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理性拓宽公共边界

　　2001年4月的一个晚上，在北京日坛公园附近，哈贝马斯的身边围绕着“中国摇滚之父”崔健、电影导演姜文、作家徐星、哲学家周国平和一批媒体记者，他们都希望从这位“后工业革命时代最伟大的哲学家”口中，听到关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道路问题、市场经济下的社会与文化，以及知识分子在公共社会能够扮演什么角色等问题的论述。或许，没有哪位学者能够像他一样，身边会围绕着这样一群身份迥异而耀眼的群体。德国哲学家于尔根·哈贝马斯的这次访华，被认为是法兰克福学派在中国寻找试验田。

　　“必须在生活中学会面对人们的敌意。”15年前的75岁生日，哈贝马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如是说。这位被公认为“当代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借助庞杂而深刻的思想理论和宏大而完备的话题体系，自从24岁崭露头角以来，便以极富冲击力和争议性的话语，不断地在世界范围内保持着高度的媒体曝光率，以论战的方式影响着知识话语和公共议程。

　　在学术研究和公共话语之间，哈贝马斯总能够找到自己独特的一席之地；在个人号角和众声喧哗之间，哈贝马斯懂得如何在争论中定位正确的批评和良好的政治。这些也让他将自己推进了学术研究和政治实践的双重折磨之中。与此同时，也正因为他的公共政治干预活动，我们得以不断地被提醒着重新探索民主及其边界的现实问题。无论是他早期因批判海德格尔的纳粹问题而一炮走红，还是当下为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欧盟积极辩护，哈贝马斯终生都在探寻着民主的前途和可能。

　　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传人，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不仅影响着学术话语，还不断地在公共领域发挥着作用：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他对公共领域的形成和瓦解进行了历史谱系式的探索，希望在资本主义晚期续接公共领域的社会功能；在《知识与人的利益》中，他考察了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中的角色和地位，为我们认知当下提供了参考；在《理论与实践》中，他制定了新的批判理论框架；而后，在两卷本的皇皇巨著《交往行为理论》中，他希望通过理性的商议程序，就如何重塑社会提出不同的方案，而且在期望政策对批评和修改保持开放的同时，我们也能对系统作出修正；当然，面对世界的转向，哈贝马斯还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进行了类型化的重估，为全球民主的健康发展探寻着新的可能……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精通媒体之道的哈贝马斯，在严肃的学术研究之外，不断地以激辩的语气，向时代发起一次又一次的“调戏”，思考着如何深化民主的事业。今年6月18日，是哈贝马斯90岁生日，中国学术界和媒体界纷纷隔空为其祝寿，这是继罗素和杜威之后，极少有海外学者能获得的待遇。知识界对公共知识分子哈贝马斯的致敬，既是对其体大思精的知识体系的叹服，更是对其始终关注时代疑难、拒绝犬儒化的人格操守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