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7人，100天—— 深圳来了个青岛干部体悟实训班

　　旁听公司高管开会时，许宁被震撼了。

　　那是深圳市南山区一家从事企业课程培训的公司，在业务上，与移动通讯技术研发完全没有交集。但高管们围坐在会议室的长桌边讨论的焦点，是公司要如何借助5G的风口实现跨越性发展，比如增加远程直播授课、在线解答问题等。

　　许宁是青岛市市北区招商促进局国际招商科科长，正在深圳的这家企业接受体悟实训。过去，他经常与企业的人打交道，但从没想过他们的脑筋这么活络、这么务实。按照计划，三大电信运营商通过5G网络收费的时间最早在2019年年底，5G技术运用到其他领域的时间只会更晚。“他们又不是科研公司，但已经开始在这儿头脑风暴了。”

　　和许宁一起到深圳企业参加体悟实训的青岛干部，还有156名。从5月23日开始，他们先要接受为期10天的“市场化、法治化”集中培训，然后被安排到深圳的各大型企业、投资机构和中介组织任职，进行90天的企业实践训练。

　　6月21日，山东省委常委、青岛市委书记王清宪在一场汇聚了2000余名企业家的活动上提到了这次体悟实训。他说，实训的目的是要让干部换位思考，“要站在企业的角度体悟深圳什么样的政府服务才让企业家感到舒服，用企业的眼睛去看什么是干部的市场化、法治化、专业化、开放型的素质和能力。”

　　40岁左右的年轻干部

　　在建筑面积300万平方米的深圳市南山区高新科技园里，许宁拥有一个不到1平方米的开放式工位。他实训的公司规模不大，约100人。不到200平方米的办公室被分成了上下两部分，上层是办公区，下层是茶水间和会议室。

　　许宁实训的职位在销售部，但没有具体的销售任务。他会按照自己的兴趣听培训老师讲课。一般情况下，只要是董事长讲课，他都会去听。

　　第一次听课，许宁就非常意外。台上讲课的是自己公司的董事长，讲公司规划和前景；台下听课的也是董事长，来自各创业公司，谈的都是些股权改革、科创板上市、超额分红激励之类的问题。

　　此前，许宁没接触过这类公司，他不理解，一家企业培训类公司的名字里为什么同时带有“知识”“科技”两个词，还是一家“高新技术企业”？他觉得每个词单独理解都很容易，但放在一起有点奇怪，“到底什么是‘知识科技’？”

　　在董事长的介绍中，许宁才明白，叫它知识科技是因为公司给企业提供的辅导体系和课程是有专利的。因为有了40多项专利，公司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而且董事长名下还有投资公司，给那些培训过程中发现的优质企业投钱。”

　　许宁今年33岁，青岛人，在济南读完大学后，就回到家乡做公务员。招商局的日常工作中，他与不少企业打过交道。但深圳的这家企业与他的固有印象不同，“非常务实，做事不是为了响应政府的什么号召，就是为了企业发展。”

　　从青岛到深圳实训的干部中，许宁这种30多岁的年轻人不少。资料显示，157名实训干部来自青岛市的7个市辖区、3个代管县级市。其中，副处级干部最多，约100人；正处级次之，约30人；还有少量副局级干部和科员。干部的平均年龄为39岁，普遍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

　　青岛市委副秘书长、首批赴深圳体悟实训临时党支部书记张永国理解，40岁左右的青年干部是整个体系的中坚力量，能起到很好的承上启下作用。青年干部接受新鲜事物更快，很多同志将来还会走上更重要的岗位，在至少20年的工作时间里，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持工作连续性。

　　哪些企业接收干部也有讲究。据青岛市委组织部干部一处副处长韩洵介绍，干部们分配企业的主要依据是其在青岛的工作性质，以及深圳的企业是否在青岛有项目或有意向在青岛发展等。除了企业，还有一些干部被分配到了投资机构、中介组织。

　　比如市北区人社局局长张泳被分配到了一家人力资源服务企业，因为那里的工作与人社局有一定关联；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在青岛市即墨区有投资项目，即墨区的两名干部就被安排了过去。

　　还有一些干部实训的企业、职位，与他们的具体工作岗位无关。但这些企业符合青岛下一步发展方向，比如信息技术业、高端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现代金融业等。

　　为什么是青岛？为什么是深圳？

　　青岛选派干部到深圳参加企业实训，源于2月21日青岛市委书记王清宪在青岛市委十二届五次全会上的一句话：青岛要学深圳、赶深圳。一个月后，王清宪书记率青岛市党政考察团到深圳考察，提出青岛要学习深圳，首先要“学深圳的企业家、赶深圳的企业家”。

　　青岛历来是山东经济发展的龙头城市，但现在龙头没有真正昂起来。山东省内有多个核心城市，2018年，济南的经济增长速度已超过青岛，烟台、潍坊等城市的经济增速也越来越快，青岛面临着巨大的追赶压力。

　　立足全省，1979年至今，山东GDP总量始终位居全国前三，但与前两名广东、江苏的差距越来越大，与后来者浙江、河南等的差距不断缩小。有学者认为，近十年来山东的产业结构没有根本改变。但像广东、江浙等地，适时转变了产业结构，发展了许多与互联网、电子信息技术相关的行业，大力促进了经济发展。

　　这样的契机下，青岛将目光投向了同为沿海城市的深圳。“为什么我们要赶深圳？全国5个计划单列市，深圳排第一，青岛排第二，学肯定要学最好的。”张永国说。

　　青岛不是第一座向深圳学习的城市。2019年6月初，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发布了《中国城市之间的政策学习：网络、结构与特征》研究报告。报告总结了2014-2018年间，近300个地级以上城市之间的党政领导干部考察学习数据，其中，深圳为其他城市考察学习最多的城市，5年内接待了55个党政代表团。

　　刚到深圳，青岛的干部们就感受到了南北方的巨大差异。实训干部发现，在深圳打车时，上车后司机问的是“老板，你往哪去？”但在青岛，司机们喜欢说“领导，你往哪去？”

　　一名实训干部注意到，在青岛，政府文件有时更注重责任的分解，谁有什么责任，先把责任理清楚；但在深圳，政府机关出台文件时，更多的是在写具体怎么落实、细节怎么敲定。

　　比如，同样是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青岛的政策是“加大银行对中小微企业贷款的力度”。但在深圳，政策落地的规定变成了“对银行向中小微企业发放的首笔贷款和信用贷款，按照坏账损失补偿50%，最高限额200万元”。

　　一名实训干部发现，深圳一家成立了23年的企业，企业负责人对街道办领导几乎一无所知。到了年底，企业的账户上忽然多了1000多万元，问财务才知道是深圳市政府给的奖金。在山东，政府的钱肯定要企业自己去申请，不可能像深圳这样，老板不知道政府就把钱打过来了。

　　有实训干部写了一篇文章，说跟实训企业一起和人谈项目，说了一句“生意不成仁义在”。“但人家企业就不乐意了，生意都谈不成了，谁还跟你讲感情？”

　　从“俯视”到“仰视”

　　青岛市高新区河套街道党工委书记张伟在一家软件公司实训，公司的核心产品是一套智能教育系统，张伟负责系统的推广工作。

　　为了让一家学校成为自己的客户，他几乎每周都要去学校转转：第一次，向老师介绍系统；第二次，协调时间让学生试用；第三次，收集老师和学生在使用中提出的问题，把问题带回公司讨论；第四次，把技术人员对问题的解答送回学校。

　　“要想谈成一单合作，至少要花费两三个月，太不容易了。”张伟说。

　　除了像张伟这样被外派开拓市场的，干部们根据不同的企业性质、实训职位，工作内容也是各不相同。他们有的发挥特长，帮企业建立了党建系统；有的每天背着背包、拿着传单，到市内各区域为企业做宣传；还有的报到时正赶上企业在装修，打水、扫地，什么活都干。

　　“在青岛，我们是局长、处长、科长，在这个地方只有一个身份，就是企业的职工。”张永国说，身份转变后，干部们的想法也发生了变化。过去，他们以管理者自居，习惯“俯视”企业，给企业挑毛病：安全生产是不是有问题？环保是不是有问题？有没有偷税漏税？现在，他们开始“仰视”企业，“看到的优点比较多。”

　　在人力资源服务企业实训，张泳在靠近门口的角落里拥有一张独立的办公桌，与同事们只有一平方米的开放式工位相比，已经算是特殊待遇了。上班时，他一抬头就能看到办公室的全貌。约200人的办公室里，几乎每个人的脸都埋在了电脑屏幕后面，只能隐隐约约看到一个个头顶。

　　与张泳最初的想象不同，这家企业的客户之一是深圳市盐田区政府。政府通过购买服务与该企业合作，把招聘要求告诉企业，企业就能通过自己的数据库匹配求职意向，筛选出满足岗位需求的人才，进行一对一的电话邀约。

　　“这种政府购买专业机构服务的形式，一方面是深圳市政府部门服务企业发展的具体表现，另一方面，通过数据比对匹配和精准邀约，可以帮助企业及时招到急需的人才，提高人才招聘会的效率，”张泳说，“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这是深圳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

　　在实训企业，许宁的日常工作之一是详细了解客户公司的发展历程，以为他们定制适合的培训课程。

　　一次，许宁和同事到邻近的云浮市，为一家环保科技类的家族企业做访谈。企业的董事长是一名70多岁的老人，从兄弟四人早年间收废品开始讲起。他说公司刚成立时没钱，设备坏了都请不起人来修，一名工程师听说后，主动上门免费维修了设备。后来这名工程师到公司任职，之后又离职，至今已有11年。但直到现在，公司每月还会给他发放2400元。

　　“所以对这家公司而言，感恩是很重要的一点。这也是他们能发展到现在的原因之一。”许宁说，过去在市北区招商局，他与企业的接触多是商业谈判，节奏快、时间紧，根本没时间了解企业文化、发展历史。但对企业了解越多，才越能理解企业更真实、更深层次的诉求，“招商部门作为政府和企业间的纽带，还是应该尽量了解企业的内在的性格、处事方式。”

　　每人提一两条建议

　　和普通企业员工不同，大部分实训干部没有具体的KPI考核等硬指标。但他们每天都要写日记，记录自己的工作、感想和思考。

　　6月29日，实训干部王晓雷记录的工作内容是参观深圳博物馆，但感悟却与如何整治青岛的渣土车有关。“深圳有很多热火朝天的工地，但是很奇怪，一直没有发现经常在青岛夜间出没的斯太尔（重型载重汽车）。”

　　但那天去博物馆的路上，王晓雷遇到了全覆盖、无扬尘的渣土车，白天也能上路行驶。原来在深圳，渣土车离开工地前，都要经过用水冲刷、人工检查、电子录像3个步骤，确保车辆轮胎和表面没有泥土，否则，开发商、建设单位、司机都会被追责。

　　“从这一点来看，（深圳）有极其严格的管理措施，更重要的是肯定有平衡收益的市场化措施。值得我们深思！”王晓雷写道。

　　一名实训干部在深圳企业上班的第一天，就发现公司大楼里有咖啡店、水果店和食堂。午饭时，员工们去食堂吃饭，连楼门都不用出，食堂还会提供加班餐；下午三四点，女同事们则会抱回一堆水果当做下午茶。

　　这名干部很快给青岛的一家产业园打了电话，想用同样的方式解决同样的问题。“我们（青岛）那个产业园只有一栋20多层的楼，到了饭点，大家都是打游击、叫外卖，大楼外面全是外卖车，路都占满了。”这名干部说，他们想过解决方案，引入了一家24小时便利店，火爆得不行。但要想根治问题，还是要有食堂。

　　深圳的公司大楼内不仅有食堂，附近还有可供员工租住的公寓。“深圳的观念是什么？我给你打造一个园区，这里面能解决你所有的问题，吃饭、上班、住宿，全解决了。让你无后顾之忧，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工作上。”这名干部表示，在这方面，深圳形成了完整的生态闭环，值得青岛学习和借鉴。

　　青岛市中央商务区管委会委员赵青实训的企业在深圳湾科技生态园内。青岛的产业园往往都是独栋或几栋建筑在一起，规模较小。但深圳湾科技生态园总建筑面积达到了188万平方米，聚集的除了高新技术企业，还有不少创投风投公司。园区会不定期举办小型企业推介会，免费组织企业进行项目路演，让企业有更多的机会和投资公司接触。

　　赵青发现，园区内的南山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对企业的服务意识也特别强。每天早上9点，知识产权局刚一上班就要开一个短会，分配当天的工作。然后办事人员就出门了，去具体的企业走访，了解他们的困难，比如哪些企业最近需要融资、有没有什么知产项目需要申报。“如果有企业要申报知识产权项目，知识产权局的人就会直接把资料带回来办好。”赵青说，至于知识产权局里内部的会议，大多利用企业午休、晚上下班后的时间召开。在赵青看来，深圳政府这样的服务理念，就是值得青岛学习的。

　　“现在，青岛市委要求干部们回到青岛后要写建议，把自己的体会、感悟通过建议的形式落到实处。”张永国说，这些建议不是宏观的，而是具体到某一个问题、某一项政策应该如何改进。比如一名此前负责行政审批的实训干部就表示，青岛在做行政审批时，对于政策的理解相对比较“死”，“如果按照一个政策理解可以批，按照另一个政策理解不能批，往往就向不能上靠”。但实训之后，这名干部认为应该更活络些，以后审批时“要往可以上靠”。

　　体悟实训会一直持续下去

　　到深圳两个多月后，许宁已经彻底放弃控制饮食了。

　　在青岛，他每天5点半下班，从单位开车回家只需要半小时。如今，他在深圳市南山区上班，却住在福田区的一家酒店式公寓里，每天通勤时间超过3小时。工作日6点下班后，他要挤一个半小时的地铁回酒店，之后，他总要吃点高热量的食物，炸鸡、汉堡、冰淇淋都能带来最简单的快乐。

　　虽然在深圳待了两个多月，但在一些生活细节上，实训干部们依然表现出了某种“群体特征”：和人讲话时，他们喜欢在对方的姓氏后加上具体职位，比如某书记、某主任；开完会一起走出会议室时，其他干部很少走进领导乘坐的电梯。

　　一名干部对一件事一直不理解：乘扶梯上下楼时，为什么所有人都站在电梯右边？“他们认为左边的是给着急的人走的。假如你站在左边了，大家对你的态度就特别不友好，觉得你没素质。但从左边走，能快多少？”他做了个简单的计算：自己上班路上会遇到四五个电梯，每个电梯从左边走能省5-7秒，全都加起来也省不了一分钟。

　　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聂辉华看来，自我革命是很难的事，因为人的观念是最难改变的。“当然，在上级强力推动的前提下，自我革命也不是没有可能，但需要连续的大动作和长任期。”

　　或许是为了将这种改变推进下去，青岛市决定把这种浸入式的体悟实训一直做下去。按照计划，青岛市委将每年分2-3个批次，统筹市直单位、市直企业、区市、功能区、镇街等各层面，从优秀年轻干部中择优选派，每批100天左右时间、150人左右规模。大概几年时间，青岛重要岗位的处级干部基本都能轮遍。

　　新京报记者 李桂 广东深圳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