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知识分子哈贝马斯

　　浸润于德国的哲学传统，哈贝马斯深谙理论与实践互动的重要性。他构建的理论不仅直指德国政治的病灶，而且不惜遭受长达数十年的质疑与非议，积极地投身于公共话题的讨论之中，一生践行他所信奉的政治和社会理念。

　　无论别人如何看待自己，哈贝马斯一生保持着直言不讳的本色。正是这种不甘于犬儒的勇气和担当，让哈贝马斯成为当代最令人瞩目的公共知识分子。

　　●1929 出生于德国杜塞尔多夫。

　　●1949-1954 先后在哥廷根大学、苏黎世大学、波恩大学学习。以论文《绝对与历史：论谢林思想中的矛盾》获博士学位。

　　●1954-1956 从事自由记者职业，为各类报刊撰稿。

　　●1956-1959 在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做助手。

　　●1961 被海德堡大学哲学系聘任为副教授。

　　●1964 接任霍克海默在法兰克福大学的哲学和社会学教席。

　　●1968 发表演讲和文章，积极推动德国高校的民主化改革；与学生运动代表人物发生争端。出版《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和《认识与兴趣》。

　　●1989 被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学位。参与关于德国重新统一的争论。

　　●1994 荣休。

　　●1998 参与关于克隆、基因技术和意志自由的争论。出版《后民族格局》。

　　●1999 参与关于科索沃战争和基因技术的争论。

　　●2001 访问中国，在北京和上海发表演讲。参与关于宗教的公共作用的争论。

　　●2003 公开批评伊拉克战争和美国单边霸权主义。

　　●2010 连续数月发表若干文章和演讲，阐述欧洲一体化项目面临夭折的危险。9月，出版《关于欧洲宪法的思考》。

　　●2013 《哈贝马斯政论文集》（12卷本）最后一卷《技术官僚统治的漩涡》出版。

　　反思德国人的历史责任：控诉海德格尔

　　于尔根·哈贝马斯出生之时，正值经济危机在全球爆发。生活上的重负不断为德国国内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加温，曾被视做民主理想的魏玛共和国已经摇摇欲坠。后来的历史学者常把哈贝马斯和他的同龄人称为“高射炮一代”（anti-aircraft generation），因为他们的童年和少年时光在纳粹德国时期度过，绝大多数人加入了希特勒青年团，这个准军事化组织的一个训练任务就是让这些十来岁的孩子操作高射炮，击落德国本土上空的盟军战斗机。

　　哈贝马斯不是个例外，他曾是希特勒青年团的团员，在15岁的时候接受命令操作过高射炮。实际上，哈贝马斯后来透露他的父亲在二战期间是纳粹“消极的支持者”，也承认年少时一度相信过所谓的纳粹世界观。

　　不过相比于同龄人，年少的哈贝马斯依旧和极端民族主义保持着一定的清醒和疏离。这可能得益于他有唇腭裂这个先天性的身体缺陷。一方面，语言障碍让他成为主流社会的“局外人”；另一方面，长期遭受周边人的歧视也让哈贝马斯拥有更为强烈的道德敏感性。

　　1945年，二战结束。这改变了德国历史的走向，也彻底地改变了这位德国少年的人生走向。纽伦堡审判和关于纳粹集中营的纪录片，让哈贝马斯痛苦地意识到，他的德国同胞对犹太人惨无人道的迫害和血腥事实。巨大的冲击不仅让哈贝马斯因自己民族的深重罪孽而感到羞耻和悲痛，也促使他开始热衷于参与公共事务的讨论，把德国的战后重建当做自己理所当然的责任。

　　不同于雅斯贝尔斯、汉娜·阿伦特或西奥多·阿多诺，哈贝马斯既不是犹太裔，也没有遭受过纳粹的迫害。他对纳粹历史的反思并非来自赤裸裸的生命威胁，而完全出自于正视事实后的深刻自省。德国人在这场人为灾难中应当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很多人没有勇气去回顾这段不堪的过往，这也包括了当时的德国学界泰斗，马丁·海德格尔。

　　海德格尔可以说是哈贝马斯从事哲学的引路人，哈贝马斯的博士论文就把海德格尔的本体论作为论证的出发点。但是，当哈贝马斯在1953年读到刚出版的《形而上学导论》中的一段话时，这位虔诚的学生在内心深处感到了“无以复加的震惊”。《形而上学导论》收录了海德格尔1935年在弗赖堡大学的讲座内容。其中谈到了“这个运动的内在真理和伟大”。哈贝马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经历过那个年代的德国人不会误解术语中的法西斯意味。

　　没有任何犹豫，当时大学还没毕业的哈贝马斯，花了几天时间写了一篇严厉的批评，刊发在《法兰克福汇报》上。在这篇声讨文中，哈贝马斯并没有大力谴责海德格尔在纳粹统治时期的立场，他只是对海德格尔竟然允许1935年的讲座内容不经修正就直接发表、在二战结束多年之后依旧拒绝承认自己的错误而怒不可遏。

　　这篇文章刚一发表就引起了德国知识界爆炸性的大讨论。有些人赞赏他的勇气，但更多人在为海德格尔辩护。海德格尔本人也对此全盘否认。另一方面，哈贝马斯与海德格尔的论辩，开启了此后30年德国对二战历史态度的大辩论。1986年，大批历史学者响应西德总理科尔的“新历史政策”，试图通过对纳粹行为的无罪化，为修正主义的历史书写做铺垫。57岁的哈贝马斯在《时代周报》上疾呼：德国人的道德认同与“承认对纳粹罪行的共同责任”紧密联系在一起，需要“批判地继承”德国的历史传统。

　　如今回看青年哈贝马斯对海德格尔的批判，这场论辩的双方是如此的悬殊：一方是赫赫有名的哲学大师，一方是年仅24岁的大学生。但这场争论标志着哈贝马斯正式登上了他所称的“公共领域”的大舞台，半个多世纪以来履行着一位真正的知识分子的责任。

　　重建战后德国的公共领域

　　哈贝马斯对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有清晰的看法。他认为，一个人不是仅仅因为是思想权威或具备专业知识，就拥有了知识分子的身份。之所以成为知识分子，是因为这个人积极参与对话，提供赞成或反对一件事情的观点。从质疑海德格尔开始，哈贝马斯让自己置身于形形色色的论辩之中，他相信在他搭建的“交往行为理论”的大框架下，真理总是越辩越明。

　　上世纪70年代后期，全世界都弥漫着一股反叛的气息。西德的左翼激进力量难以抑制，一群左翼的武装分子分裂成为恐怖组织，在西德境内肆意纵火、绑架和谋杀，最终诱发了改变整个西德政治气候的“德国之秋”事件。一些保守派学者把激进分子的思想根源归结到法兰克福学派所主张的批判理论，这让哈贝马斯坐不住了。

　　在向松特海默的反击中，哈贝马斯斥责他把批判理论和恐怖主义联系在一起。与自由保守主义者之间的这场持久论战，不仅是围绕“启蒙”这个主题的学术论辩，也是在公共领域中对抗上世纪70年代末西德急速转向保守的政治氛围。

　　在这场趋向两极化的对抗中，哈贝马斯仍然相信“交往理性”的存在，也相信有一个比较简单的判断标准：知识分子能否被大众认可，完全取决于论点能否在公共讨论中得到验证，而不是把自己的解释强加于人。

　　1981年，哈贝马斯完成了两卷本《交往行为理论》，这部代表作让他正式步入了当代最受关注的思想家行列。这几十年间，他也用公共领域的论辩实践来佐证自己的体系王国。

　　期盼没有国界的“世界公民社会”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德国统一的进程，哈贝马斯也逐渐将他的注意力转移到政治理论、法律和宗教问题之上。当无数德国人为柏林墙的戏剧性倒塌而涌上街头欢呼雀跃之时，这位一直“唱反调”的哲学家，试图和急剧的历史转折保持距离。国土的统一让他担忧，强权民族主义的观念也在人们不察觉间慢慢复辟。相比于“统一”，他更喜欢“联合”的说法。

　　德国统一的既成事实，让哈贝马斯担忧德国的大国妄想症可能会旧病复发。早年的经历和对纳粹历史的思考，让他根深蒂固地怀疑民族主义和以此为基础建构的民族国家。有更好的替代方案吗？哈贝马斯遵循康德的世界公民观，构想出一个理想的未来世界形态：以民主形式实施社会自我调控的“世界公民社会”，而欧盟就是这个理想社会的雏形。

　　如今，整个欧洲恐怕再也找不到另外一个人，像哈贝马斯这样热切期盼着有朝一日，欧洲能够成为一个没有国界之分的政治统一体。

　　对于欧盟分崩离析的困境，哈贝马斯认为，答案绝对不是像英国脱欧这样的民族主义的退缩，而是应当改变精英主义的管理模式，加强横向的决策机制。也就是说，问题的根源在于德国和法国等大国政府在欧盟中的霸权地位，剥夺了大多数成员民主决策的权利。

　　在欧洲一体化的讨论之后，哈贝马斯转而开始关注国际法。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他因撰文支持北约的军事干预而饱受诟病。四年后的伊拉克战争，哈贝马斯又批评了美国的出兵政策。上世纪90年代以后，哈贝马斯还参与了基因技术和生命伦理等公共话题的论争，时时让自己成为饱受争议的人物……

　　究竟是什么，让这位年近九旬的思想家一生持续地介入公共事务，在各种激烈的论辩中立场鲜明地烙下自己的印记，即使遍体鳞伤也在所不惜？是易于愤怒的性格吗？媒体倒是常把哈贝马斯描绘成一个愤怒的老头。至少，哈贝马斯肯定知道打破沉默的代价。他在2004年的访谈中表示：“作为知识分子……必须在生活中学会面对人们的恶意。有时承受恶意会长达几十年之久……但如果说有一件事不能容许的话，那就是变成犬儒。”

　　撰文/新京报记者 李永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