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挥独特优势 民企助力扶贫攻坚

　　2015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确保2020年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这也被明确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和标志性指标。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基本方略。

　　长期以来，政府一直承担着反贫困的主要任务，在实现大规模减贫上发挥了核心作用。相对于政府主导的扶贫模式，企业扶贫也拥有自己的独特优势。比如，最大限度组织市场、技术、信息、资金、人力资源等要素开展产业扶贫；形式多样的民营企业岗位为贫困群众提供因人而异的生产或就业机会，在扶贫的目标群体瞄准上更精准。

　　因其特有的包容性发展与可持续发展优势，以及“造血”扶贫的内在潜力，民营企业成为参与我国扶贫开发的重要社会力量之一，成为构建“大扶贫”格局的重要一环。

　　据国务院扶贫办6月26日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由全国工商联推动的“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现在已有7.64万家民营企业结对帮扶4.88万个建档立卡贫困村，有1000多万贫困人口受益，成效显著。

　　2013年底从区域扶贫转向精准扶贫

　　上世纪80年代，我国开始大规模扶贫，1986年起，真正有了扶贫政策。回顾我国的扶贫历史演变，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区域扶贫开发，时间段为1986年至2013年。最开始，扶贫的主要对象是贫困县；2001年起，既扶县又扶村；到2011年，区域扶贫对象丰富为三个层次——行政村、贫困县、片区，通过促进贫困地区的发展带动减贫。总体上，这个阶段主要是区域扶贫开发，不叫精准扶贫。

　　第二个阶段从2013年底、2014年初开始，政策出现了重大转变，我国的扶贫工作转向精准扶贫。“虽然第一阶段的区域扶贫开发达到了目的，推动了一些贫困地区更快速发展，但是，当7亿至8亿贫困人口减少为不到1亿贫困人口时，剩余的贫困人口越来越难从经济增长中受益，自己从贫困中走出去的难度越来越大。”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扶贫研究院院长汪三贵说。

　　面对这种形势，如果不采取更有针对性的措施，不针对每家每户，想完成到2020年解决现有标准下所有贫困人口的绝对贫困问题，是不可能的。为了实现“到2020年一个不落下”的脱贫目标，就要把贫困户一个个找出来、一个个去帮，这就叫“精准扶贫”。

　　政府、企业、金融机构各司其职

　　精准扶贫的涉及面非常广，很多主体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政府、企业、金融机构、社会组织各自扮演了不同角色。

　　汪三贵表示，政府最大的作用是构建了政策体系，动员大量财政、教育资源，组织社会力量参与，起的是核心作用。尤其是深度贫困地区、特殊贫困人口，需要更多政府的保障机制。

　　其次是企业。产业扶贫是市场机制的扶贫方式，必须有市场主体参与才能做好，诸多企业以这种方式参与扶贫，带动建档立卡贫困户发展产业，或为他们提供就业机会。“如果没有企业参与，产业扶贫是不可能做得好的。”汪三贵说。

　　金融机构在扶贫工作中亦扮演重要角色，尤其是在产业扶贫中支持产业发展。银行的信贷部门为贫困地区提供了大量信贷资金，比如向贫困户提供三年免息的创业扶持资金，向参与扶贫企业提供信贷资金等。另一个很重要的助力是保险机构，他们提供自然灾害保险，以及价格、成本等保险，减少产业发展的风险。很多保险机构也参与了健康扶贫，在政策性保险的基础上补充商业保险，比如在一些贫困地区推出了“防返贫”保险。

　　最后，社会组织在精准扶贫中的作用也很重要，当前，精准扶贫以政府为主导、全社会参与，对口扶贫、定点扶贫、协作扶贫，都离不开社会组织乃至公民个人的参与。

　　民营企业与贫困地区“双赢”

　　产业扶贫是巩固脱贫成果、实现可持续扶贫的关键，但产业扶贫存在市场风险。由新京报社、《中国扶贫》杂志社联合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扶贫研究院联合编制的《中国民营企业精准扶贫报告》指出，民营企业天然是市场化的主体，能最大限度地组织市场、技术、信息、资金、人力资源等要素，在贫困地区开展产业扶贫，通过产前、产中、产后的全方位技术支持与服务，降低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发展生产的风险，实现企业发展和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双赢”。

　　去年，贝贝集团旗下贝店的“一县一品”帮扶恩施土豆案例入选国务院扶贫办发布的《典型案例汇编》，成为电商精准扶贫的一个样本。

　　恩施市为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州政府所在地，不少村子因地理位置偏僻、交通不便，招商引资难，成为深度贫困村。去年，恩施土豆上线社交电商贝店试卖，一下卖出了20万斤。去年9月，双方达成战略合作，恩施土豆正式上线贝店销售，3小时突破10万斤，首日销量超30万斤。恩施土豆销路不愁，恩施市众多种植土豆的贫困户再也不怕滞销，能踏踏实实干活挣钱了。

　　贝店探索的“社交电商+技术培训+消费扶贫”的电商助农新模式不是唯一案例，电商成为农业产业化新引擎，助力精准脱贫，早已不是新鲜事。在“互联网+”的引领带动作用下，电商与脱贫攻坚深度结合，扎实推动了乡村振兴。

　　对于扶贫产业发展的产销对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副研究员伍振军表示，政府应帮助开拓渠道，搭建好平台，推动批发市场、大型超市等市场主体与贫困地区建设长期稳定的产销关系。同时，推进电子商务进农村，增加特色产品销售渠道。

　　“攻坚”深度贫困和特殊贫困

　　家住贵州省毕节市大方县的丁学志，一家五口挤在不足30平方米的房子里。由于身患血液疾病，他不能干重活，无法外出打工，二女儿又患有智力残疾，全家收入一年到头不过2000元，生活捉襟见肘。在恒大集团的帮扶下，丁学志一家搬迁至恒大援建大方县奢香古镇移民安置区，通过恒大吸纳就业培训，他还进入了恒大援建纯种安格斯牛第七育种场工作，每个月基本工资3500元。

　　在多维贫困农户的识别中，收入、教育、健康、公共服务4个维度里，健康的指标为“家中患病人数”，若家中有2个及以上患有残疾、慢性病、精神病或其他疾病的人，则赋值为1。

　　党的十八大以来，残疾人被纳入国家脱贫攻坚战略布局，作为脱贫攻坚的重点群体，在制度设计、政策安排、项目实施上给予支持。新京报记者从中国残疾人联合会获悉，截至2018年，116.1万残疾人脱贫退出建档立卡；残疾人接受实用技术培训58.8万人次；1.3万农村残疾人获得康复扶贫贴息贷款扶持；5490个残疾人扶贫基地安置7万残疾人就业，扶持带动13.5万户残疾人家庭。

　　扶贫越到最后，脱贫难度越大。对于残疾人等特殊贫困人群，汪三贵指出，这属于贫困人口中条件、能力更差的人群，“深度贫困地区的贫困人群、一般贫困地区的残疾人等特殊贫困人群、内生动力不足的贫困人群，这些人的扶贫更需要攻坚，要解决这些群体在发展过程中的核心限制因素。”

　　目前，全国共有334个深度贫困县。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欧青平表示，深度贫困地区致贫原因复杂、贫困程度深、脱贫难度大，是脱贫攻坚最大的短板。2018年到2020年，中央财政对深度贫困地区投入的资金达2140亿元，同时，大力动员社会力量向深度贫困地区倾斜。2018年，334个深度贫困县减贫480万人，占全国减贫总数的38%；334个县的贫困发生率比2017年下降了4.9个百分点，比全国下降的速度快3.2个百分点。这两组数据说明，对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政策效应在持续发挥作用，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成效在显现。

　　■ 对话

　　“有动力有能力，才能高质量脱贫”

　　●汪三贵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扶贫研究院院长

　　新京报：“精准扶贫”理念自2013年11月首次提出，至今已近六年。我国在近六年的探索和实践中，取得了什么成绩？

　　汪三贵（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扶贫研究院院长）：从直接减贫成果来说，我国贫困人口以每年减少1000多万人的速度在大幅减少。国务院扶贫办数据显示，2012年到2018年，我国贫困人口从9899万人减少到1660万人，连续六年完成了平均每年减贫1300多万人，从10.3%减少到目前的1.7%。贫困县“摘帽”的步伐也非常快。2016年有28个县退出贫困县，2017年125个县退出贫困县，2018年283个县摘掉“贫困帽”。

　　今年，1000万贫困人口的扶贫移民搬迁也将基本完成。大部分省份的偏远山区都会组织移民搬迁，从生存条件差的地区移民到相对条件好的地方，比如从山区搬家到城镇。这意味着生活在“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这种偏远地区的贫困人口，获得了更好的发展环境。

　　新京报：如何激发贫困人口的内生脱贫动力？

　　汪三贵：我们说稳定脱贫，不是简单地给贫困人口送钱送物资，到2020年以后政策一取消，他们又返贫了。很多贫困人口的内生动力不足，一个原因是长期处于贫困境地，曾经努力奋斗过却没有成果，长此以往，他会觉得干与不干差别不大，就不愿意上进了。所以，不能单纯地说教，不能单纯地给钱给物，必须要让这部分人就业、参与进产业，只要干活了就会发现有收获，干劲也会越来越大。有动力也有能力，才能实现高质量的脱贫。

　　新京报：发展区域性的特色产业是一条重要出路。如何做到各贫困地区特色产业的差异化，避免千篇一律的同质化？

　　汪三贵：贫困地区的自然条件有特殊性，比如西南地区的土地资源非常匮乏，不能指望他们做粮食等大宗农产品，他们没有这个能力。所以，需要发展区域性的特色产业。贫困地区拥有多样化的资源禀赋、生态条件，工业不发达污染少，很适合生产高质量农产品。对于中国的城市来说，低端农产品过剩，高端农产品供不应求，城市人口需要大量的高质量农产品，这为贫困地区发展特色农产品产业提供了很好的机会。另外，乡村游也是很好的产品，非常受城里人欢迎。

　　当前，我国贫困地区特色产业的同质化还是比较严重的。如何避免同质化？贫困地区应该牢牢抓住自己的禀赋优势，做小众、特色产品，而非大众的农产品；不要过度追求规模，而是追求特色，才能避免同质化现象。尤其重要的是，要尊重市场规律，由市场主体决定发展什么，而不是依靠政府去大面积推动，否则很容易出现同质化。

　　新京报：我们应如何应对返贫风险，巩固脱贫成果？

　　汪三贵：返贫有多种原因。一个是自然灾害，导致已脱贫的贫困户收入下降，这需要依靠灾害救助政策、保险政策，成本保险等市场保险很重要，可以应对市场变动导致的收入下降。另一个是因病返贫，这需要进一步建立健康扶贫体系，比起生了病再不遗余力地去治疗，更有效的方式是疾病防治，这方面应有更多作为。

　　在产业扶贫方面也应有更多配套政策，保险的覆盖面应更广，保险产品更丰富，以此来降低产业扶贫的风险。贫困人口做产业风险很大，他们不懂市场、没有技术、缺乏资金、抗风险能力差，投入钱却亏了的现象很常见。想做好产业扶贫，必须由市场主体带动贫困人口，给贫困户解决市场、技术、经营管理等问题。另外，目前保险的覆盖面还远远不够，比如，保险能覆盖大宗农产品，却覆盖不到贫困地区的特色产品。

　　新京报：2020年后，我国扶贫策略将出现什么变化？

　　汪三贵：贫困是一个长期的历史现象，需要分阶段解决。在当前阶段，要解决现有标准下的绝对贫困问题；脱贫攻坚完成后的未来数十年里，将针对相对贫困问题，用制度化的方式去解决。不是说未来不扶贫了，而是不同阶段有不同阶段的目标。

　　2020年后的扶贫将发生五个变化：一是转向相对扶贫；二是城乡扶贫一体化；三是注重自我发展能力和内生动力；四是更多依靠市场和专业性民间组织；五是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2020年后，扶贫作为乡村振兴中的一个内容，将不再是近五年这样全社会动员的模式，而是在政府的指导下更多依靠市场的力量，培养贫困户的能力，让贫困户能参与市场，同时发挥各种专业性民间组织的作用。

　　A特02-A特03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王海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