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规划师的“街巷变革”

　　在东城，胡同大院堆放的杂物消失了，为棋桌、无障碍扶手“腾地儿”；在海淀，学生的“客厅”画作绘上了大白墙，给街道高冷的“学府”气质增添生活气息；在通州肖庄村，停车场和绿地写进规划导则，弥补了配套设施的短板……为环境改变带来思路的，是日渐走入我们生活的责任规划师。

　　今年5月，《北京市责任规划师制度实施办法（试行）》发布，北京市全面推行责任规划师制度。大批规划师来到社区和乡村，倾听居民心声，组织居民参与，让规划更“接地气”。从环境整治到街区更新，“新职业”的背后，是北京城市治理精细化、专业化的提升。

　　在这一过程中，如何将工科思维转变为人文思维，如何应对审美差异、捋顺权责，如何让新制度走得更稳，仍需要规划师不断思考与探索。

　　胡同破砖碎瓦搭建起“微花园”花坛

　　史家胡同的宗阿姨没想到，自己家门口一块空地变身小而美的“微花园”后，成了街坊邻居的街拍打卡地。

　　“不愧是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北规院）和中央美院的年轻人，审美确实不一般。我家门口那几块破砖碎瓦，被他们垒成了带镂空装饰的花坛。”宗阿姨说，现在她每天用养鱼水和淘米水浇花，为了悉心打理花园，连旅游都顾不上去了。

　　“微花园”项目出自朝阳门街道责任规划师之手，他们利用“旧物”，见缝插针对社区进行微改造。

　　责任规划师，是由区政府通过公开招聘、社会招募、定向委托等方式选聘的独立第三方人员，为责任范围内的规划、建设、管理提供专业指导和技术服务。他们大多来自规划设计院和高校，包括建筑、市政、交通、景观等专业工程技术人员。

　　2017年，“责任规划师”率先在东城试点，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清华同衡、北京工业大学等12家知名设计院和大学，参与街巷设计和实施。在街区更新过程中，两年多来，规划师、设计师们的“美学”逐步渗透了百姓生活。

　　今年“六一”前夕，年轻的责任规划师带着史家小学的“小规划师”钻进胡同做mapping，让小学生通过“儿童视角”观察社区，发现社区，捕捉社区的气味儿。

　　流浪猫狗没有窝，孩子放学后没地方玩儿……发现了社区的缺失后，孩子们用黏土、彩纸搭建了“理想社区”模型，“搬”到了史家胡同博物馆。在这些充满梦幻童真的社区中，小动物有了家，孩子也有了蹦床等游乐设施，垃圾箱装上了空气净化器……

　　作为责任规划师，北规院的高级工程师赵幸说，生活条件变好了，但胡同中儿童活动的空间反而局促了，没有让孩子上蹿下跳的场地，“为了让小朋友参与到规划中，我们开设了小小规划师工作坊，教小学生了解什么是社区，带他们去胡同绘制地图，让他们亲手搭建理想的社区模型进行展览。其中靠谱的想法，将通过后续微空间整治项目落地。”

　　居民票选方案 大白墙“换装”客厅

　　去年，海淀等区开始试点责任规划师制度。与东、西城区规划重点不同，位于中心城的海淀区、朝阳区、丰台区、石景山区的街区更新工作更多围绕治理“大城市病”开展。

　　在海淀区学院路街道，二里庄斜街的大白墙悄然“换装”，绘上了客厅、卧室、餐厅等生活场景。

　　二里庄斜街曾是开墙打洞的重灾区，经过“背街小巷”整治后，沿街门脸被关掉了，但墙壁却刷成了单调的白色。这里是石油附小学生的必经之路，一些顽皮的学生在大白墙上留下了脚印。北京林业大学一位学生想了个脑洞大开的方案——把客厅、卧室、餐厅等大家熟悉的生活场景画在外墙面上，并在墙下设立扶手和靠背，供等候的家长休息。

　　规划师们觉得方案挺有创意，邀请居民来提提意见，没想到居民们你一言我一语，提了一大堆意见。本来以为方案可能要“凉”，却在最后投票环节出现“反转”——墙绘方案最受居民欢迎，“我们这才明白，正是因为居民喜欢这个点子，才愿意参与讨论完善它。”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城市更新所所长刘巍说。

　　今年3月，规划团队邀请石油附小的学生对画作进行再创造，希望借此唤起孩子对公共设施的保护意识。4月，画风亲切、内容温馨的《客厅》跃然墙上，这里成了居民们最喜爱的活动场地。

　　朝阳区则于4月首次面向社会公开招募责任规划师。经过相互介绍环节的“面谈”，再花约两个月时间相互熟悉，6月12日，“结对”成功的街区负责人和规划师“携手”走上朝阳规划艺术馆的红毯，颇具“仪式感”地宣告双方开启合作。

　　对于即将和规划师开展的合作，朝阳区东湖街道城市管理办公室副主任李士博表示期待，“街道正在推进国际人才社区建设，希望规划师提一些方向性的建议。另外，我们对一些设计规范掌握还不是太全面，比如是否在路边设置休闲座椅、调整道路宽度等，需要规划师帮我们把关。”她说，在建成区更新过程中，也希望规划师能作为“纽带”，协助街道为居民做好专业的规划解释。

　　规划师开公号吸引离村年轻人发声

　　随着责任规划师试点的扩大，“开门编规划”的理念也逐渐深入人心。新修订的《北京市城乡规划条例》提出，本市推行责任规划师制度，指导规划实施，推进公众参与。

　　在东城区朝阳门街道，史家胡同博物馆成了规划师收集“素材”的好地方。这里承载了文化展示、社区议事、居民会客功能，通过和居民聊天，规划师将碎片的历史拼起来，从中得到启发。

　　“居民回忆过去的生活，总能讲出好多故事。比如东四大街上当年有家时髦的春风理发馆，很多阿姨人生第一次烫头就是在这里。”赵幸说，责任规划师建立了口述史工作坊，寻找有故事的居民，并找专业老师教他们如何做口述史，最后形成了街区口述史成果集。“下一次开展胡同设计更新时，到底应该恢复什么样的面貌？居民对哪些空间有文化认同和记忆点？居民们的口述史，将为我们还原胡同风貌提供最好的帮助。”

　　北工大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廖含文曾多年参与周边村庄规划，在他看来，城区居民比较愿意发表看法，并积极和规划师共同推进项目，但村庄情况有所不同，“有些村庄空心化严重，白天找村民调研，成年人到城里上班去了，老人和小孩也说不清楚。往往座谈会开了半天，没有得出明确的意见。”

　　为了让外出务工的年轻人参与进来，在房山区南窖，规划师开通公众号，将规划图发表在上面，“开始有声音质疑我们在作秀，后来看到村民意见确实纳入了第二版规划导则中，大家的评论量和留言量猛增。”廖含文说。

　　“一村一品”要“发掘咱村最有特色的产品”

　　在摸索中前行，责任规划师也遇到过挑战和难题。

　　以往城市建设发展阶段，城市规划师在空地上进行设计，只需和政府、开发商打交道。但目前北京进入了减量提质的阶段，规划师需要在有人居住的建成区做更新。这就意味着，规划师要和不同的利益相关方打交道，平衡各方诉求，还要面对复杂的历史遗留问题。

　　赵幸从2014年就扎根东城区朝阳门街道开展规划，可谓责任规划师的“先锋”。“第一个吃螃蟹”的她和团队遇到过不少麻烦。她记得在“大杂院公共空间提升”项目中，有些院子因违建等历史遗留问题，居民“积怨”很深，迟迟达不成一致意见。

　　“居民中最难打交道的一位老大爷平时不怎么说话，但细心的设计师发现他很渴望交流。我们没事儿就去和他聊天，最终他率先被说动，拆了家门口违建，让我们建起了小花园。”大院居民在花园种月季、栽葫芦，绿意盎然的植物“融化”了冰冻的邻里关系，见面打招呼的北京“老礼儿”也在大杂院里重现。

　　“在街道做规划涉及很多社会关系，海淀区学院路的规划师团队专业背景多元化，不仅包括建筑、设计专业，也包含社会学、历史学、哲学等专业的人员。”刘巍说。

　　廖含文说，在村庄，村民有一些长期积累下来的琐碎问题，一看到规划师，觉得是政府派来的人员，马上投诉邻居占地等家长里短的事儿，“规划师无权仲裁，但我们来调研，为了和村民打成一片，也不能一言不发，只能随机应变，从专业角度给村民做解释、梳理和安抚。”

　　语言的沟通也是一个问题。“到了基层，尤其是和偏远地区村民交流，专业词汇他们听不懂，也不愿意听。在入村宣讲时，我们就直接回避了规划术语。”廖含文说，比如规划中有“五线控制”，红线、绿线（绿地控制）、蓝线（水域控制）、紫线（历史文保控制）、黄线（市政设施），在给专家汇报时就会用，在入村汇报时就会表述为建设范围边线、河流保护区域边线、农田和公共绿地保护边线等。以前产业规划中提“一村一品”，入村宣讲时，规划师会说发掘咱村最有特色的产品。“职住平衡”要求对产业用地的配置和对居住用地的配置有一定的合理比例，但规划师在村里宣讲时只会说这片配置了未来建设小区的地块，这片未来会建设商店、办公楼和企业，使大家能够在家门口也有工作和就业的机会，不用往城里跑了。

　　大数据为责任规划师提供街区“体检报告”

　　如何帮助责任规划师应对挑战？北规院云平台创新中心秘书长、北京城市象限有限公司CEO茅明睿认为，培训必不可少。

　　茅明睿说，中国的规划教育以建筑学和工程思维为导向。很多规划师过去在空地上画功能、定规模。但对“存量建筑”而言，规划师画图的技能未必派上用场。“规划师进入街区和村庄，面临的是社会问题。如何提升居民的幸福感，规划师要把工科思维变成人文社科思维。现在，很多年轻的规划师用业余时间学习社会学知识、参加培训。”

　　赵幸于今年6月担任北京城市规划学会街区治理与责任规划师工作专委会秘书长，据她介绍，针对责任规划师的市级培训尚未开始，但海淀、朝阳等区已经开始对规划师进行培训，“我们做了5年，也有一些经验可以通过培训、沙龙分享给大家，包括和居民的沟通方式、经典案例等。”

　　一些“黑科技”也派上用场，协助规划师量化肉眼无法评价的指标。在朝阳区，责任规划师被赋予两件“利器”——大数据和工具箱。

　　“按照市规划自然资源委朝阳分局的委托，我们基于人居环境监测大数据，正逐步为49个责任街区的规划师分别提供街区‘体检报告’。”作为第三方机构负责人，茅明睿说，在100页的报告中，街区人口特征、公共服务分布、景观和风貌是否协调、年轻人是否有创新和活力、商业设施的口碑如何、街道评分在全区的相对排名等指标，通通包含其中，指导规划师后续的城市更新工作，“2019年底，我们还会对这些指标再评估，看看规划师半年来为街区带来的变化。”

　　为规划师提供的“工具箱”包括人文观测工具、传感器数据管理平台、社区规划快速入门知识库等，“举例来说，公厕的臭味大家闻得到，但没办法量化。走访时带上传感器，规划师将公厕的氨气、个别场所的挥发物、温度、湿度、噪音等小环境数据采集回来，作为规划的依据。”

　　权责需捋顺 希望宽裕规划时间

　　从街巷长到小巷管家，再到责任规划师，“新职业”的背后，折射的是北京城市管理精细化、专业化的提升。

　　在多个区试点两年以后，责任规划师正以制度形式加以固定和落实。

　　今年，北京市委、市政府下发的第一号文件《北京市关于加强城市精细化管理工作的意见》明确，在街区更新提升、美丽乡村建设中落实责任规划师、设计师制度和专家团审核制度，提高设计水平。“在背街小巷提升的过程中，每条街巷胡同都要有责任规划师和设计师参与其中。”市城市管理委副巡视员谢国民说。

　　但作为“新事物”，责任规划师仍有很多问题待解。

　　赵幸坦言，目前责任规划师的权责并非完全对等。“现在规划师承担的责任较多，有的区明确，如果某个项目效果有问题，规划师需要承担责任。但事实上，规划师只能提专家意见，并没有一票否决权。项目最终实施的效果存在很多因素，比如项目既定工期紧、施工单位专业技术水平不到位等。”她认为，责任规划师机制还需捋顺。

　　另外，目前各区对责任规划师的“工作量”要求不同。有的区要求一名规划师全职坐班，有的区要求规划师每周必须来街道几天。

　　审美差异也是乡村规划中需要面对的问题。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有郊区村民不满意高校规划师的雕塑设计，合作因此搁置。赵幸认为，责任规划师制度有培育期，刚开始时，大家不妨宽容一些，给规划师试错机会。

　　谈及仍然需要破解的问题，廖含文说，目前很多项目时间节点卡得太死，比如要求两周内完成调研，一个月拿出方案。但如果不能充分交流，就不能得出以问题为导向的理想结果，“我们希望政府给规划师更宽裕的时间，进行科学化定制。让规划脚步更从容一些，让慢规划、慢设计实现长久可持续的发展。”

　　新京报记者 张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