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为什么还要读哈贝马斯？

　　编者按：哈贝马斯是西方在世的最重要的思想家和社会理论家。理解哈贝马斯，对于理解当今世界的许多重大议题具有启发意义。6月18日，哈贝马斯90岁寿辰，新京报·文化客厅邀请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任剑涛，畅谈哈贝马斯的理论与现实的联系。本文根据现场讲话整理而成，已经本人审订。

　　反思德国二战罪孽 始终警惕极端右翼复辟

　　哈贝马斯在中国的读书界、理论界和官方都有极大影响力，他处于极左与极右之间，是一个中左派人士。我并不特别欣赏他的理论，但是我很崇敬他。“不欣赏”是因为个人的意识形态选择，而“崇敬”则是因为他从自身立场出发构建的知识系统，在当世哲学家里无人能望其项背。

　　他深切地关注社会大灾难过后人类应该怎么办，在刚刚大学毕业时，他就碰上了这样的问题，即德国人该如何面对二战中纳粹的责任？让他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他发现那些在纳粹时期特别受欢迎的老师辈的知识分子，战后摇身一变，居然再次成为德国知识界的名流。他觉得他们太轻易地原谅了自己，于是立志要与德国屠犹历史，以及希特勒的纳粹主义进行切割，进行深刻地反省和系统地批判。

　　不同于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默、阿多诺和马尔库塞等人，对哈贝马斯来说，二战灾难的亲身经历其实是如过眼云烟一般，因为他当时太年轻了。1945年他才中学毕业，直到1958年加入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之前，哈贝马斯的理想还不是成为学者。哈贝马斯与这段历史保持着距离，这样才能对纳粹德国采取终身不妥协的批判态度。

　　他始终警惕德国的极端右翼复辟，这也导致了哈贝马斯在理论研究上的遗憾：相对而言，他对德国左翼发展的批判还不足够。但哈贝马斯是一个令人尊敬的左派知识分子。他对人生理想和学术进路的自我规划，与他的主要批判对象，即给世界带来灾难的德国有着密切关联。二战以后，联邦德国的首任总理阿登纳作为德国复兴的重要推手，在右翼眼中简直就是个神话，但哈贝马斯对他口诛笔伐，因为阿登纳与纳粹历史切割得不清楚。哈贝马斯的社会警惕性之高，于在世的著名学者中也是非常罕见的。

　　在批判德国右翼民族主义的同时，哈贝马斯也提出了自己的民主理念，这对转型国家有着重大的现实引导意义。实际上，哈贝马斯对自由理念的关注，远远不及他对民主理念的重视。

　　1986年，哈贝马斯发明了一个重要概念：“宪法爱国主义”。承认立宪民主的建构，使得哈贝马斯稳定地站在了中左的位置。要想维持社会稳定，在观念上最重要的是中左和中右能够团结起来，去抗拒极左和极右。一些西方知识分子批评哈贝马斯没有清算苏联，但哈贝马斯认为，对德国来说，最重要的仍然是警惕法西斯主义卷土重来。后来，战后德国稳稳当当地落定在立宪民主政治的平台上。正是哈贝马斯对极左和极右的同时拒斥，使得他成为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历史见证者、理论分析者、制度设计者和实践支持者。

　　正是因为这种坚持实践知识的亚里士多德式导向，才使得哈贝马斯对全球的转型社会都有重要的指引意义。这也切中当下中国的时代议题：我们怎样才能建构一种健全的社会思想？或许欧盟是一个现实方案，但我们根本无从去遥想一个亚洲联盟。尽管实践差距如此之大，但哈贝马斯的指引意义，就在于要通过不温不火的实践理性，引导一个国家走在稳健的现代民主之路上。

　　法兰克福学派 毫不妥协的批判传统

　　哈贝马斯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旗帜人物。法兰克福学派有一批具有雄心壮志的思想家，他们试图对现代社会作出整体的描述和谋划。如果说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一代人物霍克海默，以及第二代的马尔库塞是资本主义的激烈批判者和颠覆者，那么哈贝马斯就可以称为资本主义的温和派与反思派。但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在几代学者之间保持着一贯性。也正是在多个维度上的一贯性，让法兰克福学派成为左翼社会理论的庞大流派。

　　从左翼理论的来源看，包括哈贝马斯在内的法兰克福学派，都与马克思主义有密切关联，但又与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有着差异。马克思主义强调阶级批判，通过革命推翻旧的国家机器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但法兰克福学派更倾向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潮，他们认为需要从政治批判和阶级批判转型为文化批判和社会批判。霍克海默从筹建社会研究所开始，就对社会批判理论有一个总体谋划。当然，霍克海默直到去世前都非常愤慨，因为尽管他把一群天才笼络在一起，但几乎没有成员响应他的想法。

　　法兰克福学派三代学人的一致性，还表现为对当世社会的批判态度，他们有一个理性的、普世的未来愿景。像哈贝马斯那样在全球性的大事件上，比如对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这些非正义举动，以及对萨科齐、默克尔、特朗普等担任国家领导人的看法，法兰克福学派内部始终保持着一致的批判态度。正是他们对不健全社会的指证和批评引起了我们内心的共鸣。

　　法兰克福学派还保持着德国传统的系统理论思考习性。哈贝马斯曾与当代自由左派的领袖人物、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罗尔斯在《哲学杂志》上展开过一场著名的论战，这场争论其实是自由主义家族内部的争论，哈贝马斯和罗尔斯都肯定立宪民主的极端重要性。他们的分歧在于，立宪民主需不需要有哲学基础。

　　在1971年出版《正义论》时，罗尔斯还在追究形而上学的政治哲学基础，等到1993年出版《政治自由主义》的时候，他已经认为不需要完备的宗教、道德和哲学学说来支撑仅限于政治领域的自由主义。哈贝马斯对此怒不可遏，他认为，这不就成了实用主义者里查德·罗蒂毫无根基和来由的自由主义了吗？他认为，只是对政治领域的自由主义来建构论说还不够。我们不能只强调“交叠共识”、公共理性、权利优先于善，还需要重视善优先于权利，也就是要重视政治自由主义的形而上论证。作为一个学派，法兰克福学派有其深刻的理论和现实批判志向。正是基于理论与实践的共同指向，哈贝马斯和法兰克福学派之间保持着默契。

　　捍卫公共领域 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

　　哈贝马斯的一辈子是“斗”出来的，他从博士毕业之后就开始写文章，真是“怒向刀丛觅小诗”，跟鲁迅先生一样剑拔弩张。他是一位公共知识分子（public intellectuals），简称为“公知”。尽管“公知”的概念在中国已经被“污名化”，但它最初所涵盖的意义，无非是一个专业知识分子，在专业关注之外去评论公共问题所抒发的个人意见。公共知识分子并不在于知识渊博、宣示真理，而是有介入公共讨论的意愿，促成大家对公共事务的共同关注。

　　哈贝马斯能够成为一名公共知识分子，与德国哲学的传统密切相关。德国哲学绵密复杂，专业壁垒极高，但内在隐藏着的却是深刻的社会关怀。在某种意义上，德国哲学就是政治哲学，它秉承了深厚的古希腊哲学传统。在古希腊，如果要谈家政，你是会被人嗤之以鼻的，家政只是私人领域的事情。哲学必须在公共领域发声，介入公共生活，才能够实现人生荣耀。直到今天，哈贝马斯还在严厉批判知识分子的犬儒主义、顽强狙击知识界的哲学王求告，可见其秉承这一传统的韧劲。

　　他们这一代哲学家曾经非常敬仰海德格尔，在正式加入法兰克福学派以前，哈贝马斯所写的很多评论都在谈论“存在”的概念，谈论它在现实社会的影响，这些文章可以被看做是海德格尔式评论。在撰写教授论文的时候，哈贝马斯的写作题目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认为公私划分是公共领域存在与运行的第一个前提。因为有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边界，才有了公共领域的古代形态，再到文学领域公共形态的现代萌芽，进而演进到资产阶级个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划分，最后由公共议政产生了政治公共领域。

　　公共领域在近代以来一直在衰退，这让哈贝马斯忧心不已。新媒体的介入是病源所在。电视和报纸的泛滥使得社会国家化和国家社会化的结构发生了重大转型，公域和私域之间不再有明显划分。公共知识分子被“污名化”，背后根源与哈贝马斯所指出的现象不谋而合，最可怕的是公共领域的私人化。大家对公共事务避而不谈，因为我们对之理解得非常褊狭，以为评论公共事务就是要宣泄公共真理。

　　汉语学界出版过一本文集《文化与公共性》，对中国人讨论公共性有巨大的影响。但“公共性”与“公共”在概念上千差万别。“公共性”是不分中外、古今和政体差异，任何没有严格公共制度建构的国家都有的共同底线形式，再专制的政权都有底线意义上的公共性。而“公共”则需要有一套严格的公共哲学和严格的制度建构，或是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或是罗尔斯的公共理性，最终诉诸公共理性讨论。公共理性讨论的指向是公共权利，而不是指向我们的个人趣味。在这一点上，我们捍卫“公共”的热情，应当要超过我们捍卫“公共性”的热情。因为“公共性”背后的假设，可能恰恰在剥夺我们的“公共”。

　　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的重要性，一点不弱于他的代表作《交往行动理论》和《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由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人士都在有意或无意地误导，使得中国在今天忽视了公共领域的社会功用和价值，甚至根本无视解决这个问题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哈贝马斯的理论贡献如此贴近中国现实生活，成为我们今天纪念他的又一重深厚的理由。

　　口述/任剑涛（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整理/新京报记者 李永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