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童世骏 哈贝马斯在中国

　　哈贝马斯是当今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也是一位关注现实和政治社会议题的公共知识分子。他到20世纪80年代确立了自己的学术地位。其著作建立的庞大思想体系的背后是对现实问题的深深关切。

　　20世纪80年代，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打开国门，中国学术界、思想界掀起了又一波“西学东渐”的大潮。在那时，哈贝马斯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人物被当时的中国学界所了解。但是，中国的“哈贝马斯热”并没有随着80年代“文化热”的消沉而退潮，因为其思想的庞杂和对现实问题的关切，给了许多中国学者解决自身的问题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在这场“理论旅行”当中，哈贝马斯的思想最早是如何被中国学界所了解的？中国的“哈贝马斯热”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哈贝马斯的思想资源对我们又有什么样的启发？我们采访了哈贝马斯的译者和研究者童世骏，为我们分析了哈贝马斯在中国的传播历程。

　　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人物

　　新京报：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哈贝马斯就受到中国学界的重视。你能谈谈哈贝马斯的思想刚进入中国的情况吗？

　　童世骏：当时，哈贝马斯是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人物而被中国学术界所了解的。在上世纪80年代，哈贝马斯还很年轻，但是他已经在德国有着十分重要的学术地位。在当时的德国乃至其他国家，研究哈贝马斯的专著也已经出版了好几本。

　　在我的印象里，哈贝马斯最早在中国引起关注的文章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上世纪80年代初江天骥先生主编了《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的社会理论》，其中就选了尹大贻先生翻译的哈贝马斯的这篇文章。这本书在对法兰克福学派作概述的时候，也重点介绍了哈贝马斯。

　　在这篇文章里，哈贝马斯对于现代资本主义的批判，这不仅是在一般意义上进行文化批判，也是从科学技术在社会管理、日常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上进行的社会批判。哈贝马斯对科学技术的重视，跟当时邓小平讲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不谋而合。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对于科学技术的评价主要是正面的。哈贝马斯其实也高度评价了科学技术的正面意义。但是哈贝马斯认为，如果我们把科学技术从一种人对自然的控制方式变成了一种对人以及社会管理的重要方法的话，这会造成社会病态。

　　“意识形态”的一种通常理解是“颠倒意识”，尤其是把特殊的东西错当成普遍的东西。哈贝马斯说科学技术是一种意识形态，意思倒不是说科学技术所代表的人类某个特殊群体的特殊利益被普遍化了，而是说在人类学的意义上，科学技术只是人类诸多知识兴趣中的一种，那就是控制自然，但越出这个界限，假如我们把科学技术用于对人的认识和行动上、用于对自己的认识和行动上，那我们就把特殊的东西当成了普遍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科学技术成了一种“意识形态”。

　　新京报：你认为中国的“哈贝马斯热”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童世骏：我觉得中国人之所以对哈贝马斯感兴趣，至少是我之所以对哈贝马斯感兴趣，可以从三个角度来理解。首先，因为哈贝马斯继承了社会主义传统。中国学界一开始是把哈贝马斯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而接受的。当然，有德国媒体最近在庆祝哈贝马斯九十岁生日的文章中也并不主张把哈贝马斯归入马克思主义的阵营中。但哈贝马斯其实很重视马克思主义传统，并设法对此进行发扬。

　　在柏林墙倒塌、东欧剧变之时，哈贝马斯曾写过一篇《社会主义今天意味着什么？》的文章，旗帜鲜明地坚持社会主义理想。因此，他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代表是不存在问题的，即便他的社会主义理想所强调的一些要素，未必与我们的社会主义理想相符。

　　其次，因为哈贝马斯捍卫现代性的价值。他批判新保守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他警惕这些在左翼和右翼中否定现代性价值，回到过去或可能误解未来的思潮。他要捍卫现代性价值，其中包括市场经济、法治国家、公民社会等看起来比较自由主义的典型要素。哈贝马斯觉得，这些要素也可以从社会主义的角度出发，进行捍卫和发扬。

　　第三，虽然我们会觉得在哈贝马斯的思想里，他与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做斗争，普遍主义倾向非常强烈，但是，他又有着非常强的欧洲意识和德国意识。在理论上，他对于普遍价值必须要和特定的民族文化相结合的意识越来越明确。从实践上来讲，从上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哈贝马斯作为青年知识分子开始参与德国国内的公共讨论开始，一直到现在，他依然频繁地深度地参与德国和欧洲的公共讨论，这些都表明他对于特殊的政治文化的重要性是有非常深切的认识的。

　　英译本姗姗来迟，反而有益传播

　　新京报：为什么哈贝马斯早期的著作《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这本书会在当时的中国的学术界掀起热潮？是不是也正好对应着中国上世纪90年代传统媒体市场化的大潮和作为公共讨论平台的互联网的兴起呢？

　　童世骏：可以说有点关系。《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是哈贝马斯早期特别重要的著作。但是，在英文学术界里，这本书受到的关注却比较晚。在受到广泛关注的英文研究专著——托马斯·麦卡锡的《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里，麦卡锡根本没提《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直到1989年，《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才有了第一版英文译本，麦卡锡为此写了长序。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本书的英文译本推迟问世，反而对此书的传播是一件好事。

　　这跟东欧剧变的关系非常大。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和商谈等有关公民社会的理论，给观察当时的东欧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和框架，还有人会用这种视角和框架观察当时的南欧、甚至东亚。

　　所以，当1989年《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的英文版问世时，此书很快在英语学术界的中国研究领域里掀起热潮。当时，国内外的学术交流也比较频繁，因此国内外都在讨论这本书。其实这个热潮的持续时间并不是很长。因为哈贝马斯的研究跟他对欧洲和德国的现实关怀非常密切。若我们在学术上简单地把他的理论照搬、引申到中国来，这是很有问题的。不过，这本书给当时的中国学术界研究我们自己的问题，提供了很多很应时的概念和思想资源。

　　肯定市场经济的西方左翼

　　新京报：你认为中国学术界在接受哈贝马斯的思想上存在着什么样的问题或不足？

　　童世骏：所谓的不足很大程度上是分工所带来的。有人会相当注重哈贝马斯在法兰克福学派当中的地位。他们会把一些细节搞得很清楚，比如哪些理论比较重要、他的思想可以分几个阶段、他跟各种思想家的关系如何等。的确，做这种文本梳理工作是很有必要的，但是仅仅做这种工作是远远不够的，尤其是当研究者使用中文译本或英文译本来做文本研究，因为翻译往往是不牢靠的。

　　我自己的兴趣更多在于，带着问题去理解他的哲学思考。这个问题不一定是我自己的问题，也可能是他的问题。我个人愿意把他的理论看成是他对自己的问题的一种回答。当然，我也想办法找他的问题和我的问题之间的共同点。所以，我想办法在阅读他的作品、对他的工作做分析研究时，也能回答我自己的问题。

　　新京报：对于哈贝马斯的思想来说，你认为中国学术界应该更加关注他的哪些理论？哈贝马斯的哪些理论在中国更具有现实意义？

　　童世骏：哈贝马斯对社会主义传统的理解，我们不一定要照搬，但是他给我们以启发。他是比较早肯定市场经济和法治国家、公民社会、公共领域的价值的西方左翼。他仍然关注社会主义的平等诉求和对人的尊严的诉求。这些都是他作为批判理论家很重要的特点。

　　哈贝马斯对于自己民族的政治文化传统有着批判性的反思，这点也给我们以启发。一个民族文化的活力，恰恰体现在有一批优秀的人，不断对过去作出面向未来的反思。

　　作为哲学家的哈贝马斯对英美哲学和欧陆哲学都很熟悉，他在他的思想中都有借鉴。他不是为了跨越学术传统而去跨越学术传统。他之所以会借鉴英美和欧陆的哲学思想资源，是因为他既有建立体系的冲动，更有解决现实问题的冲动。他力图超越门户之见，借用各个学术传统的学术资源，与历史上的哲学家对话，与在世的哲学同行进行实时交流，不停地在进行交流，这是很值得我们关注的地方。

　　新京报记者 徐悦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