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敦康：名士为表 儒士为里

　　姓名：余敦康

　　性别：男

　　年龄：89岁

　　去世原因：病逝

　　去世日期：7月14日

　　生前职业：哲学家

　　代表作：《魏晋玄学史》《汉宋易学解读》《哲学导论讲记》

　　7月14日，哲学家余敦康病逝于北京，终年89岁。

　　余敦康曾认为自己这辈子由两部分组成：50岁前不由自主，50岁后埋首耕耘学术，“磕磕绊绊过了一生”。

　　修习哲学的他，生前曾任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他的学术研究，出入于儒释道之间，集中在易学、玄学等领域。

　　学者韩秉芳把余敦康比喻为颜回那样的读书人——身处困顿的生活中，却以读书治学为乐。

　　离世之后，学生寇方墀带了邵雍、苏轼、王夫之等人的著作，放在他的灵堂，用这种方式祭奠他。

　　坎坷的求学问道之路

　　余敦康的女儿余楠至今记得，年幼时一家人住在东单一处大杂院，家里只有两个房间，随处都是父亲的书。几平米一隅的空间被父亲辟为“书房”，书一摞一摞，垒起来快碰到屋顶。她戏称，“自己是坐在书堆里长大的。”

　　“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学者韩秉芳引用《论语》中的这段话，把余敦康形容为颜回那样的人——生活简朴，却醉心于读书治学。

　　但一心向学的余敦康，人生经历颇为坎坷。

　　1930年，余敦康生于湖北汉阳一个乡绅家庭，家境原本殷实。解放前，他的父亲被流寇掳去，家人倾家荡产将之赎回，由此家道中落，不久父亲也病死。

　　21岁时，余敦康考入武汉大学哲学系，此后因全国院系调整，转入北大哲学系学习。毕业一年后，他被分配到天津一所中学教书，并于1956年重返北大读研深造。

　　他的人生转折点出现在1957年。据余敦康自述，这一年北大涌起一股大鸣大放的整风运动，大字报铺天盖地。身处其中的余敦康，连写四封信，道出心中感言，也因此被划为右派，下放农村改造。

　　“文革”期间，他又被分配到湖北枣阳平林公社，当了八年的中学教员。他曾自述，“那些年，我埋首于漫长无言的岁月，日复一日，有时会觉得人生似乎将以此终老。”

　　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卢国龙说，余敦康曾向他打趣：“某生也无才，而命运多舛。”他一开始不解，后来才觉得，余敦康的哲学思考总比别人靠前，因为走得太快，所以遇到的劫难也就更多。

　　1978年，余敦康被调回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年轻时就把学术当做一生志业的他，直到年近五十，才有机会从事专业思想研究。

　　“这时我已失去宝贵的二十年时间。”他在回忆文章中写道，“我无比珍惜这可以专心做研究的机会，抓紧时间埋头耕耘。”

　　生活上的艰苦，他并不在意。住在东单大杂院的时候，家里没有卫生间，他每次外出上厕所，都要换上雨靴；房间既小且陋，他“借题发挥”，教女儿背诵刘禹锡的《陋室铭》，指着屋外台阶上生长的青苔说：“这就叫‘苔痕上阶绿’！”

　　女儿余楠记得，后来一家人搬到海淀西北旺，换上更大的房子，偌大的客厅四壁仍是书柜，放着古籍、哲学著作等书。1987年，余敦康曾被调到南京大学思想家研究中心，但因为觉得北京学术氛围更好，为了更快地积累沉淀，一年多以后，他又回到了社科院。

　　圆融通达的老人

　　在女儿余楠眼里，父亲原本个性鲜明，后来历经磨难，才渐渐变得圆融和谐起来。

　　和余敦康共事过的学者冯今源说，一次他讨论学术问题时，曾表示“学术无禁区”，遭到他人批评。余敦康知道以后找到他，对他说：“你的意见是对的，在学术研讨会上，就应该勇于直言。”

　　1979年，余敦康与妻子成婚，1980年他50岁的时候，女儿余楠才出生。“我父亲特别宠我，他留给我最好的遗产，就是一个完整独立的人格。”余楠说，自小时候起，父亲就让她自己做决定、拿主意，“但要求我对自己的决定负责。”

　　余楠并未追随父亲的脚步成为学者。她后来学习市场营销，现在从事影视行业工作。“父亲从不强迫我选择什么职业，却告诉我选择职业的标准是什么：其一，要乐于其事。其二，要与同道中人共事，其三，要行事关大众之事。”

　　她年幼时，余敦康正研究易学，家里的蓍草也成了她的玩具。余敦康教她背诵《乾卦》，并告诉她如何理解记忆。“初九，潜龙勿用——父亲告诉我少年时，要埋头学习，踏实成长；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看过世界，要内心坚定继续努力，这也是父亲在最艰难的时候，坚守内心的动力。”

　　生活中圆融通达的余敦康，做学问时却很认真。

　　多位学生回忆，余敦康不止一次对他们表示，学者治学贵在独立思考。学生栾芳之跟着余敦康学周易，每次去他家请教，余敦康不让用笔或电脑记录，而让她凭脑子记忆。“他说希望我自己去思考消化，等下次来的时候，还得复述给他听。”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景林说，余敦康曾讲过，学术是天下公器。“在余先生看来，做学问要有担当精神。从事哲学研究，不能只当哲学史家，还要成为一名哲学家。”李景林说，“他认为，学者不能只做技术性的学问，还要‘立言’，通过对经典的诠释来建立自我，这也是他的自我期许。”

　　“乐天派”的魏晋风流

　　余敦康好喝酒，是出了名的。学生回忆，老师曾说过“不饮酒不谈魏晋”。

　　他对魏晋人物及魏晋玄学感兴趣，始于1957年。在27岁到50岁这段困顿的时光里，他劳动读书，反思体悟，对魏晋玄学产生兴趣。

　　“有意无意间魏晋玄学成了我的精神寄托，我从中寻求理智的了解和情感的满足。”他在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道。

　　余楠回忆，小时候父亲的朋友、学生来家里，必定要喝酒。那时，母亲会烧上几个菜，父亲便与客人围在桌上，吃饭喝酒，谈玄论易。有时客人来家里，也会带着酒，“不管什么酒，但只要有酒他就开心。当时我们家里，有很多各式各样的酒瓶子。”

　　学生们眼中，饮酒时谈玄论道的余敦康颇具魏晋风流。李景林说，余敦康讲过自己崇尚“自然的人生”，他仰慕苏东坡，是“死不悔改的乐天派”，提得起、放得下、看得开。

　　余敦康喝酒与众不同——别人往往喝到醉醺醺之时，才敢放声高论。余敦康喝酒之前嬉笑怒骂，亦庄亦谐，喝到醉时却严肃起来，谈论时事和学术，“板着个脸训晚生后辈”。

　　李景林说，余敦康是“名士为表，儒士为里”。余老师听后哈哈大笑，说“知我者，景林也。”

　　但他也有饮酒无法消除的忧思。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王健认为，余敦康是“带着哲人的困惑和焦虑离开的”。

　　余敦康去世前一段时间，她曾把余先生的书读过一遍。“我的感受是，余先生的著作中，有一种对中国文化现状和未来的困惑及焦虑。这源自于他的大问题和大关怀。”

　　2015年初，余敦康曾突发脑梗，病后他把自己写过的书重读一遍，“觉得基本没问题，没有遗憾了”。2016年搬家时，他叫来栾芳之，把家中10个书柜的书全部运走。“老师说这些书他用不上了，想放在公共空间，让更多人读到。”

　　生命最后两年，余敦康因病渐渐失去表达能力。余楠看到父亲常常一个人坐在轮椅上，面朝客厅窗户，望向远方，夕阳余晖穿过玻璃窗，均匀涂抹在他的身上。“父亲走了，但他的独立人格和家国情怀让我终生难忘。”

　　新京报记者 潘闻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