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用29年，帮深圳600名流浪者回家

　　易雄猫着腰，穿过一排蕉叶，钻进了低矮漆黑的高架桥洞里。

　　半分钟前，他从京港澳高速旁走过，下意识地往桥洞里一瞥，隐约看见一个躺在凉席上的身影，“大概率是流浪者”。

　　对流浪者而言，桥洞是适宜的居所，尤其在夏天。这里有足够宽阔的场地、随汽车呼啸而过的风和大片的阴凉，雨水和阳光都打不到他们身上。

　　在深圳这座聚集着1300多万人口的城市，流浪者常常被人忽视。深圳市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7年，深圳三家救助站共救助了30322名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为他们提供食物和住所、联系亲属。

　　但根据易雄的经验，愿意向救助站求助的流浪者只占小部分，“都不想失去自由”。然而得到自由的同时也意味着居无定所、风餐露宿。

　　29年来，已有将近600名流浪者在易雄的帮助下与家人团圆。他相信，回家，才是他们更好的归宿。

　　流浪者不回家

　　一个半小时过去了，桥洞里的男人依旧不发一语。

　　易雄蹲下身，凑过去套近乎：“小兄弟你干吗睡在这里？是不是有什么困难？”“你是没钱还是没身份证？”“快中午了，要不要吃点东西？”男人只是眯眯眼，翻过身继续睡。

　　易雄掏出手机，对着他偷偷拍了一张照片，又录起了视频。男人看着年轻，长了一张圆脸，颧骨很高，头发像刚剪过，衬衫和长裤都有些脱色、磨破了边，旁边摆了双崭新的蓝拖鞋。除了一床沾有土屑和杂草的凉席外，没有其他行李。

　　这些迹象表明，男人流浪的时间或许不长，有可能只是刚刚失去工作、找不到生活来源，或是被人骗了、遗失了钱和身份证。“你是不是被黑中介骗来的？进了黑厂？”

　　“黑厂是有”，男人终于开了口，带着浓厚的两广口音。男人告诉易雄，他念到小学六年级就辍学了，七年前和叔叔来深圳打工，后来叔叔生病回了老家，自己又被骗进黑厂，跑出来找不到好工作，手机也丢了，身上只有身份证和100多块现金。

　　易雄看了看他的身份证，姓谭，1992年生，是广西合浦县人。易雄问他，为什么不回家？他不再回答。易雄只好拍下他的身份证照片，答应帮他找一份靠谱的工作，起身离开。

　　深圳是一座“由外地人撑起来的城市”，常住人口超过1300万，有800多万外地人，他们在这里寻找梦想与金钱，一年为这座城市贡献超过2万亿元的生产总值。

　　流浪者也是深圳的一部分。五年前，深圳市城管局负责人曾公开表示“不会禁止和驱赶真正有困难的流浪乞讨人员”。

　　按照《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规定，救助站的救助对象指“因自身无力解决食宿、无亲友投靠、又不享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或者农村五保供养、正在城市流浪乞讨度日的人员”。但救助站只对流浪人员进行临时性社会救助，期限一般不超过10天。

　　在易雄接触过的近千名流浪者中，小谭是最常见的一类人：年纪轻轻，从五湖四海来，进入工厂成为流水线的一部分，又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丢掉工作，或是丢掉钱包、手机或身份证，与家人不再联络，从此流落街头。

　　2016年，易雄制作了一张“站外救助登记表”，帮那些不愿去救助站的流浪者登记姓名、家庭住址、身份证号等信息。所有流浪者中，来深圳务工的中青年男性占了大半，多数来自广西、湖南、四川等省份。

　　而在救助原因这一栏，务工不着、被盗被抢被骗的情况最为普遍。“很多流浪者其实想回家，又不好意思和家人联系，因为他是出来挣钱的，没挣到钱回去没有面子，只好一天混一天。”

　　比如杨宇（化名），广西人，80后。2015年，他来到深圳，开始做日结工，在松岗租500元一个月的群居房。在此之前，他做过搬运、挖树、修轮胎。

　　但后来，杨宇不愿天天工作，钱不够花，带着一条流浪狗搬到了松安路旁的高速桥底。今年春节，杨宇回过一次家，他发现老家的田地都已荒废，村子里也没剩多少年轻人，过完年便回到了深圳。“没事可做，在这捡废品都比在家强”。

　　运气好的时候，杨宇一天能捡到二三十元的废品，足够在路边买两份一荤一素的快餐。而在去年，深圳市民人均年收入超过5万元，相当于他捡四五年的废品。

　　回不了家的还有精神异常的流浪者。易雄见过，原本能正常沟通的人，会突然开始追车、爬树；喜欢睡在树荫下的中年女人，心情不好时见人就吐口水，易雄与她打交道多年，只知道她老家在黑龙江；正在翻找垃圾桶的男孩，对前来搭讪的易雄破口大骂，又掏出了三把匕首，易雄只好报了警，“碰到这种情况，我们一般是先报警，再打120，如果确认流浪者有精神异常，就会被送到康宁医院治疗”。

　　深圳市康宁医院的数据显示，从2009年到2018年，深圳市康宁医院共救治了12142名流浪乞讨精神病人。

　　“看到流浪者，心里就不舒服”

　　29年前，17岁的易雄刚念完初中，也是铺盖一卷，南下加入务工大军。刚到深圳时，他在工地上拉砖、打水泥浆，一天能挣十块钱。那时，他住在水泥隔板搭的工棚里，天花板是用油纸铺的，半夜雨点大颗大颗地砸下来，吵得人睡不着。

　　如今，易雄不再年轻，皮肤晒得黝黑，添了白发和皱纹，爱穿长袖和西裤，出门背橄榄色斜挎包、骑银色自行车。

　　他的工作是在家附近当保洁员，天蒙蒙亮就起床，在城市尚未苏醒时扫地、倒垃圾，剩下的时间都用来当义工、寻找流浪者。

　　2010年，易雄加入了深圳市义工联合会，他是最积极主动的人之一，一周至少有五天都在干活儿。为了更好地帮助流浪者，还专门自学考取了社工证。后来，他还成立了专门帮助流浪者回家的义工团队“爱心飞翔”，和宝安区救助管理站合作，在深圳发展了近百名成员，有打工仔、小摊主和公司高管。

　　妻子带着儿子回东北老家上中学后，易雄独自租住在沙坣新村的一栋“握手”楼里，每月房租2000元。家门口贴着几百张易雄与受助流浪者的合影，客厅四面墙挂满了锦旗，出现最多的字眼是“大爱无疆”，靠墙堆着整箱整箱的矿泉水、八宝粥和自热米饭。

　　“因为我知道流浪的苦，也受人帮助过，所以我想要反过来去帮助人家”，易雄说。在他7岁那年也有过一段流浪的经历，他独自乘大巴去乡下外婆家，路上颠簸五六个小时，迷迷糊糊下了车，才发现坐反了方向，只能漫无目的地到处走，睡在桥洞和马路边，吃路人施舍的馒头。

　　直到碰见一位30岁左右的阿姨，把他带回家，帮他洗澡、下面条。易雄告诉阿姨，自己家在武冈古城，她便写了纸条给跑邵阳的客车司机，托他贴在城门口。几天过去，易雄的父亲见到寻人启事，来把他接回了家。

　　从那以后，易雄开始格外关注流浪者这一群体，只要碰到流浪者，就会主动去给他买水、买饭。

　　1993年，一个下雨天，易雄从工地出来，在公园碰到一个流浪者，顶着一头乱糟糟的头发，瘫坐在地上。流浪者是湖北人，打工遇到黑中介，身份证和钱都被骗走了，好几天没吃饭。易雄帮湖北人打通了老家派出所的电话，提供了湖北人姓名、住址，几个小时后，派出所就找到了他的家人。

　　这次偶然的经历让易雄发现，原来帮助流浪者寻亲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就是多问一句话、多打一个电话的事”。从那时起，他零零散散又帮过几名流浪者回家。“看到那些人睡在外面，我心里就很不舒服，感觉很莫名其妙。为什么现在社会好了，还有这么多人在过着和我以前同样的生活？”

　　每当碰到声称不愿回家的流浪者，易雄会想办法问出他的家庭信息，再联系家属详细了解情况。“谁愿意天天在外面风吹日晒、靠拾荒为生呢？”易雄说。

　　“有的是碍于面子，有的是跟家里人闹过矛盾，还有一些特殊情况，比如流浪者家中已经没有亲人、精神异常等等”。事实上，大多数流浪者在易雄的劝导下，最终都跟亲人回了老家。

　　碰上实在不愿回家的，易雄也会想办法在本地给他找一份工作。前两年，一个河北流浪者的亲人被易雄找到，但来深圳待了三四天都没能说服流浪者回家。后来，易雄帮他找到了一份在工地看管房子的工作。

　　一次不行，就再来一次

　　寻找流浪者的最佳时段是上午。深圳的夏日漫长而闷热，时时伴有突如其来的暴雨，所以流浪者常在白天睡觉，到了傍晚，太阳沉下去以后，再开始“活动”，直至天亮。

　　出门前，易雄和义工们会准备好水和食物，用来剪头发和指甲的剪刀，一张义工证、一叠宝安区救助管理站服务卡和“站外救助登记表”，“两天就能填满二三十张”。如果有义工开车来，还会在后备厢捎上几床蚊帐。

　　获取个人信息是帮流浪者回家最关键的一环。见到流浪者，易雄首先会拍照片、视频，跟对方称兄道弟，以炎热的天气拉近距离，把水和食物拿出来，再开始和流浪者聊天、了解信息、询问是否愿意向救助站求助。

　　但事实上，很多流浪者都不会理睬易雄，唯一的办法就是耗时间。一个小时不行，就两个小时；一次不行，就再来一次。在这期间，易雄会不断向流浪者提问：碰到了什么困难？是否有身份证、钱包和手机？想不想回家或者找工作……直到流浪者最终对他卸下防备。

　　有时，香烟也能撬开流浪者的嘴。一位流浪18年的中年男人见到易雄，不说别的，只向他要烟。易雄从烟盒里抽出一支，没递出去，说，“给你一支烟，你要写一个字，把名字和家庭住址都写出来。”

　　为了方便聋哑人，易雄还专门在手机里装了一个查询行政区划的软件，能精确到街道、村，引导他们勾选。碰上不能说话也不认字的流浪者，易雄只能带他们回自己家洗澡、剪头发，再带到派出所做人脸识别，明确身份。

　　“从2018年1月起，我们开始和派出所对接，采用人脸识别技术”，宝安区救助管理站副站长郭东抒说，只要受助者拍过身份证照，就能进行比对，识别出受助者的身份信息。DNA匹配也是寻亲手段之一，但成功率不高，只有当受助者的亲属也在DNA库中留过样时，才有可能进行匹配。

　　大多数时候，易雄拿到流浪者的个人信息后，会直接拨打当地派出所或村委会的电话，请民警、村干部上门去找流浪者的家人。易雄的手机里有将近800个义工微信群，覆盖了全国各个地区。他会把流浪者的家庭信息发在对应的群里，再由当地的义工来对接。偶尔，他也会向一些寻亲公益组织求助。

　　在易雄与流浪者交流的同时，会有其他义工在旁边做视频直播，广西人辉哥是其中一员。在直播平台上，辉哥有40万粉丝，每次直播都能吸引几百名观众。去年，在辉哥的一场直播中，一位睡在公园草地、因为精神障碍无法正常沟通的女孩被老乡认了出来，第二天家人就把她接回了家。

　　“尴尬和沉默都是正常的”

　　找到流浪者小谭的当天下午，易雄就联系上了他老家的村支书，并且找到了他的家人。

　　在寻亲过程中，易雄最害怕的是被家属怀疑身份。两年前，易雄帮助一位广西南宁的大学生找到了家人，大学生的哥哥到了深圳，却不肯上义工的车，“非说我们是骗子”。

　　易雄提出，让哥哥去派出所先报警，让民警来见证，还是被拒绝。最后，在大学生工友的陪同下，哥哥终于上了车，一见到桥洞底下的大学生，扑过去“哇”地哭了起来。

　　6月16日晚，易雄和一位陕西汉中流浪者的姐姐约好在松岗见面，等了快一个小时，不见人影，“说在和朋友吃饭”。到了十点，姐姐才告诉易雄，她人还在汉中，以前被传销团伙骗过，以为他们也是骗子。第二天深夜，姐姐搭火车到了深圳，直接托朋友带走了弟弟。

　　“有的家属就是有这种心态，警惕心很高，被骗怕了”，易雄说，尽管他会向对方出示证件、流浪者的最新照片和视频，甚至让民警、村干部出面，仍有可能得不到信任。

　　幸运的是，小谭的堂哥没有多怀疑，连夜赶来深圳。6月18日清晨，易雄和义工们套上了红色的义工马甲，守在高架桥边，辉哥开始给粉丝直播“团圆”的场面。

　　易雄从来不会提前告诉流浪者，他们的亲人要来，怕他们觉得没面子跑掉。事实上，几乎所有为“团圆”付出的努力都是背着流浪者进行的。

　　和小谭一样，堂哥身材瘦削，也是圆脸，他透露了更多关于小谭家庭的细节。在小谭尚未懂事时，父亲已因病去世，母亲患上间歇性精神病后改嫁了，家里还有个亲妹妹，已经结婚、生了三个小孩。而小谭一直都是腼腆内向的男孩，连堂哥招呼他上家里吃饭，也会不好意思地跑开。七年前，小谭离家打工以后，他们再无联系。

　　兄弟重逢的场面没有想象中那么激动。堂哥见到小谭时，他刚刚睡醒，正躺在凉席上发呆。四目相对，小谭眼中闪过惊讶的神色，尴尬地把右手枕到了脑后。沉默了一会儿，堂哥用家乡话问，“跟我回家吧？”“不回”，小谭答得很快。

　　原本在远处观望的易雄走过去，蹲在凉席的另一边，开始劝：“你不愿意回家是有什么心结？现在堂哥来了，开了通宵的车赶过来，说明他还疼你，有什么怨就跟他讲嘛。就算不愿意回老家，我之后可以帮你去找工作，我有朋友在工厂，可以介绍你过去，一个月也能挣几千块。但你要先跟堂哥去吃个饭，他大老远跑过来，你要替他想一想。这么多年没见面，你们可以好好聊聊家里的情况。昨天我也跟你们村书记打了电话，他说村里开始分田分地了，你们家现在没有能说得上话的人，你得回去签名才行。”

　　听到“分田分地”，沉默的小谭犹豫了几秒，坐了起来，拍拍裤子上的灰，说了两个字：“走吧”，跟着堂哥上了车。当天，小谭和堂哥回到了广西，堂哥答应小谭，会给他买一部智能手机，再帮他在北海找一份工。

　　“尴尬和沉默都是正常的”，在易雄促成的600多次团圆中，很多相认的瞬间都是如此。面对多年未见、音容已改的亲人，往往很难开口说出第一句话。时间和距离在亲人之间撕扯出的巨大裂痕，只能慢慢弥合。

　　流浪者回家以后，易雄会长期和家属、当地的村干部或义工联系，让他们给发流浪者的照片、视频，了解流浪者在家生活的情况。根据易雄回访的结果，十分之九的流浪者回家后都不会再出来，在老家成家立业、娶妻生子，回归正常的生活。

　　流浪者“睡神”不幸地成为了那十分之一。易雄和辉哥在松岗琥珀市场旁边的高架桥底找到他时，他不说话，也不认字。他们带他去理发，给他买蓝色的运动衫、剪脚趾甲，偶尔还会带他下馆子，“像朋友一样相处”。

　　今年4月，通过人脸识别，找到了“睡神”的家人，父亲来带走了他。2个月后，当地义工告诉易雄，“睡神”的父母把他赶出了家门，每天睡在公园里的大樟树下。

　　易雄和辉哥开始后悔把“睡神”送回了家，“至少在这里还有口饭吃”。

　　“自卑是他们最普遍的心理问题”

　　现在，易雄是深圳义工圈的知名人物。每救助一名流浪者，团队都会制作一张简单的蓝底电子海报来宣传，海报两边的空隙印着宣传语“你给我一个信任，我还你一个团圆”，底部是易雄的电话。

　　于是，易雄的手机总是响个不停。最常接到的是自称为流浪者的求助电话，问他要钱，这类诉求他从不理会。也有失踪人口家属找他，易雄会仔细问好失踪者的个人信息，尤其是最后出现的地方，一一记录下来，再转给团队其他成员一起帮忙找。

　　帮流浪者回家能给易雄带来充分的满足感，29年来，有将近600名流浪者在他的帮助下与家人团圆。

　　但也有许多事让他无能为力。那位爱抽烟的老头很少说话，易雄曾用几根烟换来了他写的人名和地址。找到地址，发现不是他家，写的人名另有其人，村里根本没人听过这个老头。

　　还有更多的老人，因为年纪太大、在外流浪的时间太久，面容、乡音都已改变，即便带到派出所做人脸识别，也无法精准匹配出他们的个人信息。

　　最让易雄遗憾的是，流浪者家属对亲人的淡漠。来自陕西的一个流浪者，有精神异常，和成群的蚂蚁住在一起。他曾被上海、西安两地救助站救助，送回老家后又跑了出来，易雄辗转联系上他的家人后，得到的回复是“我们已经放弃他了”。

　　面对这些回不了家、失去劳动能力的人，易雄只能尽量多抽时间带着食物、生活用品去探望他们。每个月，易雄都会去救助站讨物资，工作人员会提前帮他备好15箱矿泉水、10箱八宝粥和3箱自热盒饭。

　　平时，救助站还会请专业的社工老师来对义工们进行培训，教他们如何与流浪者打交道、给流浪者更多心灵的关怀和疏导。

　　接触过许多流浪者以后，易雄发现，自卑是他们最普遍的心理问题。社工告诉他，应该先带他们去洗澡、换衣服、剪头发和指甲，从外表开始改变，再鼓励他们从工厂的日结工干起，慢慢回归社会。

　　“流浪者不像普通人，会牢牢扎根于某个地方，他们只在城市的某个角落短暂逗留，然后四处游荡”，易雄说。帮亲属找回流浪者的机会只有一次，错过了就不会再有。

　　几年前，一位流浪者的母亲看到孩子落魄的视频，不愿相信，不肯来接孩子，坚持认为易雄是骗子。几年后，这位母亲打电话过来，求易雄“再帮我找找儿子吧”，易雄再回去看，人早已不在原处。

　　还有一些时候，意外会比团圆先来临。一中年流浪者，有个15岁的女儿和腿脚不便的老父亲，易雄找到他们，和流浪者通了电话。挂了电话，流浪者兴致勃勃地说，要多挣点钱给女儿上学，再回家。

　　一个星期后，易雄再去看他时，却不见人影，旁边杂货店的老板说，“人已经去世了”。易雄叹了口气，骑着自行车，开始寻找下一个流浪者。

　　新京报记者 周小琪 A12-A13版摄影/新京报记者 周小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