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理论关键词

　　哈贝马斯是当今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他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传人，他的思想著作卷帙浩繁，涉猎广泛，其宏大的理论体系为现代生活面临的诸多问题给出了解答，这些解答由多个学科的知识错综复杂地编织在一起。以下是我们为大家摘取的哈贝马斯的关键理论，供大家一览其思想图谱。

　　公共领域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出自他出版于1962年的第一部主要作品《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这个概念也贯穿了他思想的始终。哈贝马斯在书里写道：“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是一种特殊的历史形态，它最先在17世纪、18世纪的英格兰和法国出现，随后与现代民族国家一起传遍19世纪的欧洲和美国。在阅读日报或周刊、月刊评论的私人群体当中，慢慢形成一个松散非组织的但开放和弹性的交往网络。剧院、博物馆、音乐厅，以及咖啡馆、茶室和沙龙等场合对娱乐和对话提供了一种公共空间。这些早期的公共领域逐渐沿着社会的维度延伸，聚焦点由艺术和文学转到了政治。”

　　在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中，自由参与其中的市民是互相平等的，在不受国家干涉的条件下理性讨论公共事务，并形成公共舆论监督公权力。它介于资产阶级市民社会与国家或政府之间。

　　公共领域的第一次转型即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诞生，它由贵族的公共领域转向市民的公共领域。当然，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的参与者总限于少数有钱、有文化的男性。但公共领域作为一种乌托邦，是值得追求的。

　　公共领域的“再封建化”开始于19世纪和20世纪。随着报纸和杂志日渐流行，许多大众媒体开始更多地为资本服务。公众舆论也逐渐变成了政治组织操纵民意的地方。公权力逐步扩大到社会和私人生活中，公私领域的界限逐渐模糊。公共领域在事实上已经衰落了。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的最后，哈贝马斯提出了一个满怀希望的推测。他认为，现有内在于政党这类机构的公共领域仍有可能发挥着公共领域的功能。只要有合适的政治与社会环境，公共领域理念和社会政治现实之间不断扩大的裂缝也许能够再次弥合。

　　交往理性

　　哈贝马斯区分了两种行为：交往行为和工具、策略行为。哈贝马斯认为，后者寄生于前者之上。工具行为指行为人将行事当作达到某个目的的手段，策略行为也是一种工具行为。工具行为是工具理性的实践结果。而交往行为的基础是交往理性。

　　因为交往行为是一种“主体-主体”间遵循有效性要求，以语言符号为媒介而发生的交互性行为，其目的是达到主体间的理解和一致，并由此保持的社会一体化、有序化和合作化。

　　因此，为了弥补工具理性认知的不足，哈贝马斯认为我们需要交往理性。交往理性指隐含在人类言语结构中，并由所有能言谈者共享的理性。交往理性不是以单个主体为中心的，以知识对象化来认知的。交往理性是涉及对话关系的，在主体间相互理解的范式中说话和行动的。哈贝马斯称交往行为代替策略行为的过程为“交往理性化”。

　　哈贝马斯的意义理论是语用学的意义理论，更关注语言做了什么。哈贝马斯认为，言语的语用功能表现在让对话者建立主体间的共识，而这又形成了他们接下来行为的基础。“如果不弄明白如何利用说话就某事达成理解，人们就不知道理解说话为何物。”语言的基本功能就是协调众多独立主体的行为，这使得大家交往互动有序，不起冲突。

　　哈贝马斯希望通过共识的形成来实现社会的整合。而要达成共识，哈贝马斯认为有两个前提，一个是理想沟通情境，一个是有效性要求。

　　理想沟通情境要求参与讨论的机会是平等开放的，沟通的内容是自由的，参与者均可以提出任何意见或质疑。而且，沟通不会受到外界权力的干扰，是无强迫性的，大家有发言和不发言的自由。此外，参与沟通必须要有一种理性、真诚和开放的态度，必须尊重和承认其他参与者。

　　而说话人的语言行为有着三个不同的有效性要求：真实性、正当性和真诚性。真实性是指语言的内容和语言本身都是真实的。正当性表示在道德规范上是合适的、合理的。如果听话人不认为我们说的话是真诚的、真实的和正当的，共识就很难达成。而要达成理解，在哈贝马斯看来，参与沟通者首先要理解大家说的话，要知悉说话人言语的字面意义，然后能揣测到说话人的意图，了解说话人说的内容的正当性理由，并接受这些理由以及其用的语言。

　　商谈理论

　　如果大家有分歧、沟通失败，或听话人拒绝了说话人的有效性要求怎么办？听话人会挑战说话人的有效性要求背后的理由，这就进入了商谈。商谈是未达成共识的一种反思性交流，它以达成共识为目标。商谈特别重要，它是调节现代社会日常冲突的机制，用于修复和更新共识，重建社会秩序的理性基础。因为听话人挑战说话人的有效性要求背后的理由，所以商谈也与有效性要求密切相关。三种有效性要求（真实性、正当性和真诚性）分别对应三种商谈：理论的商谈、道德的商谈以及审美的商谈。

　　此外，商谈是非常复杂的，它不仅应具有理想沟通情境，也要符合有效性要求，而且，它得符合某种“商谈原则”。简单地来说，商谈的语言是符合基本的逻辑和语义规则的。在避免不公正的阻挠和胁迫的情况下，凡具有语言和行动能力的人都能参与商谈，每个人都有质疑和提出任何断言的权利，每个人也有权表达自己的态度、愿望、要求。

　　虽然商谈的规则非常理想化，但是这能让参与者拥有不管他们的身份差异，平等、理性地表达自己的意见的机会，能确保商谈的包容性和广泛性，并防止欺骗和胁迫行为。

　　生活世界和系统

　　在哈贝马斯眼中，交往行为和商谈行为是社会的黏合剂。哈贝马斯区分的交往行为和工具行为分别对应着哈贝马斯社会理论中的生活世界和系统，这是两种不同的社会生活领域，而这两个社会生活领域构成了这个社会。

　　生活世界“构成了交往实践的背景”，它以语言和符号为媒介，交往理性为运行规则，“交往主体努力共同解决他们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哈贝马斯用生活世界来表示非正式的、未市场化的社会生活领域，如家庭和家务、文化、非党派政治生活、大众传媒、志愿者组织等等。

　　文化、社会、个性是现代生活世界的三大领域。“文化根据真实性问题、正直性问题以及趣味性问题等不同的有效性要求又分为科学和技术领域、法律和道德领域以及艺术和艺术批评领域。在社会初级制度（如家庭、教会和法律秩序）基础上，形成了不同的功能系统（如现代经济和国家管理），它们通过自己的交往媒介（货币和行政权力）有着自己独特的发展路径。最后，个性结构则是社会化过程的产物，在一代代人的成长过程中，它们使人能够在复杂社会中寻找到自己的位置。”

　　系统的主要功能是进行社会的物质再生产。除此之外，这两个子系统也会对行为进行协调和整合。对应于生活世界的“社会整合”，哈贝马斯称之为“系统整合”。当现代化发展使得社会整合的目标难以实现时，系统整合能减轻社会整合的负担，对社会进行整合。

　　不过，哈贝马斯指出了系统整合所特有的危险。一方面，系统使行为人的目标与理解和共识相脱节，而忽视一些经济或行政行为的重要性，对其结果也并不加以反思。此外，系统具有内在的不透明性，同生活世界形成了对比。其次，系统内行为人的最终目标并不能真正由他们自行决定的。

　　政治“双轨”结构

　　哈贝马斯区分了非正式的和正式的基本的政治领域。非正式的政治领域由一套自发的、“混乱的”、“无政府的”交往和商谈组成，我们可以称之为“公民社会”，它能形成个人观点和意志。正式的政治领域是一个交往与商谈的制度性舞台，以决策为目的，它能形成民主的制度化的意志。这也是政治的“双轨”。

　　哈贝马斯认为，合理的协商政治必须是双轨的，这种协商政治依赖“双轨”之间的有效互动。当正式的政治领域能够吸收公民社会的舆论时，政治体系的功能是健全的。哈贝马斯特别强调从公民社会自下而上的输入，非正式的政治领域里的意愿就能通过合适的渠道影响正式的政治领域。在健康的民主体制中，正式的政治领域出台的政策和法律往往能够与公民社会的舆论相合拍。

　　哈贝马斯话语政治主张一种程序主义政治，他要把交往理性的商谈原则贯彻起来，以达到超越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的目的。他紧密统一了自由主义的人权观点和共和主义的人民主权的观点，个人权利和人民主权是互为前提的。当正式的政治机构能接受自下而上的适度输入时，这些政治机构的政策和法律就是理性的。由于民主国家必须适当地嵌入公民社会，公民社会就必须得到保护。

　　撰文整理/新京报记者 徐悦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