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论西方的分裂

　　2001年，“9·11”恐怖袭击之后的数年间，哈贝马斯发表了一系列访谈和论文，谈及美国的单边政策、欧洲一体化乃至联合国的改革和未来等问题。这些文章以《分裂的西方》为题结集出版，书的标题恰如其分地传达了他对世界局势的看法。

　　西方的分裂不仅存在于欧美之间，裂痕甚至贯穿整个世界。恐怖主义及其引发的反恐战争，大有引发文明冲突之势，美国单边主义挑战国际法，欧盟内部也因发展的差异矛盾重重。哈贝马斯在书中既对美国分裂世界的外交政策表示失望，同时也对欧洲不愿推进更深层次的联盟感到不满。

　　哈贝马斯认为,现代性作为一项设计，承载了自启蒙运动以来的诸多美好愿景，如自由、平等、博爱、科学、进步等等，并相信人类最终会建构起一幅世界永久和平的图景。但西方愈演愈烈的分裂局面，似乎在言说现代性作为一项设计，不但没有完成，反而遭遇更多困境。

　　“断根化”与世界的不确定性

　　世界为何走向分裂？这是哈贝马斯试图在《分裂的西方》一书中回答的问题。在他看来，分裂不仅仅是现实政治和理想政治相互冲突的结果，其根源在于社会缺乏统一的规范性基础。在统一的世界观（如宗教）崩溃之后，社会变得更加多元，一种更为不确定的境况成为个人乃至国家共同的体验，哈贝马斯将其称为“断根化”（Entwurzelung）。

　　他在书中写道，“在剧烈加速的现代化进程中，人民与其文化传统发生了撕裂。在欧洲，有幸的是在有利的条件下，这表现为一个创造性的摧毁过程，在其他国家却展现为既往生活方式的解体，而且在几代人中都没有可能的补充方式。”

　　因此，“断根化”意味着一种生活方式的解体，而新的生活方式又无法在短期重建，随之而来的是个人体验到的失序和不确定感，焦虑、恐惧成为普遍的生存心态。在这种背景下，原教旨主义的复兴，可以被视作对传统生活方式剧烈“断根化”之恐惧的一个反应。在本书第一章《原教旨主义与恐怖》的访谈中，哈贝马斯将原教旨主义称为一种特殊的现代现象，它是一种固执的精神态度，即当自己的信念和理由不能被普遍接受时，仍然要坚持以政治甚至是暴力的方式实现它们。

　　原教旨主义对于理性的交往提出了挑战，它拒绝承认一个共同的信念背景、文化自明性和相互的期待，这也就意味着拒绝沟通与协商，而是以一种排他性的前现代信仰之形式，制造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冲突。

　　对于民族国家来说，“断根化”同样意味着风险与不确定性的增加。例如随着交通、信息、经济、生产、金融、技术和武器流通的全球化，特别是生态风险、军事风险、国际恐怖主义等问题，民族国家也面临诸多挑战。一方面，单个国家在处理这些问题时，往往显得捉襟见肘；另一方面，风险与不确定性的增加又给了超级大国推行单边主义霸权政策的时机。

　　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之间的分化更为严重，哈贝马斯认为，随着市场全球化和国家的干预，世界社会分裂为获利国家、受益国家和失败国家。国家之间的分化加剧了矛盾与冲突，例如，美国以其压倒性的技术、经济、政治和军事优势，在全球强行推行霸权策略，挑战国际法的某些理念。它不仅在西方和阿拉伯世界制造了对立，也在西方世界内部制造了矛盾。哈贝马斯提到，正是伊拉克战争期间，欧洲发生了最大规模的抗议示威，从而在国际范围内突显了两股力量，一方是美国，另一方则是欧洲乃至全世界的公共舆论。

　　在哈贝马斯看来，在一个“断根化”的时代，个人的求定不应该是走向原教旨主义的封闭，国家更不应该去推行单边主义策略。“断根化”意味着我们被抛进了充满无名关系的复杂世界里，但这个世界也充满了无数可以自我再生和自我调控的功能系统，统一的规范性基础是需要我们从中去创造的。

　　从欧盟到国际法宪法化

　　面对西方的分裂，以及美国的单边主义，哈贝马斯将希望放在了欧洲。在《分裂的西方》的第二部分，哈贝马斯重点论述了欧洲统一的挑战和“核心欧洲”作为抗衡美国的可能性。分裂的西方更加呼吁建立一个统一的欧洲，能够在国际层面上“施加影响力”。与此同时，对欧洲公民来说，建构起同舟共济的政治命运意识，能够使欧盟免于从内部被撕裂，沦为欧洲列强逐鹿的平台。

　　尽管对欧盟寄予厚望，哈贝马斯也意识到欧洲内部存在的分裂，例如新老欧洲之间的冲突，欧洲内部发展不平衡导致的断裂等。他认为，“核心欧洲”应该在统一进程中发挥带头作用，制定共同的外交和国防政策，深化统一合作。

　　正是基于此，他认为欧洲应该加快立宪进程，在宪法爱国主义的框架下建立欧洲认同，促使公民从对国家的情感归属转向对宪法的情感归属，用对宪法的认同取代对国家的认同。哈贝马斯认为，欧盟立宪具有一定的催化作用，它能够促成欧洲公民社会的完善，建立欧洲范围内的政治公共领域，同时创造一种所有欧盟公民都能参与的政治文化。这是一种真正超越民族国家界限的实践，民族局限不再是彼此对话的障碍，内与外、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冲突，被一种更为普遍的理念消解。

　　欧盟宪法化进程，为理解一种多层次的超国家治理体系提供了模型，哈贝马斯进而展开了对世界公民宪法可能性的分析，这是通向康德“永久和平”理想状态的途径，他希望通过国家法的宪法化去重建康德的世界主义计划。

　　在对国际法的分析上，他认为，古典国际法仍然建立在主权国家的基础之上，因而会受制于主权国家，法律呈现出“软”特征，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政治会代替法律。因此，规范国家之间交往行为必须诉诸一部超国家的宪法，即哈贝马斯所提倡的万民法（cosmopolitan law）模式，它直接授予个体合法行动的权利，并授权创建超民族国家的政治代理机构与政治机构以确保全球范围内人权的落实。

　　正是基于此，哈贝马斯支持超民族国家的机构获得更大的行政及司法权力，其目的是建立国际法律体系，将公民和人权的位置也从民族国家层面提升到国际层面。这样才能促使单个政府尊重其公民的基本权利，必要时也可以实施制裁来达成此目的。哈贝马斯这一理念所展示的是对联合国和其他地区性组织的期待，联合国应在全世界范围内对保障和平、捍卫人权担负起主要责任，同时也与民族国家和地区同盟保持着在宪法框架下的职责分工，从而建立一个新的更加和平也更加公正的世界秩序。

　　为此，哈贝马斯号召赋予联合国更大的干预权，让它为世界社会的建构提供一个框架，只有这样才能为那些高尚的计划和政治制度的实现提供担保。

　　走向团结，还是更加分裂？

　　《分裂的西方》中的文章大多写于十多年前，时至今日，世界是走向了团结，还是更加分裂？答案似乎是后者，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何哈贝马斯2018年在接受《西班牙国家报》采访时所说：“我仍旧对世界上正发生的一些事情感到愤怒……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有一种刺耳的喧嚣让我感到绝望。”

　　言辞中流露出一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失望，时代似乎并没有为他准备一份“合格”的礼物。十多年过去了，分裂没有减弱，反倒是更加撕裂。英国脱欧使得欧盟到了最危险的时刻，这对哈贝马斯来说是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加上愈演愈烈的难民危机、恐怖袭击、债务危机，欧洲的政治局势陷入严重的危机，出现了各国各自为战的局面。在他看来，欧洲的理想正在被无能的政客和市场力量摧毁，而要真正地、长远地维持欧洲的理想，必须放弃精英模式、克服技术官僚政治，重新建立欧洲共同的政治命运意识。

　　而全球右翼保守势力的兴起，同样挑战了哈贝马斯超民族国家治理体系的理念。例如美国特朗普的上台，政策转向保守，一系列政策具有强烈的本土主义色彩，而不是承担国际责任，例如关闭移民口岸、退出《巴黎协定》、与各国展开贸易战、退出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等。这些措施放弃了美国自由主义传统中的普世主义理念，甚至回到一种前现代的“部落主义”，对全球化的世界格局提出了新的挑战。

　　相比十多年前，世界的分裂有增无减，但这并不意味着哈贝马斯为我们指错了方向。事实上，我们比任何一个时代更加需要他，因为这个时代更加需要沟通。全球化意味着任何孤芳自赏或者自鸣得意都是狭隘的，只有在交往的实践中，开放的心态和自由的关系才能够开启。时代越是紧张，越需要人去坚守这样的原则，对于哈贝马斯这样的启蒙知识分子来说更是如此。在个人层面，交往的实践需要我们学会用他者的眼光来进行关照，在相互期待中构成普遍主义的道德形式。在国家层面，同样需要一种超然的普遍主义，以破除民族的狭隘情结，为人们的共同生活造就一个开放包容的共同体。 

　　□曹金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