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稻育种接力60年 一粒种子帮国人告别饥饿

　　【编者按】 2018年，中国粮食总产量达到13158亿斤，连续7年稳定在1.2万亿斤以上，属于丰收年景。在当下，吃饱饭已经成为一种理所当然，年轻人也已少有饥饿的记忆。

　　但事实上，中国的粮食生产能力的基础并不稳固，产品结构不尽合理，农民种粮、地方抓粮的积极性不高，而且面临着耕地流失、粮食进口增加等问题。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秘书局副局长祝卫东曾公开指出，中国粮食供给总量充裕，但粮食安全形势并非高枕无忧。

　　从2004年开始，中国从粮食净出口国变成了净进口国。随着人口增加和消费结构升级，粮食等主要农产品需求仍处在上升通道，保障粮食供给的压力依然很大。

　　对此，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强调，“要牢记历史，在吃饭问题上不能得健忘症，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中国人要把饭碗端在自己手里，而且要装自己的粮食”。

　　57岁的彭既明头上戴着草帽，脚上踩着黑色胶鞋，在初夏的稻田里，脸被晒得通红。

　　过去，那是一片因为海水倒灌早已撂荒的盐碱地，几乎寸草不生。现在，在彭既明等人的努力下，盐碱地里长起了翠绿的庄稼苗。

　　彭既明并非普通农民，而是国家水稻产业技术体系育种与繁育研究室的岗位专家组成员，是中国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的学生。他至今记得儿时吃不饱饭的情形：一个中午，他带着饿到不行的弟弟，在地里找到了一个青南瓜。

　　1949年至今，中国仅用世界上7%的耕地养活了世界上20%左右的人口，粮食安全始终是头等大事。而中国60%以上的人口以水稻为主粮，水稻育种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密切相关。

　　在耕地面积持续减少的趋势下，一些水稻育种专家将目光投向了中国近5亿亩盐碱地中可开发利用的2亿亩，投向了海水稻。继杂交水稻、超级稻之后，他们希望耐盐碱水稻能够实现量产，从试验田走入市场，成为“藏粮于地”国家战略的最新注脚。

　　盐碱地里长水稻

　　一眼看去，青岛市上马街道桃源河畔一片上百亩的土地，一片荒芜。5月间刚刚下过一场暴雨，地上还是光秃秃的，看不到多少绿色。

　　但走到近处就会发现，地里的土壤呈棕色或褐色，翻耕过的地里留有不少去年水稻收割后的秸秆。每块地的地头都竖着一块显眼的指示牌。1号试验田的牌子上写着：耐盐碱水稻筛选试验区——6‰实验组-1。

　　这里是青岛市城阳区与青岛海水稻研发中心（下称“海水稻中心”）合作建立的盐碱地稻作改良示范基地。海水稻中心的法定代表人、首席科学家，正是彭既明等人的老师——中国著名的水稻育种专家袁隆平。

　　根据海水稻中心提供的资料，整个桃源河畔的滨海盐碱地共有1.38万亩，均被纳入改良示范基地范围。过去，这片盐碱地的土壤含盐度最高可达9‰，基本失去了种植农作物的能力。现在通过土壤改良，盐碱地上重新长出了庄稼。

　　“说是海水稻，其实应该叫耐盐碱水稻。海水稻只是一种通俗的叫法。”海水稻中心副主任张国栋说，他们是在野生耐盐碱水稻的基础上进行研究，培育出能在盐碱地里正常生长的水稻品种。

　　试验田牌子上的6‰，是指用含盐6‰的咸水直接灌溉。因为中国的地表径流中，有很多含盐度在2‰-6‰的边际水，在传统农业中无法使用。而海水稻有望利用这些边际水，实现大规模农业生产。

　　今年，青岛的海水稻插秧比往年晚了一些。5月17日一场暴雨过后，天气才慢慢热起来，海水稻中心的工作人员也进入了一年中最忙碌的季节。

　　青岛市李沧区白泥地的海水稻中心的育秧田里，4月播种的海水稻秧苗已经长成葱绿的一片，看上去和普通秧苗没什么区别。4名工作人员头戴遮阳帽，穿着沾有黄泥的白大褂，踩着胶鞋，正将一株株秧苗从育秧田向试验田移植，后者的垄沟里灌满了浓度为3‰或6‰的咸水。

　　刚被插进地里，成群的麻雀就寻着香味飞了过来。一名工作人员说，经过大约130天的生长，这些秧苗就能孕育出下一代海水稻种子。

　　摆脱饥饿

　　在中国，粮食安全是最基本的民生问题。1936年四川大饥荒、1942年河南的大饥荒、1959-1961年间的全民饥饿都给国人留下了深刻记忆。

　　出生于1930年的袁隆平也经历过这样的饥饿。彭既明记得袁隆平常讲的一句话，大意是没粮食的时候，两个金元宝也买不到一个馒头。“老师是见过饿死人的，那种经历太痛苦。”

　　为了提高粮食产量，袁隆平尝试过西红柿嫁接马铃薯，却没有成功；想过研究小麦、红薯，但感觉前途渺茫。最终，他决心研究能让大家填饱肚子的水稻，认定水稻中的一些杂交组合是提高产量的重要途径。

　　1966年，袁隆平的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拉开了中国杂交水稻研究的序幕。7年后，他和助手李必湖育成三系杂交水稻，将水稻亩产量由300公斤提升至500公斤以上。又过了三年，三系杂交水稻在全国大面积推广，当年就种植208万亩，累计增稻谷2.5亿吨以上。

　　“但三系法程序复杂，制种环节多，成本高，选到优良组合的几率比较低。所以从1986年开始，袁老师又开始研究两系法。”青岛海水稻研发中心副主任李继明说，自1995年起，两系杂交水稻大面积生产应用，到2000年时，全国累计推广面积5000万亩，平均产量比三系增长了5%-10%。

　　不过，杂交水稻的研究过程中并非一帆风顺。1994年元旦，湖南某大学的一名教授完成了“玉米稻”研究，把玉米的基因转接到水稻上，利用玉米光能利用效率高的特性，提高水稻单产，袁隆平对这项技术十分认可。

　　但因为相关单位违规操作，玉米稻种子没经过大田试验，就进入市场卖给了农民，一向低调的袁隆平急了，担心盲目推广玉米稻会让农民产生大规模经济损失。当时还是湖南省政协副主席的他，向湖南省农业厅和湖南日报反映了这个问题，直言不讳地表达了自己的反对。

　　1994年的秋天异常寒冷，湖南全省秋收作物减产。湘北农民栽种的玉米稻也没能幸免，数千户农民集体索赔。“但是因为玉米稻没有通过品种审定就流向市场，属于违规操作，所以农民的损失得不到法律保护，有苦难言。”李继明说。

　　南繁北育

　　56岁的李继明是从1989年开始研究水稻的。育种学家到了他这一代，面临的问题是推广杂交水稻、研发超级稻。

　　上世纪80年代，日本最先提出超级稻概念，之后，全球水稻研究的权威机构国际水稻研究所也开展了类似研究。但由于结实率低、米质差、适应性不理想等原因，超级稻一直未能大面积应用。1996年，原农业部正式启动了“中国超级杂交稻育种计划”。

　　与媒体上各种“丰产”“破纪录”的报道不同，在李继明眼里，水稻育种是个漫长枯燥的过程。通常情况下，培育一个水稻品种要一代代杂交、一代代筛选，平均经过5-8代。

　　为了缩短培育时间，从上世纪60年代起，育种人员便在一年可种三季水稻的海南三亚建起了南繁基地，取育种过程“南繁北育”之意。每年十一二月，他们结束了北方水稻培育后，便马不停蹄地赶到三亚，利用这里得天独厚的气候，再繁育一季水稻。来年三四月间，当内地还被春寒笼罩时，南繁基地的水稻已经抽穗开花，在这里收获的种子又将被带回北方，下地播种。

　　在李继明的记忆里，上世纪90年代，他每年都是揣着腊肉去南繁基地的，从长沙到三亚要先坐绿皮火车到广东，再坐船过海，路上需要四五天。返程时，他会带着沉甸甸的水稻种子，由于初夏时节车厢里十分闷热，回到长沙时，种子已被自然烘干。

　　在三亚南繁基地，育种的水田不通公路，育种人员要骑着三轮车，载着上百斤肥料、农药在租住的宿舍和农田间往返。那里的日头毒，冬天也很晒，一群人每天都要赶在清早出门下到地里，中午回宿舍躲躲太阳，下午两三点后再接着开工。

　　“而且三亚的老鼠、麻雀特别多。”海水稻中心的顾晓振说，他们放在田里的稻草人，没几天麻雀就不怕了，每到水稻成熟期，稻田上全是一面一面的防鸟网。老鼠也很厉害，连水稻的根茎都啃。

　　2000年、2004年，袁隆平领衔的科研团队先后实现了超级杂交稻第一期亩产700公斤、第二期800公斤的攻关目标。2011年，第三期亩产突破900公斤。袁隆平曾说，“如果第三期杂交稻推广1.5亿亩，可以多养活7000万人口，相当于多养活一个湖南省。”

　　“藏粮于地”的新思路

　　超级稻亩产突破1000公斤大关后，单产提高之路还在继续，但难度已越来越大。一些科研人员将目光投向了原本不产粮的盐碱地，希望从这里开辟一条“藏粮于地”的新思路。

　　公开资料显示，中国的盐碱地总面积超过5亿亩，位列世界第三。它们分布在西北、东北、华北及滨海地区在内的17个省份，其中具有农业发展潜力的达到3亿亩。

　　在南方，广东湛江人陈日胜已对海水稻钻研了30多年。

　　在湛江遂溪的虎头坡海水稻种植基地，一百多个海水稻品种茁壮生长。和普通稻谷相比，成熟的海水稻高度超过两米，比人还高。人们常见大米是白色，而海水稻是深红色。

　　陈日胜是从1987年开始研究海水稻的。当年，他在虎头坡村租下13.3公顷临海滩涂，利用在海边芦苇丛中发现的一株野生耐盐碱水稻培育稻种，屡败屡战。

　　“早些年种海水稻的试验田，到了收割期，一亩地只有47株耐盐碱水稻活下来了。”陈日胜忆起当年的场景，说那些雇来施肥除草的村民地里看到绝收了，发工资的时候都不敢领钱。

　　直到1991年，海水稻品种“海稻86”终于定型，10个株系收获了3.8公斤稻种。陈日胜说，自己研发的海水稻抗倒伏性比较好，抗涝，“因为广东台风多，普通水稻被水淹没一周左右就会倒伏、严重减产。但海水稻不怕台风，受到的影响不大。”

　　后来，“海稻86”的种子被带到广东、山东、黑龙江、内蒙古等地继续试验，成为海水稻的“火种”。

　　在北方，2017年时，袁隆平的研究团队也对耐盐碱水稻发生了兴趣。那一年，袁隆平作为法定代表人和首席科学家，成立了青岛海水稻研究发展中心有限公司，希望将始终处于试验田阶段的耐盐碱水稻推向普通农户的田间地头，推向市场。

　　6月3日，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西缘的新疆岳普湖县，青岛海水稻研发中心和当地县农业局合作开展了第二次种植试验，种植面积从去年的80亩扩大到300亩。

　　去年，青岛海水稻研发中心新疆项目负责人鲁延付刚到这里时，试验田还是盐碱地，寸草不生白茫茫的一片。

　　资料显示，岳普湖县的土壤含盐量约在17‰，超过9成的耕地属于盐渍化土。海水稻中心盐碱地稻作改良处处长吴占勇说，他们特意把试验田选在了岳普湖，“一旦这里试种成功，在其他干旱、半干旱类型的盐碱地上就都可以推广种植了。”

　　为了搞定这块盐碱地，37岁的鲁延付带着4名“90后”从山东来到几千公里外的新疆。3月的种植季一到，他们每天早上都要从县城出发，开车到50公里外的试验田待上一整天。午饭通常是早晨出门时揣上的几个馕。

　　岳普湖县没有种植水稻的传统，当地人常吃的手抓饭，用的也是外地买来的大米。不产大米的地方，自然没人知道怎么种植水稻。鲁延付想雇佣当地人帮忙插秧、操作机器，还要先进行最基础的培训。

　　好在工夫没有白费。2018年10月，岳普湖县试验田海水稻实测亩产549.63公斤，超出了袁隆平最初设定的亩产300公斤目标。袁隆平现在的规划是，8年内，海水稻可以发展到1亿亩，产出300亿公斤粮食，多养活8000万人口。

　　亲历者说

　　饿过才知道粮食多重要

　　我叫陈日胜，研究了多年海水稻。我是1962年生人，母亲跟我讲，怀我的时候坐月子一天就二两米、一条小咸鱼，所以我现在身体都很差，主要是因为那时候营养跟不上。

　　我出生后，家里七口人。小时候，全家人一年最多也才分两三百斤谷子，相当于现在一个人一年的口粮，所以每次做饭的时候都是精打细算。全家吃饭时，地瓜菜叶米饭混在一起，纯白米饭过年的时候才有的吃。像我读高中的时候，如果能够吃饱一顿饭，那就是最大的幸福。

　　我有一个朋友，1958年的时候，他父亲把家里的粮票给他带去读大学，家里没有粮食，自己饿死了。跟我说这个的时候，他眼泪一下子就掉下来了，他说他父亲的身体本来是很好的。

　　我后来上学，想着将来可以自己种果树，就选了林果专业。1979年我读书的时候才知道，当时，中国平均每人每年才能享用六两水果，日本则是8斤。

　　上世纪80年代，大家都跑工厂里去上班，地很便宜。我花了2万多块，租了900多亩地搞了一个果园，同时也养猪养鸡，挣了一些钱。后来我研究海水稻，不是在体制内做研究，都是靠自己花钱。

　　有人问我，为什么要做这个不赚钱的研究？你要是经历过饿肚子的时候，你就懂了。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大家不用为吃饭发愁。但是我们这个年纪，知道挨饿的滋味，对于粮食真的是有执念。

　　■ 同题问答

　　新中国成立70周年最大的变化和进步是什么？

　　彭既明（国家水稻产业技术体系育种与繁育研究室岗位专家）：

　　我看到了水稻育种几次比较大的变化。第一次是1956年，育种家黄耀祥先生培育出第一个矮秆籼稻品种“广场矮”，水稻亩产提高了近45%。第二次是袁隆平老师研发成功三系杂交水稻，并大面积推广，平均产量比一般普通良种增产20%左右。

　　现在，我们希望做出真正符合水稻育种第三次绿色革命的成果，还要继续努力。

　　新京报记者 王文秋 山东青岛报道