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超神探”贾立群：确诊7万多疑难病例

　　狭长的医院走廊，贾立群左手拿着资料夹，穿梭医患之间。为拒收患儿家长红包，他把口袋缝了起来，人称“缝兜大夫”。

　　一名家长叫住了他，“医生，今天能做贾立群B超吗？”不知从何时起，每张疑难病症单上，都被推荐的医生写上了“贾立群B超”，他的名声因此远扬，全国患儿家长慕名而至。

　　“接诊患儿30多万名，确诊7万多例疑难病例，挽救2000多个急重症患儿的生命”，这是官方语系里，对贾立群从事B超检查30余年的概括。

　　贾立群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超声科的名誉主任，也是我国儿童超声领域的拓荒者，被称“B超神探”。

　　勤奋锤炼B超诊断技术

　　1974年，贾立群还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里的一名普通青年。几个月后，命运轨迹转变，一心想成为无线电工程师的他，被推荐读大学，专业是从未接触过的医学。

　　“也就是从那时起，我的梦想变成了当一名好医生”，贾立群相信，只要努力，无论做什么，总能干出名堂来。

　　进入北京第二医学院后，他是同学里每天学习到最晚的人之一。为学好解剖，他把人的头颅骨借到宿舍，抱着反复琢磨，很多次，不知不觉就睡着，一睁眼，他被吓了一跳，“那个颅骨正和我躺在同一个枕头上。”

　　1977年，儿科毕业后，贾立群被分配到放射科。参加工作不久，他如万千踏出学校的青年一样，迷茫、惶恐，专业方向不符，“在这儿，能干出什么来？”

　　一天，科里突然通知他去查房，他抱怨：“我一个放射科医生查什么房！”到了病房，他才知道，院长诸福棠院士亲自带着他们几个不同科室的年轻医生，一起查房。

　　诸福棠院士是中国现代儿科学的奠基人，见到诸福棠一边询问孩子病情，一边查看检验结果，还不时考查他们对X光片上病变的诊断。“专注、一丝不苟，让我懂得了，只要为了孩子恢复健康，每个岗位都很重要，都该倾尽职责”，贾立群回忆。

　　“贾立群牌B超”

　　1988年，医院新添了第一台B超机，贾立群被抽调去组建B超室。当时，儿科B超在国内几近空白。

　　那时，贾立群连B超机长什么样儿都不知道，一切只能从头学起。他常会在休息时间，到手术室看手术，还把手术中切下来的标本拍成照片，晚上回到家，对照B超图像研析。

　　在B超机前，贾立群一干就是30年。他通过在自己身上反复试验，在回声高低、液体清浊、血流性质和流速、脏器大小和形态中，摸索出了儿童超声图像的特点规律，成为我国儿童超声领域的拓荒者。

　　多年来，由于他的诊断比较准确，每当碰到疑难病例时，医生们都会在B超单上写上“贾立群B超”。做完了，有家长用手指着B超机问：“大夫，您做的是‘贾立群牌B超’吗？”

　　贾立群会笑着解释：“这台机器加上我，就可以叫‘贾立群牌B超’了。”这个误会，让他感到温暖和信任。久而久之，很多家长千里迢迢带孩子来，专门点名做“贾立群牌B超”。

　　2008年2月，贾立群连续检查出几十例“肾结石”患儿，他和临床医生敏锐地发现，这些孩子均有三鹿奶粉喂养史，遂报告上级。同年9月，“三鹿奶粉事件”曝光。贾立群凭借对这类患儿超声检查经验，短短3小时内，制定了“毒奶粉肾结石”全国诊断标准。

　　被缝死的口袋

　　一天，一名重度肝肿大患儿被医院收治。贾立群拿过信息表：年龄2个月，肝上布满小结节，外院诊断显示：良性肝脏血管瘤，经久治疗，不见好。

　　贾立群当即判断，孩子病症有两种可能，一是良性肝脏血管瘤，另外可能是恶性肿瘤肝转移。要命的是，两种病在B超图像上，几乎没有区别，唯一不同点是，恶性肿瘤肝转移，会有个原发瘤。

　　贾立群拿着探头，一遍遍在患儿腹部划过，终于，在无数小结节中，发现黄豆大小的小结节。他意识到，这就是元凶：左侧肾上腺神经母细胞瘤，肝转移。

　　最后的手术和病理结果证实了他的诊断：这是一种恶性但可以治愈的肿瘤，及时治疗，可以挽救孩子的性命。

　　没多久，孩子父母抱来了患儿的孪生妹妹，两个孩子病情一样，可贾立群怎么也找不到这孩子的原发瘤。一连几天，贾立群把自己埋在文献堆里，找到了答案：肾上腺的小肿瘤不但本身肝转移，还通过胎盘，转移到另一个胎儿肝脏。换句话说，小姐妹俩得的是一个病，只是元凶不在妹妹身上，而在姐姐身上。

　　这种病情在中国仅此一例，世界上也非常罕见。术后，孩子父母送来锦旗：火眼金睛缉病祸，孪婴奇疾被侦破，求实进取讲奉献，医术精湛称楷模。

　　作为儿科医生，贾立群除了耐心有时还会配合他们一些“非正常”要求。有一次检查前，家长抱着大哭的孩子，“大夫，您能把白大褂脱了吗？我们家的孩子一看见白的就害怕。”

　　为让孩子顺利检查，贾立群脱掉了白大褂。可孩子还是哭个不停，家长又说：您那毛衣上还有白色的条块，能不能把毛衣也脱了？“好在他里面还有一件衬衣，正好是蓝色的，孩子这才安静下来，做了检查。”

　　有人问，这么不合理的要求，你怎么还答应？他回道，“只要不耽误孩子看病，一切都值得。”

　　多年来，患儿家长为表谢意，总想给贾立群红包，他一次次谢绝。“塞红包”的事也让他困扰，“拒绝红包劳神费时，还会耽误看病。”

　　有家长硬往贾立群的兜里塞，来回撕扯，白大褂的两个兜全给撕耷拉下来，最后他索性全撕下来。同事见了问，“主任，您这白大褂怎么没兜，像厨房大师傅。”贾立群一想，兜全撕掉不好看，干脆就把白大褂的兜口缝死。

　　再塞钱的家长，发现塞不进去。贾立群笑着说，“兜缝着呢！您把钱用在给孩子看病上吧！”

　　一次次的抱歉

　　1977年参加工作后，他与家人就居住在西城区南礼士路，一间40多平方米的职工宿舍里。他与单位的距离仅一墙之隔。总有人问一句，为什么还不换房，他总是轻描淡写地回一句，“住远了，出急诊赶不回来。”

　　事实上，贾立群不仅住得近，生活半径也局限在医院周边5公里范围内。

　　他向医院承诺，只要在北京，24小时随叫随到。他最多时，一天夜里被叫起来19次，每次都是刚躺下电话就响了，赶紧穿上衣服往医院跑。妻子心疼地调侃他：“你这一宿啊，净在这儿做仰卧起坐了。”

　　为少让患儿因为B超检查挨饿，他挤出吃午饭时间连续工作，时间久了，养成了不吃午饭的习惯，至今已二十多年。

　　长期作息不规律，一些疾病逐渐找上门。一次，他肚子疼得直不起腰，但看到诊室外挤满的病人，他捂着肚子直到晚上诊断完所有病人才去就诊。

　　医生给他做了急诊手术后不客气地说：“亏自己还是医生，来这么晚，阑尾都穿孔坏疽了。”

　　贾立群也有孩子，能理解家长疼爱孩子的心情，但这些年来，面对自己孩子、家人提出的要求，他却常常拒绝。

　　一次，他给一个小孩做肾脏穿刺，由于孩子很胖，哭得没完没了，图像看不清晰。他边哄着孩子，边拿探头引导着肾内科医生小心进针。不知不觉，两小时过去了，窗外下起了瓢泼大雨。

　　穿刺成功，他放下探头才突然想起，7岁的儿子放学后还在汽车站等他。贾立群急得飞跑到了车站，看见儿子孤零零地站在大雨里，浑身浇透，书包里也灌满了水。

　　儿子哭了。他抱着儿子既心疼又生气：“你傻不傻，怎么不知道躲雨呀？”儿子委屈地说，“你说让我在车站等着，不准动。”他抱起冻得打哆嗦的儿子，眼泪扑簌扑簌掉下来。

　　如今，儿子已经工作，他会用所学专业，帮父亲总结病例、做PPT，结尾处，每次都不忘写上一行小字：老爸，加油！

　　贾立群的妻子是一名教师。为控制丈夫的高血糖、高血压，每天都早早起床，做营养餐。她最大的愿望，就是让丈夫陪她两天，出去转转，哪怕是北京郊区，但至今未如愿。

　　妻子说，这一辈子学会了等待，“等他回家吃饭，等他陪自己逛逛超市，等他有个不忙的时候。”而这时，贾立群都会紧跟上一句对不起，“我不能为家里作什么贡献，能做的，就是跟她一次一次地说声抱歉”。

　　新京报记者 李一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