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大年 “作家楼”最后一个作家走了

　　姓名：赵大年

　　性别：男

　　年龄：88岁

　　去世原因：病逝

　　去世日期：7月1日

　　生前职业：作家

　　代表作：《大撤退》《女战俘的遭遇》《皇城根儿》《公主的女儿》

　　赵大年费劲“爬格子”的场景，小女儿赵文华再熟悉不过。

　　通常他会坐在电脑桌前，单手敲击键盘，不时瞥一眼屏幕。伴随“嗒嗒”的按键声，一个个汉字，在文档中蹦了出来。

　　自15年前退休后，赵大年的日常便是：吃饭、睡觉、用电脑写作。

　　赵大年的家，在北京市文联宿舍楼内。它被称为“作家楼”，住过刘恒、李克、刘绍棠等作家。多年来，他们或搬走、或故去，只剩赵大年一人。

　　7月1日，赵大年也走了，享年88岁。

　　天桥的“文艺学徒”

　　赵大年生于九一八事变后两个月，正是家国丧乱之时。在回忆性散文集《人生漫记》中，他自述清晰记得七七事变卢沟桥的隆隆炮声，跟着父母辗转逃难。14岁时，便已跑遍半个中国。

　　逃难途中，他频频辍学，吃过草根树皮，住过山洞窑坑，见过饿殍载道。这也是他后来投笔从戎的缘故。

　　赵大年的父亲是大学教授，母亲是小学校长，他自幼与文艺结缘。在重庆南开中学就读时，每逢假日他便钻进书店，靠着书架站立读书，一看就是好几个钟头，“不知道饿”。

　　随军赴朝鲜时，赵大年是部队文工团成员。那时的他求知欲旺盛，省下每月津贴，汇到国内买书。

　　在前线，部队夜间行军，白天隐蔽在山林，赵大年借机看书；战事修整期，他坐在小油灯下，一天能读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为随身携带书籍，他把被子偷偷扔掉。朝鲜冬季最低温达零下30摄氏度，这样的冬天他挺过了三个。

　　在朝鲜4年，赵大年读书200多本。这段经历，后来被他戏称为“我的抗美援朝大学”。

　　1958年，赵大年复员回京，父母皆已过世。因为“家庭成分不好”，他读书、工作皆受限制，曾一度失业一年。那时，他以卖文糊口，小说、剧本、诗歌、相声，什么都写。由于祖辈与老舍一家是世交，他称呼老舍为“二爹”，写完稿后，常请“二爹”看稿指教。

　　一次，他写了首长诗，却被老舍泼冷水：“你没有诗才，今后甭再写诗啦。”老舍建议他写短篇小说，让他带着小板凳，到天桥“去当文艺学徒”，看老百姓怎么说话，以让文字更具韵味。

　　“先生的肺腑之言，让我受益终生。”赵大年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抽烟、熬夜、爱看球

　　此后，赵大年先后去了北京市农机研究所、北京市农机局工作。“文革”期间，他被下放农村，停止文学创作。

　　恢复创作是在“文革”后。那时，他机缘巧合写起电影剧本，所创作的《琴童》《车水马龙》《当代人》被拍成电影。1980年，他加入北京市作协，成为职业作家。

　　大女儿赵文燕记得，上世纪70年代住在光彩胡同时，家中只有一张圆桌。白天它是餐桌，晚上赵大年下班回来，餐桌便成了书桌，他常常写作到天亮。

　　上世纪90年代，一家人搬进文联宿舍楼，赵大年独占一间约12平方米的房间用作书房兼卧室，放置一床、一桌、一书柜，后来又添置两台电脑。其中一台写作、存资料，另一台用来看新闻、发文章。

　　“在我印象里，父亲几乎每天都在写。”赵文华说，“有时他在客厅看着电视，有了灵感，就起身进屋写去。”

　　父亲对待文字的认真劲，令赵文燕印象深刻。她曾经写了篇文章拿给父亲看，赵大年看后不满意，让她修改六七遍，“他对我说，‘文章不厌百回改’。文责自负，下笔要认真。”

　　赵文燕回忆，父亲曾说夜深人静时，自己往往文思泉涌。熬夜习惯延续至晚年，有时他晚上写饿了，就“偷吃”家里的萨琪玛、巧克力，“我母亲知道了很生气，因为他有糖尿病，不能吃甜。”

　　赵大年还有烟瘾，一天抽一包。日久年深，书房屋顶都被熏黄了。作家李金龙记得，2016年春赵大年因病住院，李金龙去探望，赵大年犯了烟瘾，穿着病号服、披一条棉坎肩，和李金龙跑到马路边，坐在树荫下聊着天抽起烟来。

　　家人曾劝赵大年戒烟，他尝试过，但没成功。后来他开玩笑说：“我戒烟，烟从楼上扔下去，还没落地，我就跑下去把它接住了。”

　　在亲友眼里，赵大年言语幽默，爱开玩笑。赵文燕回忆，父亲把稿纸、钢笔、香烟、打火机称为自己的“文房四宝”，还戏称自己在家“地位低”——老大是妻子，老二、老三是女儿，其次是大黄猫，最后才是他。

　　赵大年喜欢体育，到老仍兴致不减。家人说，他经常熬夜看足球，一遇世界杯、欧洲杯等重大赛事，往往整宿不睡。2017年，赵大年还曾发表一篇球评，夸葡萄牙球星C罗天赋高、球技好，自己是C罗的粉丝。

　　“作家楼”最后一位作家

　　赵大年家的卧室墙壁，挂着一张他的晚年照。照片里是一张国字脸，戴黑色半框眼镜，顶着蓝色毛呢帽。他左手夹一根烟，咧嘴冲镜头微笑。

　　在诸多亲友印象里，赵大年平时正是这番模样——温和沉稳，平易近人。

　　西城区法源寺，每年春天都举办丁香诗会。一年诗会结束后，作家吴亚开车送赵大年回家，聊起自己正计划创作一部小说，“赵老师很支持，一路都在和我探讨这件事。”

　　2010年，吴亚的小说出版。他把书送到赵大年家，邀他在作品研讨会上发言。那是世界杯踢得火热的时候，赵大年睡眠很少，但把吴亚40余万字的小说读了一遍。参加研讨会时，他还把发言稿打印出来，会后送给了吴亚。

　　在女儿们眼里，赵大年不擅长搞人际关系。比起交际，他更愿意在家写东西。但和熟人交往他很热情，常把熟悉的作家请到家中，一人一杯茶，坐着聊天。他还亲自掌勺，做饭接待客人。

　　“他挨过整，但从没整过别人，是一个老实人。”赵文燕说，“这辈子做自己喜欢的事，经常乐呵呵的。”

　　2018年5月，赵大年的妻子范季华去世，他从此变得沉默寡言，重播的新闻一天看好几遍，常一个人坐在客厅，眼睛直愣愣地看着妻子的遗像，一言不发。

　　赵文燕说，父母二人感情很深。父亲患有糖尿病，母亲照顾他无微不至。赵大年忙于写作，女儿想带范季华旅游，被她拒绝，“不行，赵大年要打针！”

　　年岁渐增，赵大年的身体也不如从前。他听力变差，需佩戴助听器；有时看着电视，头就垂下打起盹来；2018年初摔断胯骨后，一直未痊愈。

　　李金龙最后一次见到赵大年，是今年3月底。在赵家，两人坐下拉着手聊天，谈宣南文化、京味文学和老作家们的往事。李金龙回忆，那时赵大年“声音不再洪亮”。

　　北京市文联宿舍楼住过许多作家，也因此被称为“作家楼”。这些作家或搬走、或故去，只剩赵大年一人。小女儿赵文华记得父亲曾感慨：“‘作家楼’就剩我一个作家啦，很寂寞。”说这话时，他眼神有些失落。

　　今年6月中旬，赵大年生病送医抢救，后查出患有肺癌，已是晚期。7月1日上午，他与世长辞，终年88岁。

　　“作家楼”最后一个作家走了。他创作的小说、散文集，仍静静地躺在家中书柜里，“爸爸曾说，文学伴随他一辈子，像生命一样，离不开。”

　　“爸爸是个大智若愚的人，利弊得失看得清楚，但不明说。他总告诉我们吃亏是福。” ——赵文燕

　　“赵老师很有长者之风。胸襟宽广，没见过他发牢骚。”——作家李金龙

　　新京报记者 潘闻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