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季好书

　　《费孝通晚年谈话录（1981-2000）》

　　编撰：张冠生

　　版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9年5月

　　作为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费孝通在官学之间的特殊经历，对于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他晚年的谈话录，基于历经沧桑后的自身经历，对社会、学术和政治进行了融会贯通式的回顾与反思。这本看似结构散乱的晚年话语档案，记录了处于政学之间的老一代知识分子对新时代富民强国的美好夙愿和救民济世的赤子情怀，也记录了晚年忆旧怀人的悲悯之情。

　　此外，这本谈话录还以闲聊的方式，记录了费孝通对中国文化与中国现代历史的纠葛、中国农民、中国文化如何自觉等问题的思考，对于学术生命的延续、做学问与做人，以及对于反右、“文革”等问题的独特省思。对于理解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和近现代中国社会变迁，这本谈话录具有文献意义的参考价值。

　　（萧轶）

　　《唐宋之间的国家与祠祀》

　　作者：杨俊峰

　　版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9年5月

　　学界主流的观点认为，传统中国经历过三次重大的社会和思想文化转型，第一次在春秋战国时期，第二次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第三次则在唐宋之间。尽管“唐宋”这两个朝代往往被人们并称，但这两段时期的国家组织形态、经济重心、思想突破和习俗仪式都有显著的差异。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在20世纪初正式提出“唐宋变革论”，认为“唐代是中世纪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代的开始”，由此开启了海内外学界对此的持续热议和研究，刘子健的《中国转向内在》、柏文莉的《权力关系》、余英时的《朱熹的历史世界》等著作都建立在这个立论的基础之上。

　　先前的学术研究很少关注到，国家与祠祀信仰的互动关系也在唐宋之间发生了重大的转折。一方面，宋代以降旌忠庙与贤人祠大量出现，基层社会的信仰也大量涌现于历史文献的记载之中；另一方面，相比中古时期的政权，宋朝也更加重视对各地祠祀信仰的控制。《唐宋之间的国家与祠祀》通过跨代史的比较研究，以国家和南方祀神风俗的互动为焦点，分析作为政治载具的祠祀如何成为宋代政治文化的基本元素。杨俊峰的著作既补充了宋史研究在制度与信仰方面的缺失，也有助于读者把握唐宋转型的宏观脉络。

　　（李永博）

　　《声入心通：国语运动与现代中国》

　　作者：王东杰

　　版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9年4月

　　国语运动是晚清以来中国转型的重要环节，几乎重构了中国文化的存在形态，也促进了现代国家的文化认同。故而，在现代中国的形成过程中，面对救亡图存的社会危机，以语言革命和文字改革为目标的国语运动，不仅仅是晚清民国知识分子的学术研究问题，而且牵扯到了国家建构、国族认同、文化理想、地方观念、阶级意识等范畴之间的多维度互动，同时涉及了中西方文化的学战论辩和语言文化的观念变迁等复杂问题。王东杰以问题意识为主导，采取非线性的跨学科研究范式，重新考察了国语运动中的生态变化和思潮变迁，以及语言与社会、政治等方面的内在互动关系。

　　《声入心通：国语运动与现代中国》续接了《历史·声音·学问：近代中国文化的脉延与异变》中的“声音”部分，对近代中国的语言文字改革、统一与推广等历史脉络和结构异变，进行了多维度的社会互动网络考察；从语言的角度探究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复杂轨迹，呈现了文化与政治、精英与民众之间的关系，展现了近代中西文化之间的力量角逐和国家与地方之间的内在张力，深刻地剖析了国族建构与社会转型诸问题的复杂性及其历史影响。（萧轶）

　　《东往东来：近代中日之间的语词概念》

　　作者：陈力卫

　　版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年6月

　　日本语词概念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传播，深刻影响了自晚清以来的中国社会。中日两国之间的文化民族主义和近现代史的文化复杂性，导致中日之间语词概念的传播、互动与共享关系受到了种种因素的干扰，以至于后世在谈论时总是以讹传讹。陈力卫在《东往东来：近代中日之间的语词概念》一书专门讨论这个问题，把当时的字词典进行了一一对照，梳理了中日近代新词的互动共享及其历史脉络，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近代中日文化的互动关系。

　　在对比中日两国近代出版的报刊杂志和辞典收录状况之时，陈力卫还对概念背后的社会思潮进行了复盘，重新回溯了近代中日两国的社会思想变迁和东亚文化的互动历史。尤其是对近代史的关键语词的词源进行了具体的验证，将语词概念在社会变局下的嬗变进行了梳理；又对近代新词汇的翻译史进行了正本清源的考证，让我们重新认识了近代史中的文化输入与输出的双向互动，以及语词翻译和社会思想之间的互动关系，这都对理解近代中日两国的思想文化史有着重要的价值。

　　（萧轶）

　　《北京：公共空间和城市生活（1400-1900）》

　　作者：（美）韩书瑞

　　译者：孔祥文

　　版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9年3月

　　寺院在中国的古代生活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寺院的捐赠者、建设者、维护者、居住者和供奉者，都是一些怎样的阶层和人群？寺院在明清两朝的帝都北京，为皇室、官僚、商贾、士绅、旅客和普通市民，提供了怎样的公共空间和精神寄托？寺院又与城市的经济发展、权力格局、宗教信仰、社会心理、娱乐生活有着怎样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问题的复杂程度，其实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在中国古代的城市生活中，寺院是一张覆盖全员的有形和无形网络，自天子以至庶人，几乎无人不与寺院发生着或深或浅的关联。

　　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教授韩书瑞的这部著作，其英文名直译应为《北京：寺院与城市生活，1400-1900》，她将研究目光对准明清两朝北京的寺院与城市生活，用一千余页文字勾勒出五百年间帝都寺院的生态变迁。她所说的“寺院”，是庙、寺、庵、祠、观、宫、禅林、堂、殿、院、阁、茶棚、坛、塔、家庙的统称，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口增加，寺院的数量和规模在不断扩张。据作者统计，五百年间，北京包括郊区在内有档案记载的寺院超过2500座，它们不仅关乎人们的宗教信仰，更与外界发生着经济和文化关联，成为城市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通过查阅大量原始档案、文献资料和实地走访，韩书瑞用实证主义的研究方式完成了这部关于北京寺院的史诗。

　　（徐学勤）

　　《坏血》

　　作者：（美）约翰·卡雷鲁

　　译者：成起宏

　　版本：雅众文化|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9年4月

　　作为大多数知名科技企业和成千上万初创企业的大本营，硅谷被视为创业圈的标杆，但这本书写的却是硅谷的一个传奇版的丑闻。传统的血液检测需要高昂的花费，希拉洛斯公司在2013年宣称不用可怕的针头和采血试管，只需刺破手指获取几滴血便可以完成在专业医疗实验室内进行的多达240项医疗检查，而且花费最低只需要2.99美元。这项“终将改变世界”的新型血液检查技术吸引了无数商业巨鳄为其投资，而19岁从斯坦福辍学创业的公司创始人伊丽莎白·霍姆斯更被冠以“女版乔布斯”的称号。

　　这则硅谷神话如今被证实是彻头彻尾的骗局：所谓的新发明只是改装市场上买到的仪器，所谓的新技术只是在稀释被试者的血液后再采用传统仪器检测。揭露这场谎言的正是本书作者，两度获得普利策新闻奖的调查记者约翰·卡雷鲁。不畏恐吓和威胁，卡雷鲁通过大量的采访突破在2015年揭露了这场骗局，并据此完成了《坏血》。这一跌宕起伏的真实故事警醒我们：科技淘金热诱惑年轻人打着创新的幌子来规避法律和道德，而浮躁、盲从、过度许诺的创业圈文化使低劣的骗术得以大行其道。（李永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