的第一排，坐着山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华和副省长凌文，后面是省内16个地级市相关职能部门的“一把手”和工作人员。他们大多身着白色短袖衬衣、黑色西裤，带着皮质公文包。

　　李琥“发威”的一幕，发生自直播的第36分钟。主持人问他今年4月11日的节目曝光后，省内非法采矿的整治情况。事实上，4月17日，省自然资源厅就下发了集中清理整治、严厉打击违法开矿的通知。这一次，李琥低头看着事先准备好的A4纸，回答说，近两个月内，省自然资源厅排查开采矿点是4122个，立案查处565件，关闭取缔408个，对非法开采者刑事拘留86人。

　　李琥没想到，自己话音刚落，主持人便播放了一条短片。记者暗访发现，就在节目播出当天，济宁市汶上县与兖州区交界的一处非法采砂点仍在作业。附近的一名村民说，采砂只在晚上进行，“白天（路上）有沟，晚上用钢板垫上，拉砂车呼呼地往里过。”

　　在《问政山东》，像这样带着“辣味”的提问、反馈是一种常态。3月21日的节目里，乡村卫生室距离远、设施落后的问题被曝光后，省卫健委主任袭燕在节目组的带领下走了5.3公里山路，体验农民看病难。6月20日的节目，反映了化工园区内村庄搬迁难的问题，主持人直接质疑“是否（山东省工信厅）工作不到位？”该厅厅长汲斌昌当场表示，“如果到2020年6月他们不能如期完成，我辞职。”

　　直播过程中，节目督办员李莎经常打断一把手们的话。“厅长，您就给我们一句话，这事儿能不能办？”“能不能给我们一个准确的时间？”6月20日，针对民营企业遭遇政府欠债的问题，李莎更是临场发挥讲出“官赖”一词。第二天，“官赖”就成了齐鲁网的新闻标题。

　　山东广播电视台舆论监督部副主任原宝国是节目的负责人之一。他说“辛辣问政”背后，自己也和同事们讨论过节目的尺度，尤其是第14期“回头看”。“你媒体曝光一次，老百姓说好！两次三次还是同样的问题，那你这个栏目的意义在哪儿呢？”6月13日晚，他驾车行驶在济南的街上，偶尔皱皱眉头。

　　原宝国说，有节目组成员认为，一而再、再而三的辛辣曝光，会打击政府机构工作人员的积极性；但如果办成不疼不痒的“茶话会”，则会让这档节目失去生命力。“后来我们讨论决定，增加辣味，能帮老百姓解决一处问题是一处吧。”

　　“连夜整改已成标配”

　　问题确实可以得到解决。

　　6月13日的“回头看”节目中，李莎问李琥，非法采矿利益巨大，高压态势下依然有人铤而走险，政府是否有继续整治的信心。李琥说，这不是信心的问题，是必须。

　　据媒体公开报道，节目播出当晚，济宁市政府召开紧急视频会部署整改。第二天上午，省自然资源厅督导组到达现场时，当地正启动非法采砂点的土地复耕治理工作，涉案人员已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

　　“说实话，要不是当地公安部门介入，光靠自然资源部门解决不了问题。”6月22日，一名在“回头看”节目现场的公职人员说，节目对各省直部门问政后，压力传导到了地方政府，有了这样的先决条件，才能实现上下合力、多部门协作，解决过去解决不了的问题。

　　据制片人田进介绍，《问政山东》目前已曝光了60多个大类的130多项具体问题，它们普遍得到了迅速解决。3月22日，针对某医院手术中临时加项加价问题，原济南市卫计委连夜赶到医院所在地，封存档案，调查取证。5月18日，针对外卖脏乱差，省市场监管局约谈了相关网络订餐平台负责人……在原宝国看来，问政之后，连夜整改已成标配。

　　陈正斌是济南当地的一位律师，他亲身检验过这样的整改速度。

　　5月下旬，陈正斌为案件当事人到枣庄市西王庄派出所调取户籍信息。依据律师法，他只要拿着律师执业证、律所证明，就能拿到当事人的户籍信息。但这一次，他却被告知只能查询户籍，不能出具书面证明。

　　“我当了十多年律师，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陈正斌告诉新京报记者，以往在其他地方派出所调取当事人户籍证明，不排队的话只要不到5分钟。

　　为了这个户籍证明，陈正斌在西王庄派出所和枣庄市公安局户政管理处，前前后后跑了三天，市公安局户政处工作人员一直推说“领导不在，开会去了”。到了第三天，派出所终于开出了证明，说这是看外地律师来了好几天，请示领导后的特殊照顾。但法院要求户籍地址要具体到村庄、门牌号，西王庄派出所的户籍地址只开到了乡镇一级，“根本没法用”。

　　无奈之下，陈正斌想到了《问政山东》。5月30日，他在山东广播电视台闪电新闻客户端留言，当晚就收到了节目记者的核实电话。6月6日，他作为问政省公安厅的主角之一，出现在节目组拍摄的短片中。

　　节目播出的第二天，陈正斌一大早便接到记者电话，跟随省公安厅督导组再次前往西王庄派出所。工作人员只用了约3分钟，便开出一张符合要求的户籍证明，还说之前对政策认识不到位，要全面整改，向他道歉。

　　6月20日，山东省公安厅官网上贴出了《关于规范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查询诉讼当事人户籍登记信息工作的通知》，规定自7月1日起，律师可向当事人户口所在地、律所所在地的县级公安机关、派出所申请开具户籍证明。“实际上是可以异地申请了。”陈正斌说。

　　不论是否就职于被问政的单位，山东省内的公务员都能感受到来自节目的压力，许多人看直播一期不落。今年5月，节目观察员、山东省政府参事宋传杰曾到省内多个县市访友。不少公职人员表示，他们会在办公室集体收看节目直播，“至少那个县分管那块业务的副县长，当天晚上都是寸步不离地守在电视机前。”

　　督办员李莎也接到过类似反馈。问政发改委前一周，李莎在商店遇到一名自称来自发改委系统的女士，拉着她聊了20多分钟。那位女士表示自己是《问政山东》的忠实观众，看节目就跟追剧似的，“一期一期地看”。

　　山东资深记者王华（化名）注意到，某期节目中，一名坐在观众席上的局长被点名解释曝光的问题，他拿着话筒的手在发抖，说“主持人，我跟你汇报一下这个情况”。

　　王华说，山东官场上下级区别分明，那名局长却自称“汇报”，相当于把主持人当成了自己的上级。

　　48小时筹备上马

　　《问政山东》的诞生，缘起于2019年2月11日召开的山东省“担当作为、狠抓落实”工作动员大会。

　　那是2019年春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山东省委书记刘家义发表了一篇万字讲话，要求推行电视问政、网络问政，提出“每周安排一名省直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公开向社会和群众答疑”。

　　2017年3月，刘家义从国家审计署审计长调任山东省委书记，多次整饬山东官场风气。据《大众日报》报道，2018年7月，他在一次省委会议上要求，省级新闻单位要加大舆论监督力度，“对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问题不闻不问,不担当不作为甚至违法乱纪的行为坚决予以曝光。”

　　“其实看到他（刘家义）的讲话后，就知道我们要做这个事儿了。”原宝国说，从2月起，台里便开始筹备电视问政，公共频道《政事面对面》节目的不少人马被调了过来。其中，原宝国做过近20年社会新闻记者，主持人朱文超是专业新闻节目主播，督办员李莎有过一线记者经历，制片人田进则当过《山东新闻联播》的记者，对时政领域相当熟悉。

　　一位消息人士表示，第一期《问政山东》原本定于3月中旬后上线。但2月26日，山东省委办公厅、山东省政府办公室突然召开紧急会议，要求首期节目必须在3月初上马。

　　当天下午在省委第三办公室开会时，大多数省直部门的工作人员都没有心理准备，纷纷表示3月初节目首播时，他们的厅长有事、要开会。“在场的省委副秘书长、省政府秘书长意见一致，‘谁想请假，让你们厅长自己去跟家义书记讲。’一下子谁都不说话了。”上述人士说，在省委宣传部的统一安排下，第一个接受问政的部门很快确定下来——山东省住建厅。

　　但那时距离节目录制，只剩大约48小时。田进找同事借了一张折叠床，两天只睡了30分钟；原宝国比他好一点，在办公室的沙发上眯了两小时。事后回忆起来，田进认为那是“兵荒马乱的48小时”。

　　寻找选题时，节目组会找那些可以解决的问题曝光，不能解决的不碰。一名熟悉节目组情况的人士表示，《问政山东》的定位不是为了“打人”、让官员下不来台，而是解决问题，所以问政省住建厅时，节目曝光了垃圾山清理等问题。这一原则沿用至今。

　　选题确定后，原宝国从他负责的另一档舆论监督类节目《今日聚焦》抽调了5组人马，让记者一天采访，后期火速剪辑。

　　山东省委省政府也为节目提供了便利。对于电视台，各级官员的统筹调度是比较难以掌握的一环，但在《问政山东》，省政府办公厅下设的“创新公开监督协调办公室”帮他们把问题解决了。原宝国说，每次需要与被曝光地的政府连线时，前方记者还没到达现场，有些县长、县委书记已经在办公室里等着接受采访了，“这在以前做社会新闻时，是根本不敢想的。”

　　一位接近节目组的消息人士表示，3月初第一期节目播出时，刘家义正在北京参加全国两会。他看过后提了两个要求：一是今后必须直播，不能像第一期一样录播；二是主要问题由主要负责人回答。

　　“实际就是把一把手摆在了中心位置，你不要把问题推给副职。”上述人士指出，为此，节目组特意调整了演播厅的舞台设计，让一把手的位置比其他副职更靠近舞台中心，直面问政。

　　记者在明处，需要曝光的问题在暗处

　　《问政山东》是周四直播。每到周三，节目组都要开个“磨刀子会”。十多个人聚在一间小屋子里，以即将问政的问题和部门为蓝本，分角色扮演，模拟官员的反应。他们会列出近100个问题，让朱文超、李莎逐一提问。每个问题都要像刀子一样锋利。

　　5月23日，节目曝光了“医保定点药店机构不实、异地刷卡不显示信息”的问题，李莎突然向山东省医疗保障局局长张宁波发问，“看到这些情况之后，我不知道您尴尬不尴尬？”或许是有些出其不意，停顿一两秒后，张宁波舔了一下嘴唇，“确实冒汗了”。

　　但节目播到三四期时，已有官员开始掌握应对问政的套路。“首先，上来态度要好，承认错误，不找理由。然后就是承诺整改。”原宝国说。

　　据一位山东某省厅相关负责人介绍，上节目前的一周，厅里各部门都会围绕媒体热点、信访线索展开讨论，把可能被问政的事进行汇总，“具体的事儿可能不知道，但大方向基本是能判断的。”

　　有了事前准备，一些官员来直播时会带上厚厚一摞文件，有准备地回答问题。一位消息人士表示，看上去就像是对曝光内容有了解。刘家义看到后曾做出指示，电视台不能与有关厅局事前沟通。“实际上，我们的保密工作是非常严的。他们准备材料就像‘课本’与‘考卷’的关系。”原宝国说。

　　除了直播前的功课，另一种准备是有关厅局、地方政府对节目组的严防死守，“防火、防盗、防问政山东记者”。原宝国说，他们现在最大的困难是“采不到”。“观众可能觉得，调查记者在暗处，被问政的部门在明处。实际是我们在明处，需要曝光的问题躲在暗处。”

　　6月12日晚，《问政山东》记者想进入济宁市兖州区的非法采砂现场拍摄施工画面。在漆黑一片的乡间小道上，遭到了至少4辆不明车辆的围追堵截，直到记者将车开到派出所才躲过一劫。

　　还有一次，《问政山东》记者暗访某地的违章建筑，当地政府得到风声后，赶在直播前一天把它拆除了。“他们还制作了视频，说4月8日接到群众举报，4月10日就把违章建筑全拆了，当成正面典型在宣传。”原宝国说。

　　由于节目时长有限，每周只能播放四五个案例，并非每个问题都能被涉及，一些基层公务员把被曝光称为“中大奖”。宋传杰说，如果一个问题恰巧没被曝光、或是这个市县区没有涉及，过了节目播出的那天，整个条线都安稳了。“所以一些地方官员说，他们是‘战战兢兢70分钟，平平安安365天’。”

　　原宝国也很清楚这一点：“我不知道别人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期待，但一档电视问政节目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

　　尺度究竟有多大

　　不仅是在山东，近年来，武汉、西安等地都出现了现象级的电视问政节目。据《南方周末》报道，2011年，武汉电视台在市委书记阮成发的主导下，创立了直播式的《电视问政》；2016年，西安电视台的《问政时刻》节目，在时任陕西省委常委、西安市委书记王永康的力推下“发威”。

　　对此，一名问政类节目制片人表示，节目的尺度有多大，取决于在它背后支持的权力有多大。“有的节目背后是纪委监察委，有的节目背后是地方党政的一把手。”

　　据《武汉晚报》报道，2013年7月3日，时任武汉市委书记阮成发亲自来到《电视问政》演播厅，鼓励工作人员“继续保持犀利风格，坚持问题导向，不作秀，不遮遮掩掩，特别是对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问题，一定不绕道走，哪怕让台上的领导干部难堪一点，也要问下去！”

　　西安的《问政时刻》，同样火药味猛烈。据央视报道，该节目开播后的20期内，西安市的房管局、教育局、原卫计委、食药监局、工商局、城管局等多个部门被问政，曝光问题近300个，向两办督查室移交问题线索672条；问责干部915人次，涉及人员677名。2017年2月，节目曝光了一件延宕20年的污染顽疾，之后，户县环保局的3名主要领导被迅速免职。

　　与《问政时刻》相比，《问政山东》似乎温和得多。在节目的官方微博上，不少网友批评其“不够辣”，因为14期节目曝光的问题，多为职能部门监管不到位，政府机构本身存在过错、需要承担责任的很少。

　　“问政山东不是斗兽场。”在原宝国看来，电视问政不仅是为了让官员红红脸出出汗，而是要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不过，曾经红火一时的武汉《电视问政》，一路走来并不顺利。“刚开始，武汉电视人使出了真功夫，官员们一个个被问得大汗淋漓，无处可逃。但年底的行风评议，电视台排在了武汉市的倒数几名。”2014年，《东方早报》发表了一篇针对《电视问政》的评论。文中写道，经过官员们教育，电视台不得不要求主持人不要问得太狠，不能让官员们以为是记者问政。

　　文中还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因为武汉总淹水，电视台让一名观众在节目直播现场给水务局长送了一双雨鞋，局长很尴尬。不久，官方就提出要求，禁止电视台给官员送那些会让他们尴尬的“礼物”。

　　2016年，阮成发从武汉市委书记任上调离，到云南担任省委副书记。光明网曾报道，后来武汉《电视问政》逐渐从“问政”变为“问策”。一名武汉电视台的人员表示，“过去电视问政曝光一个问题，由问题所涉及的负责人来回答，被问的嘉宾经常怕和躲。而现在，则是由嘉宾共同探讨问题解决途径。”

　　6月13日的直播结束后，原宝国终于有了短暂的休息时间。最近三个多月，他每天下班回家都在晚上10点后。

　　他在手机备忘录里写下了许多做节目前后的心情，每条三四百字，占满了一个手机屏。在一段长长的自白末尾，他形容自己是在“刀尖上跳舞的人”。

　　“有可能是万众瞩目，也可能是万箭齐发。”原宝国说。

　　新京报记者 付子洋 山东济南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