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天才的门徒，到天才的对手

　　哈贝马斯毫无疑问跻身于这个时代最具全球声望的思想家和公共知识分子之列。在中文世界，他的重要著述几乎都有了中译本。他的时政评论或只言片语，也能迅速通过大众传媒广泛传播。也许唯一的例外在于，哈贝马斯本人很少谈及，或几乎不提及个人生活，除非他个体化的社会经验，能更好地帮助听众理解他所钻研的系统问题：例如，他关于交往理性的深刻直觉，源自先天缺陷所导致的言语障碍。哈贝马斯并不否认生活史与智识史之间的重要关联，但同时也告诫说：哲学家的生活不宜成为传奇。

　　1.哲学家的生活不宜成为传奇

　　“传奇”云者，主要指传记容易沦为“小说家言”。在从事传记写作的人眼里，这也许是惯常的诱惑。不过，传记作者斯蒂芬·穆勒-多姆（Stefan Müller-Doohm）自觉地抵御了诱惑，得益于他得天独厚的学术背景。他曾师从阿多诺，也是《阿多诺传》的作者。

　　厚达八百多页的《于尔根·哈贝马斯传》，其前身是多姆之前在苏尔卡普出版过的哈贝马斯小传（Jürgen Habermas，2008），仅用一百多页，报告了彼时已“退隐”施塔恩贝格的大师的生活与著作编年简史。他又积数年之功，立足数量庞大的原始档案，包括哈贝马斯的公开出版物、部分往来信函、访谈、自传片段以及大量的报刊文章，“推土机”（Charles Mathewes语）式地推开文本地层，展示出思想家不同时期的生活及思想活动的具体积淀。正如作者所言，传记与其说意在真实地刻画人物特性，不如说是透视人物在时代中的参与实践。众所周知，哈贝马斯最终身兼不无冲突、但却并行不悖的双重身份，即同时作为公共知识分子与思想家。传记则必须追问此现象的根据究竟何在：“这个人物怎样在与他人的生活互动中，成为唯有置身于时代并深刻剖析时代，才塑造了其人生的唯一性与独特性的那个个体？”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传记成为了一种邀约，邀请读者直面哈贝马斯所积极投身的公共事业与学术论争，观察他如何卷入，又如何逃避时代中哲学与公众意见的漩涡：任意一方若凌驾于另一方之上，要么会深陷自上而下的精英主义叙事，要么会难逃失范的激情。这层紧张关系，也可以表述为哲学与政治的关系，算得上二战后全世界范围内迫切的政治-哲学难题。多少天才大家投身其中，不过因个人遭际与知识立场的不同，解答也殊异。对哈贝马斯而言，他一开始便从现代思想领域的日渐分化中，看到了祛魅“哲学”的重要意义。如果说哲学已默然摘下桂冠，接受了作为现代专业学科之一的命运，那么，哲学家——不过是其同时代人眼中的哲学教授——也不再是冲向风车的堂吉诃德，其理论的形成并不仅限于知识分子们争执不休的“文字共和国”（科耶夫语），更离不开意见纷呈的公共场域。哈贝马斯给出的独特答案是在告别特定思想传统与对当下现实的公共参与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形成了其思想的基本取向：与天才做对手。

　　2.当智识史遭遇生活史

　　德意志民族盛产天才，也推崇天才。天才在德意志民族文化统一的历史进程中刻下了难以磨灭的痕印。但某种意义上，天才因其超群智识超越了常人，似乎也暗暗地豁免了对日常规范的遵循。换句话说，智识与道德的关系，自古以来便是思想史的一个关键难题。思想迅疾如风，具有跨越时代语境的魄力，而道德意识的觉醒虽然相对缓慢，却始终是前者无法一跃而过的一道“阴影”。当然，这道阴影往往浮现在智识史遭遇了生活史之际，或者说，当智识史意识到了其无法回避的生活史根源之际。哈贝马斯的思想历程，离不开其所处的鲜明又痛楚的时代氛围。彼时，德国社会的战后重建既“拿来主义”地全盘接受了西方强国民主制度的影响，又始终面临着自身内部清算纳粹牵连的难题。如果说，智识清白的标志就是不厌其烦地热衷政治反思与公共参与，后起的知识精英们容易厌倦公共姿态也就不足为奇。但问题恰恰在于，历史的罪责不会凭空消失，个体的成长唯有更深地卷入社会进程，才能看透文化所遮掩的蒙昧与野蛮。

　　作为领受了“晚生的恩典”的一代人，哈贝马斯应征入伍但尚未开赴前线之际，战争便戏剧般地结束了。他亲眼目睹纳粹的社会躯壳崩塌消散，但始终阴魂不散。少年哈贝马斯的社会化经验怵然始于父亲与纳粹的罪责牵连，而家庭又强行将之压抑性地凝固为沉默的疤痕。当他踏上求知道路，置身于天才之间时，就不得不再次直面智识父辈的道德窘境。只不过这一次，生活语境的沉默要求在智识上得到透彻解答。此时，青年哈贝马斯遭遇了对他一生影响至深的两大天才，也完成了智识立场的关键转型。

　　第一位天才便是思想曾席卷欧洲，但因纳粹时期不光彩的举动而跌下神坛的海德格尔。实际上，德国大批知识分子都曾在纳粹事件中集体失足，战后虽接受了短暂的审查，但大多数又恢复了教职。哈贝马斯最初的学术导师罗特哈克（Erich Rothacker）及奥斯卡·贝克(Oskar Becker)，便代表了当时知识分子的生存惯例，既背负着历史污点，又活跃在战后思想界。战后海德格尔虽很长时间被禁止公开授课，但因其思想的穿透力及广泛传播，仍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1953年，年仅24岁的哈贝马斯获得博士学位，仍自诩为海德格尔门徒，深为后者关于时代生存情绪的诊断及关于技术的前瞻性思考折服。同一年，他从好友阿佩尔那里得到了海德格尔一字未改的《形而上学导论》新版，震惊于自己所敬仰的天才顽冥不灵地称颂1935年运动的“内在真理与伟大”。哲学与现实政治的关系，不再是思想外壳上的自我点缀，而是思想内部带有残忍性的智识启蒙。偶像形象的崩塌，促使哈贝马斯深思熟虑之后作为公共知识分子发表檄文，应和了当时世界范围内逐步兴起的对海德格尔的批判性反思。

　　时代最富影响力的哲学天才陷入了“叙拉古之惑”，迫促着西方知识界反思自身的良知。公开的反思和批判不仅为哈贝马斯积累了外部声誉，还将他推到了第二位天才身边。阿多诺于1949年底结束流亡回到法兰克福，在大众媒介上针对极权主义频频发声，彰显了知识分子对理性的公共运用。公共职责是如此吸引青年哈贝马斯，但他同时也清醒地意识到，一个批判者在其标志性的公共批判姿态之下，必须解决思想上的实质问题，方能与“堕落”天才抗衡。他顺理成章地成为了阿多诺的助手，却迅速地敏感到法兰克福圈子充斥了僵化刻板的氛围，注意到当时受人敬仰的导师几乎不关注同时代哲学。在1978年写给马尔库塞的信中，哈贝马斯直言不讳地回顾自己1956年在法兰克福聆听了马尔库塞讲座之后的感受：“那一次我没有在法兰克福待多久，我不相信霍克海默，虽然我敬佩阿多诺，但我感到有两个缺失的环节阻止我全心地而不是只是在理智上投入到阿多诺的辩证法探索：从当代哲学（胡塞尔、海德格尔、萨特，等等）到法兰克福学派工作之间的内在联系，从法兰克福理论到政治实践的问题、到我们针对核武、军事、在阿尔及利亚的战争等等所发起的游行示威之间的内在联系。”

　　公正地说，霍克海默晚年才出版的早期文稿，其中已有对语言作为陌生人间交往纽带的哲学思考；阿多诺早期思想中，也包含了接近于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批判哲学。两人并非不关切时代的智识氛围，但战争和流亡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两代学人之间的疏离与摩擦。不久之后，矛盾便戏剧性地爆发：哈贝马斯应伽达默尔之邀撰写了当代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讨论的综述，彻底地激怒了霍克海默，使他在教授资格考试上遭遇阻击。一向顺从霍克海默的阿多诺虽破天荒地从中斡旋，但哈贝马斯仍被迫离开了社会研究所。伽达默尔对这位青年天才的激赏，将哈贝马斯带向了海德堡大学哲学系。但无论如何，哈贝马斯已经从天才的门徒，成长为了天才的对手。

　　3.重释哲学对现代社会的意义

　　哈贝马斯以天才为对手的思想取向，不仅带有强劲的公共生活史动因，而且也有着深刻的思想史背景。前者为哈贝马斯带来了虽有争议、但举世瞩目的光环，后者相对而言不太受重视，甚至仅仅止步于“主体间性”标签的滥用。正如同时代另一位同样涉足政治甚深的社会理论大家吉登斯所言：“把哈贝马斯首先看成一个善辩者显然是不妥的，他是一个能持之以恒地探寻哲学和社会理论中许多基本问题的系统的思想家。”

　　哈贝马斯宏阔的研究视野囊括了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学传统、社会科学理论及精神分析。他最核心也最持久的哲学关切是与主体哲学的持久论争。经过长期的跨学科研究，哈贝马斯得以用准确的理论工具来表达他的生活史直觉。身体的缺陷和脆弱性，导致了人必然依赖他人。而人唯有作为公共生存的动物，语言能力才获得了发展，通过交往行动来实现相互理解、相互协作的目标。

　　基于对人之社会本性的洞察，哈贝马斯拒绝了主体哲学，因为后者强调主体性源于自我意识自发的自律与明晰，不仅是知识的出发点，也是理性批判的源泉。但在马克斯·韦伯高悬的工具理性预言之下，对主体的理性批判容易走向其反面，即对主体性彻底的否定。哈贝马斯认为，这是以福科、德里达为代表的法国后现代思想的路径。

　　但是，现代社会不能沦为无主体的语言游戏的构成物，而必须在新的共识基础上加以整合。这就要求以新视角来重新理解主体性。哈贝马斯用一个精彩的隐喻传达了透过主体间性视角来理解的主体性：“为了认识它的结构——它是由主体间性编织起来的布料做成的——人们必须将它想象为向外翻转过来的手套。”现代主体性值得捍卫之处，恰恰在于它既不依赖充满形而上学气息的、无涉外界的自我意识现象，又拒绝把大写的“自我”(Ich)彻底还原为日常语言中人称代词“我”（ich）的使用。相反，一个人的自我理解，离不开由语言构成的社会化网络；一个人能够在不同的人称视角之间切换，在“你”的目光中意识到“我”，意味着个体化的原初现象不是自我独白，而是对他人的关切。

　　哈贝马斯坚持，主体但凡具有合格的交往资质，交往行为便具有理性上的不可欺骗性。因此，交往得以可能的普遍语用前提，正如任何言说都必然要遵守的形式语法，是能够进行理性重建的。这样，一个具有理想规范色彩的批判尺度，可以区分、诊断社会中形形色色的交往行动。例如，把对象作为客体来对待的策略理性行为并不适用于人际交往，但却在面对外部自然时具有适用性与合法性。而在道德与艺术等价值领域所产生的知识也许具有对日常生活的颠覆性，但其在实践释放与制度表达中，也决不能混同于复制和模仿作为这些领域中价值标杆的天才人物特立独行的生活方式。换句话说，透过交往理性的视角，现代性表现为一个知识理据及其对象领域不断分化且协调的进程，一个病态与解放兼续并存的合理化进程。

　　哈贝马斯坚持认为，哲学家不再是总揽全局的天才，尽管面对日益增长的专业化，还是要担负起从总体上解释生活世界意义的责任。哲学作为阐释者，一方面具有对专业化的颠覆性，即撬开高度专业化的专家话语，阐明其隐微内容，如研究纲领的实践内涵，或艺术具有的政治潜能；另一方面，又要架设起专家话语与日常实践之间的沟通桥梁，使公共意见如涓涓细流逐步渗入专家知识，以免后者成为日益僵化的系统工具。

　　当然，严格说来，知识分子的公共参与和其理论建构之间无论如何也脱不了干系，至少在理想状态下，驱策他们去参与公共讨论并作出判断的，并不是对权力的追求，也就是说，不是完全以话语权为诱饵的策略斗争，而是作为公民的交往行动。多姆认为，哈贝马斯关于两者关系的理想可概括为：“公民并不因为是思想权威或更具备专业知识，就拥有知识分子身份；之所以成为知识分子，是因为他参与对话，尝试去做别人也能做的事：提供赞成或反对一件事情的令人信服的论点。”

　　从年轻的海德格尔门徒，到举世闻名的公共知识分子及思想家，哈贝马斯重释了哲学对于现代社会的功能与意义。至少，哲学不再纯粹是天才事业，而是平实得多、素朴得多的公共阐释者。哈贝马斯毫不讳言哲学应满足于此，“有最终决定权的不是哲学家，而是公民。”

　　4.“不想成为思想大师的思想大师”

　　公民与哲学家的身份，无论如何都存在着特殊距离。一个公众人物的公共姿态直观而富有理性的魅力，总是与漫画式的情绪刺激和风险并存。多姆多次提及，哈贝马斯深知个中滋味，在面对政治立场之争时，也不惮拿起与其启蒙理想相悖的话语武器。他投身于公共领域的论战史几乎同步于德国战后至今的公共生活史，不啻为观察德国当代史发展的一扇窗口。

　　可是，比起现实经验的瞬息万变，公共领域的形成和持存具有相当脆弱的理想色彩。公共领域要想运行良好，其基础必须是保障公民之间非强制交往的商谈伦理，那么，就必须承认公共领域的商谈要以追求更好的论据为原则，以期说服对手、达成一致。

　　某种意义上，当哲学试图回答具体问题之时，也就是说，当哲学不再追求智慧，而是试图占有智慧，以便予以明确答案之际，它就具有了某种“意识形态性”。而围绕这个立场，哲学家们往往就形成了某个宗派。宗派并不意味哲学家不再思考，而是暗示哲学失去了超越社会语境的内核。不管这种刻画的形而上学色彩多么浓厚，哲学也确实既不可能远离，也不可能直接服务于现实经验。换言之，哲学家的生活史与智识史必须永远保持张力，否则就会彻底丧失其批判色彩。

　　相比起争议颇多的公共知识分子形象，哈贝马斯对自身理论的践行更重要的是通过教学活动。某种程度上，哈贝马斯结晶为交往理性的启蒙理想，实际上在他的教学活动中才得到了最平稳也最充分的释放。

　　相对而言，传记对哈贝马斯的教学生涯着墨不多，但却提供了一个别样的视角。大多数情况下，一本书的附录往往是读者会忽略的地方，至少很难得到与正文相似的认真对待。细心的读者不应忽略，传记附录专门收录了《哈贝马斯讲座和研讨课名录》，记载了哈贝马斯从1962年到1995年间共计150门课的课程名称。这份名录堪称一份饶有趣味的研究指南，读者可透过哈贝马斯研究主题的分布和迁移，观察到他与西方思想史长达数十年的对话。名录可供讨论的话题虽多，但有两个特征最值得重视。

　　其一，课程名录透露出哈贝马斯思想融会贯通的特点，即在高度国际化的同时，坚守德国思想传统资源。不过，国际化并非简单意味着与英语世界建立起制度关联，如作品英译、担任客座教授及用英语授课、写作等等。上一代德国“流亡学者”早已接轨国际，不乏诸如阿伦特等未曾回返德国、并赢得了世界声誉的大家。对哈贝马斯这一代学者而言，“国际化”更重要的旨趣在于不同思想传统之间深入的“对话”，用彼时流行的措辞来说，即弥合大陆哲学与英美分析哲学之间的长期分歧。哈贝马斯的工作卓有成效，也为法兰克福学派的后续发展奠定了基本的风气。当然，就战后世界范围内分析哲学一骑绝尘的势头而言，彼时德国哲学最杰出研究者们的工作，也有为德国思想传统在全球学术国际化浪潮中争获一席之地的意图。

　　其二，课程名录最直观地反映了哈贝马斯博采众家之长、具有高度整合性的思想风貌，能够帮助读者更直观地获取批判理论“范式转型”的知识地图。不过，同时也应强调，如果从法兰克福学派当代发展的视角着眼，哈贝马斯的知识架构也不可避免地呈现出某些时代的局限性。这个局限性，已有学者指出过，就是规范性太强，而比较忽视经验立场。

　　哈贝马斯的思想则充满了康德主义色彩，他的普遍语用学以理性重构交往的一般条件为宗旨，建构起了社会理论的批判尺度，更多承袭的是康德三大批判的传统。当然，这也与哈贝马斯远比他的前辈更深入地介入与研究英美分析哲学有关。霍耐特后来指出，哈贝马斯时代占据主流的道德与实践哲学形态皆为康德主义。

　　洛文塔尔曾在哈贝马斯60岁生日前夕，去信称赞哈贝马斯不是一个追随者。正是在漫长的教学与讲演生涯中，生活史与智识史的张力不仅不会消失，而且逐步地结晶为了学习过程，有效地激发了批判理论的代际更新。哈贝马斯在自己80岁生日的致辞中，专门回顾并称赞了研讨课作为传统学术制度的价值：“它奖赏那些推翻理由空间中的一贯规则并建立新规则的思想和信息。”

　　哈贝马斯深知，就现代社会的公民教育而言，没什么比得上大学的作用与影响。这让人想起了整部传记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细节之一。1983年，哈贝马斯第三次重返法兰克福大学时，在办公室放了一张阿多诺的照片。他回顾自己的求学生涯时，多次称阿多诺是他“一生遇到的唯一的天才”。这是对伯乐的最高礼赞和深切怀念，但哈贝马斯同时也告诫：“永远别拿自己和天才比，但要始终以批判天才的作品为目标。”

　　□汪尧翀（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